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北京大学与敦煌学(上)[1]
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开会, 是因为一百年前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 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两年后, 在中国西北偏僻的敦煌莫高窟, 由于处在底层的一个洞窟甬道中积沙的清除, 看守洞窟的王道士, 偶然在此甬道北壁上, 发现了一个塞满写本经卷、绢纸绘画的耳洞, 这个偶然的发现, 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又一件大事。在北大成立前后, 中国学术史上有四大发现, 即殷墟的甲骨、西陲的汉晋木简、敦煌的六朝隋唐文书、北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 从时间跨度之长和内涵范围之广以及1900年前后四大发现已有的材料来讲, 就中无疑以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最高。
由于清朝的腐败, 敦煌的僻远, 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术界所知。1903年视学甘肃的金石学家叶昌炽, 虽然接触到敦煌藏经洞出土经卷绘画, 但因为误信谣传, 以为藏经洞所出数百卷文物已瓜分迨尽, 因而失之交臂[1]。藏经洞所出文献和艺术品的精华,先后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1907年和1908年攫取到手, 运送伦敦和巴黎。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的真正研究, 起始于1909年伯希和携带所得敦煌文献中的部分精品来到北京, 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从此, 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孜孜以求, 一代接一代地加以探研, 取得丰硕成果。而北大的学者们, 在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里, 一直独领风骚。
本文是北京大学对敦煌学所作贡献的初步整理, 略按时间顺序分述以下事实。
1. 京师大学堂的学者, 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
1908年5月, 伯希和从敦煌出发, 东行到西安, 住了一个多月, 然后经郑州, 于八月到北京。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记:
伯希和到图书馆, 言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 渠挑出乙千余卷函, 有唐人《沙州志》, 又有西夏人书, 回纥人书, 宋及五代刊板, 奇闻也[2]。
或许是伯希和此次访京师图书馆时没有把原卷出示给缪荃孙, 因此缪氏只当作“奇闻”, 听听而已, 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伯希和由北京南下, 到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述职。
1909年5月11日, 伯希和由河内再度向北京进发, 目的是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普通汉籍。这次他的行笈中带着经过精心挑选的敦煌四部典籍、藏外写经、古文书、经帙等, 他显然对清朝士大夫们对什么感兴趣有深入的了解。6月初, 伯希和先到南京, 拜会了即将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两江总督端方, 并且在端方所获吐鲁番出土《且渠安周造寺碑》上题了字[3]。大概由于端方的介绍, 这位年仅三十出头的西洋学者, 受到了京师一批硕学鸿儒的盛情接待。当伯希和携敦煌卷子来京后, 罗振玉、蒋黼(一作斧)、王仁俊等前往其寓所抄录敦煌文献, 而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 如后来与敦煌学有关的王国维、董康、叶恭绰等人,都曾往观。9月4日, 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 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 还有董康、吴寅臣等, 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4]。而因病未能予会的罗振玉, 其时是大学堂农科监督。他们抄录的文本并做跋语, 及时刊出, 如同年九月二十五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的《敦煌石室真迹录》、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和蒋斧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和《沙州文录》, 以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他们抄录的文献, 包括《尚书顾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老子化胡经》、《摩尼教残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经史子部要籍和宗教文献, 还有关于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官文书及碑铭赞之类写本, 以及稀见的唐人拓本《温泉铭》、《邕禅师塔铭》、《金刚经》, 这批录文和研究札记, 构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如果说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 当不为过。
在招待会上, 恽毓鼎在致词中, 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 伯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 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 敦请伯希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 伯氏如约, 陆续寄到, 端方分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1年初, 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九种。1910年, 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 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罗氏又陆续编有《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等, 并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 成为贡献最大的敦煌学开拓者之一。此外, 罗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