文学论文 ：大话文学与消费文化语境中经典的命运[1]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 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 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文化2道德与政治力量, 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 外部”力量肆意打造的权力产品, 特别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 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 但是, 我们却也无法逻辑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要素(比如, 对象应该为何, 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 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 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 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 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 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 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比如, 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 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 经典是储存传统、维护规范的仓库。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 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从接受的角度看, 这种尊奉常常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方式——背诵; 而这种接受方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创作的基础(由此中国古代的创作论历来强调背诵先贤经典的重要性)。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 当然也是文化规训的重要方式(它与下文要说的“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 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 从“洗脑”开始, 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 然后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 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 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 山林的”、“ 古典的”文学, 实际上是要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 还曾有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 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 的觉醒, 居然始于对《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 他在这些经典中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如果说, 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 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 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 那么, 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 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时期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 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 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 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 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 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 世纪90 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 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 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 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 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 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 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 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 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君不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 各种宗教偶像的人像被制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廉价出售(甚至印制在文化衫上); 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 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 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 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 版语文》, 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 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 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