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品文品与欣赏心态

篇一：浅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浅论人品与文品的关系

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就有"文品即人品“文如其人”的说法，《艺概·诗概》中也有“诗品出于人品”之说。世界的一些学者对这一看法表示赞同。18世纪法国学者布封在名为《论风格》的演说中 提出“风格就是人”的命题，认为风格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主的主观精神为根底，包括人的道德、品格、情感、胸襟、趣味等。从中得出的是人们对人品是否就是文品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其实要了解这两者之间是否有联系，首先我们先了解人品与文品的含义。何为人品，思想素质与道德修养归结一点，落实到每个灵魂深处，就叫人品。而文品指文章的品格和风格，即人品理论的变异与总结的不同阶段。从含义上来(转 载于: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人品文品与欣赏心态)看，人品与文品在某种程度上两者存在一定的联系。

主张文品与人品的统一是中国文学批评追求文学理想之美的集中反映。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确立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即“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孔子强调“诗教”，认为诗与乐可以对培养人的道德有巨大作用，而孔子的这一切都在其弟子和他一起整理的《论语》中体现，孔子的一言一行都被记录了下来，正是因为孔子自身对“仁”与“礼”的追求，对“诗教”的追求，他的《论语》，他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乃至现在都有很深刻的影响。

钟嵘，出生贫寒，“位末名卑”，做过一些小官，在门阀世族统治下很不得志，这儿主要要提的是《诗品》的创作。《诗品》之作正值中国文学艺术理论批评的一个空前活跃时期，对文艺家进行品评，是一种时行的社会风气，《诗品》之作的主要原因是钟嵘对当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现状的不满，为了树立正确的诗歌创作风气和提倡科学的文学批评标准，所以他在《诗品序》中尖锐地批评当时滥用典故、排比声律之弊。钟嵘在《评阮籍诗钟中》说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在此，钟嵘着重强调了诗歌是体现人的性灵的，是以抒发感情为主的，而提到性灵，与之联系密切的是明清的“性灵说”。其中袁宏道在给张幼于的信中说道：“至于诗，则不肖聊戏笔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世人喜唐，仆则曰唐无诗；世人喜秦、汉，仆则曰秦、汉无文；世人卑宋黜元，仆则曰诗文在宋、元诸大家。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已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不然，粪里嚼查，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在而不诗哉?不肖恶之深，所以立言亦自有矫枉之过。”对前后七子及其追随者的剽窃模拟文风，袁宏道确是深恶痛绝之极，对他们给予了剑客的讽刺与嘲笑。此时的性灵说提出的真、善、变、趣、奇，和钟嵘的《诗品》可以说是有着相似之处，他们都在文章或是个中表达了自己对世界、对事件的看法，对各自时代的 进行了批评。这些在我看来，达到了文品的要求，也体现了各自的人品。

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是中国传统的重要文学批评原则，韩愈曾作了集中地、全面的、深入的讨论。韩愈在散文方面，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以明道，注重实用的思想。“道”的具体内容，是指孔孟儒加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它融化在作家身上，就是要求作家加强有益于群体、社会的伦理道德修养，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由此看来，韩愈特别重视人品与文品的一致，认为作家要写好文章，关键是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修养，在《答李诩书》中，曾称赞李诩说：

生之书辞甚高，而其问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谁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谓望孔子之门墙而不入于其宫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虽然，不可不为生言之。生所谓‘立言’者，是也；生所为者与所期者，甚似而几矣。抑不知生之志：蕲胜于人而取于人邪？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邪？蕲胜于人而取于人，则固胜于人而可取于人矣！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他谆谆告诫李诩，“立言”即写文章之事，并向学生谈了自己学习写作的体会：“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同时，他还提出“气盛宜言”之论，这是继孟子“养气”论以后又一理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这里所谓的“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

格境界，也就是孟子所说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但孟子所说的“养气”是为了“知言”即考察他人的言论，并不是创作理论，而韩愈则将“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阐发的是创作的原理了。先道德后文章，人品与文品统一，这本是儒家的重要文学思想，至韩愈则对此作了更为 的阐发，进一步发展了这一传统文学理论。

文学好就不一定代表人品好，这在历史上不是不存在的。潘安是西晋文坛的三大家之一，古代四大美男之一，而且他还是个才华出众的大诗人。他从小聪慧，被乡里称为“奇童”，长大后善于辞令，长于铺陈，能诗擅赋，与陆机齐名，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称，梁代钟嵘的《诗品》列他为上品。他的悼亡诗，笔触细腻、情意真切，感人至深，后人写哀悼亡妻之作，皆以悼亡为题，他便是始作俑者。《闲居赋》是潘岳的代表作。此赋作于罢官家居期间，描写悠闲的生活，造句工整，行文流畅，笔调清淡，在当时同类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见《晋书·潘岳传》。后因称无职闲居为赋闲。如《官场现形记》第四三回：“吾兄在省候补，是个赋闲的人，有这闲工夫等他”。苏州代表性的园林拙政园的名字，也取自于《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此亦拙者为政也”之意。晋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 尤为后人不屑的是，潘岳与石崇争事贾谧，陷害愍怀太子。他“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媚态丑态，想想也令人作呕。“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干没不已乎！”岳终不能改。”（据《晋书-潘岳传》）。趋炎附势，利欲熏心，哪有他赋中写的“仰众妙而绝思，终优游以养拙”的高雅啊。最后，靠山倒了，自己也死于非命。西晋时儒家豪族的政权，一个寻常的世家，一个普通的文人，想要得到社会的承认，想要求得仕途上发展的小小机会，只能依附于豪门贵戚，但他的诗词。若淌如了政权的泥水中，及时他有美貌，及时他有属于自己的文采，那又怎样，也无法改变他的“恶”，也无法改变他在人们心中的“形象”，现在想想，的确是这样，想到潘安，永远不会想到 他的诗词。在这时，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文品显然跟人品没有多大关系。

要补充的是，古代所谓的人品与现在又很大不同，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们从伦理行为即所谓的封建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伦理纲常的观点出发，而这些封建观点就有可能导致对作家的人品及文作做出错误的评价（而这些评价随着历史的发展是错误的）。比如班固指责屈原“露己扬才”，“责数怀玉，怨恶椒兰”，认为屈原“非明哲之器”。一些批评家对李白的追随李麟，柳宗元参加王叔王集团都作出了批评，这些便带有封建伦理的偏见。

文以载道，道因文而生，文道相依，自古如此，有高的人品，才有高的文本。但是，却不能将人品与文品等同而论，既然这是批评文论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我们就要用批评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

篇二：论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复杂关系

论作家个体人格与创作成就的复杂关系 龚 炜

（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邮编400074）

自古以来，我们的写作理论和文学理论都十分强调人品和文品的一致对应关系，以这种对应关 系为最理想的境界，一般认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对应关系下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作品。前人的论述中， 这样的格言很多：

“诗品出于人品”。①

“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 ②

“天下吝啬人刻薄人狭隘人粘滞人俱不会作诗。”③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 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④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 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⑤

“做一个好作家也必须做一个好人；做一个伟大的作家也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人”⑥

其实，上述意思，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中就已经作了最简洁的表述：“凡作人贵直，而作 诗文贵曲”，这番话与刘熙载的“诗品出于人品”长期成为中国古代文论中公认的不争之论。

但是，我们的文学理论长期以来忽视了研究另一种情况：即作家个体人格与其文学成就不一致 的情况，这就使我们对作家成长规律的认识不尽完善、不尽客观，并导致了我们对作家人品修养的 难度和艰巨性的忽视。

翻阅一下古今中外许多作家的传记、史料，并审视现实生活中许多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创作经 历，我们就会发现，“作人贵直，作文贵曲”、“诗品出于人品”只说明了人品与所谓文品关系的一种 关系，但它绝不是对人品与作品思想、艺术价值关系的全面概括，它有它的片面性。作家人品与创 作成就的关系远不是用这样一句话就可以省事地概括的。况且“文品”这个概念也十分宽泛，十分复 杂，它既有美学的意味，也有伦理道德的意味，很难用一种不变的尺度去评价。传统的“文品”观 念也难免说不含有等级意识的影响，用它来评价古代赞歌可能是比较可行的，但如果要想“放之四 海而皆准”地评价所有的文学创作实践、尤其是用“文品”观念来评价现内涵日益复杂的当代文学作 品，就很容易机械化、僵化，不尽符合“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原则，不尽符合文学创作实际。 这样容易把道德范畴的“人品”和不尽属于道德范畴的“文品”混为一谈，认为它们之间有着简单的 因果关系，或只存在着一致关系，显然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科学精神。

首先必须充分肯定，“作人贵直”、“诗品出于人品”之说对作家、写作者提出的要求是很正确的， 但是，我们也决不能把理想当作事实，对作家、写作者的人力量作过头的美化与神化，至少有一小 部份作家不太符合“诗品出于人品”的原则，我们还得正视这个现实。

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非完全地、长久地对应、一致。鲁迅先生所说的只要是革命 者，则无论写什么都是革命文学，也未免太绝对化了，尤其是“喷泉、血管”之说，似乎还有一点 “唯成份论”的影子。随便从培根、鲁迅、杰克·伦敦、巴尔扎克等人的经历中，都能发现上述说法 有不符合事实之处。

英国的著名散文家培根，因其优美、深刻的议论散文、开创了近代实验科学而备受后世的尊崇。 1

生活中的培根并不像人们在《培根论人生》中看到的培根那样高尚：他为了爬上高位而出卖、诬 陷朋友，把朋友送上了断头台，最终却因贪污受贿案而被人告发，丢掉了官位，还坐了几年大牢。 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曲折、个性充满了矛盾，并不像他在文章中表现的那些内容那样纯洁、高尚。 但他的文章也并不因他的人生经历和所谓“人品”而减色。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少年时，用一成不变的某些培养标准去评价，那么，他简直是一个无恶不 作的顽童、一个“问题少年”。杰克·伦敦的父亲是一个酒徒，每天除了酗酒，就是打骂杰克·伦敦 那善良的母亲，少年杰克·伦敦从小就没有受到良好的学校和家庭教育，而且由于贫穷，他曾在十 几岁时就做了当地海盗的“小头目”，腰间插着两把手枪，带着一群人趁夜偷、抢渔民们打来的鱼； 后来又到法国边境行乞，因能飞身爬上当时世界最快速的火车而做了“丐帮帮主”；青年杰克·伦敦 由于受到阿拉斯加淘金热的诱惑，后来只身到阿拉斯加，也想发笔大财，结果，黄金没有淘到，倒 是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硬汉小说。杰克·伦敦的前期人生经历绝对称不上什么正派，但这并不妨 碍他的创作才能，反而对他的创作起到了深刻的促进作用。他还公然声称：“不为稿费而写作的作家 不一定写得出好作品，而为稿费写作的作家不一定写不出好作品”。他的这些言行估计都很简单地用 人品的好坏来衡量，但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却是公认的。⑦

作家人品和文品的关系实在是很复杂，绝不是一两个原则、一两个简单的结论所可以概括的。作 家人品与文品既有一致性的关系，也有矛盾的关系。一致的方面，前人已经论述得很多；而矛盾的方 面，我们要么是避而不谈，要么是绝对化地、简单地谈谈。因为一个作家，既然已经可称之为“家” 了，他们的作品往往就要广为流传，而且成为人们学习的典范（如选入大、中小学课本，一版再版）， 似乎就有必要“为圣人讳、为贤者讳”了。今天，随着我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我们都知道对功勋卓 著的老一代革命家搞个人崇拜、神化是不好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津津有味地神化作家呢？我们 对一些有历史污点的作家、作品尚且能够比较平心静气地研讨，那么，为什么不可以根据事实，对作 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作一番认真的探讨呢？为什么不可以对流传已久的一些“通说”来一番质疑呢？

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受着作家人格（心理学意义上的“人格”而非伦理道德范畴的“人格”） 的决定性影响，这“人格”即一个人（当然也包括作家）连续的、稳定的个人特质，它受着个人成 长经历、家庭影响、遗传因素、后天习得、心理气质的深刻影响。西班牙文学理论家乌纳穆诺指出： “所以能造就一个人，这是缘于统一性(unite)与连续性(continuity)的原则......记忆是个体人格的基础， 就像传统是一个民族集体性格的基础一样。”⑧大多数作家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都是十分曲折和 复杂的，一帆风顺、平步青云者很少。正如杜甫在诗中写的一样：“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没有曲折生活的磨炼甚至是折磨，没有内心的理想与痛苦（有理想的人比没有理想的人要多许多痛 苦），就没有灵魂的碰撞。而优秀的作家们常常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激溅起他们才华的浪花的。

一位作家，在成名前后受到的磨炼、磨折过多，经历常常会异于常人。而文学创作本身也绝非 一件轻松的事，它带给作家的痛苦有时不亚于生活带给作家的痛苦（高尔基就说过：“世界上最大的 痛苦是语言的痛苦”），这些复杂的心路历程，几乎肯定会给作家们的性格带来许多变化，也会使他 们犯一些错误、做出有悖于道德伦理的事来。下面，我们再举些实例。

法国著名小说家莫泊桑的一部小说选集，全部说明着莫泊桑的经历与生活圈子。我们一般对他的 《羊脂球》、《项链》、《菲菲小姐》推崇备至，但对他的其它小说则很少提及。其实，莫泊桑描写巴 黎妓女生活的小说很多，《羊脂球》、《菲菲小姐》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只因它们写得很有正义感、闪 耀着爱国精神，而堂堂正正地走入了我们的中学和大学教材。但《羊脂球》只能说代表了作家的最 高创作水平，远不能说它就能代表一个完整的、复杂的莫泊桑的全部。《莫泊桑小说选》的译者前言 忠实地介绍了莫泊桑不检点的生活：他几乎一直混迹于巴黎的腐朽糜烂的上层社会，最后染上不治之 症而中年早逝。莫泊桑的“人品”确实不值得后人效仿，但他观察生活、心理刻画的细致，却是令人 赞叹。此外，小仲马如果视“玛格丽特”如贱类，绝不与之来往，恐怕也写不出《茶花女》。法国人民没有苛求作家，他们至今仍把小仲马当年写给“玛格丽特”的情书珍藏在博物馆里，甚至还为玛格

丽特塑了雕像、作为城市的象征而永远纪念。培根若不是诬陷朋友并把朋友送上了断头台、因而良心不安、问心有愧，恐怕也不会对友情有那么深刻的体会；在元代统治者视文人为“臭老九”的黑暗时期，关汉卿经常出入于瓦舍勾栏，与沦落风尘的珠帘秀情深意长、结成了非常人可比的真诚友谊，写下了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 巴尔扎克一生都执着于经商，他无论是办公司还是出版社，都因不善经营而亏本、负债累累，饱经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世态炎凉和尔虞我诈，但他乐此不疲，《人间喜剧》的系列作品也因此才有丰厚的生活基础。我们可以断言：在个人奋斗者、野心家拉斯蒂涅（《高老头》中的主人公）身上，何尝没有巴尔扎克的影子？巴尔扎克与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为富不仁”大相径庭，却并非“无德”，也并非“不仁”，反而才华横溢、目光犀利，深刻地批判、生动地描写了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人间万象，令马克思极为赞赏！

周敦颐在《爱莲说》一文中曾礼赞荷花的“濯清涟而不妖，出污泥而不染”，一部份作家的人格、 生活经历的确如此，他们出身低微、命运坎坷、久居下层社会，但并没有染上什么恶习，相反却像 梅、兰、竹、菊一样，在清贫的生活中保持着高尚的人品，决不狗苟蝇营，令人钦佩。但我们也不 能否认，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与不那么高尚的生活大大有染，久居“污泥”之中，难免不受到一些 传染，但由于他们还是能够忠实于描写现实，所以能在很大程度上消减这种传染带给他们的负面影 响，从而写出优秀的作品。

许多作家的生活经历、个体人格极为复杂，因为生活本身就十分复杂，我们不能简单地以“高 尚”、“低俗”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来看待作家人品与文品的关系，这可能会使写作这件事情变得更 加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我们认为作家人格与文品之间只有一种绝对化的同构关系，反而不符合现实 生活状况，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不利于我们深入地研究作家的成长规律和创作规律， 甚至会使我们因人废言。“文革”当中这样的悲剧已经太多太多了。极“左”的思潮曾经使我们横扫 一切，把人类的许多优秀文学遗产打翻在地，营造了一个浩瀚的文化沙漠，这个教训值得记取。

值得指出的是，在古代中国，除了有“作人要直、做文要曲”之类的古训外，还流传着“文人 无行”的普遍看法。这是很奇怪的二元悖谬，是长期笼罩在文人头上的两顶帽子（高帽子和黑帽子）， 正是鲁迅所说的“捧杀”与“棒杀”手段。它使作家们要么自以为与众不同、高高在上，像浩然的 《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一样，“连肚脐眼那样的缺点也没有”；要么动辄得咎、胆战心惊。直 到今天，谁要是被人认为有“文人习气”，那等于是被判了道德和人品的“不及格”。一方面，我们 自古以来对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对能否达到这高要求不抱希望，干脆说一 声“文人无行”了事。在作家个体人格与文品的关系上，我们要么是全盘肯定，不考虑实际情况地 要求作家成为白璧无瑕的美玉，成为“高大全”式的楷模；如果你达不到这个境界，那很好办，对 你来个全盘否定就得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古人的言论中实在是汗牛充栋， 今天的大多数写作教材和文学理论教材也基本是全盘照搬了这些流行的说法，睁着眼睛不看事实， 如果不是抱着“为贤者讳”的动机，不是为了粉饰所想称道的作家，不是为了“神化”作家与文学， 那就是不开动脑筋，人云亦云。

一部《论语》，的确在很多方面奠定了国人基本的思维方式、提供了许多精辟的原则，后世文论 从中受益多多，但其中明显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满篇充斥着“君子、小人”的二元对立）也让后 人受制约非浅。孔子更多地是从文学的社会功能方面来认识、评价的，在艺术美、文学本身的特质 方面却显得很不够。《尚书·尧典》的“诗言志”、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之说, 几乎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圭臬；在认识作家人品与文品关系的问题上，在孔子的影响下，后世 文论形成了比较极端的一边倒的儒家文学理论体系，如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就影响深远。但是， 我们不要忘了，生活中的孔子本人也并没有履行他所说的许多原则：他杀少正卯是不义之举，想取 悦于阳货、南子是违心之举，终身奔走于庙堂之间也未必没有功利方面的打算。当然，有缺点的孔 子仍然是孔子，而且是真实的孔子，我们并不想以孔子本人的绝对化的标准，去彻底否定孔子的功 绩和为人――像“文革”中所作的那样。

作家到底是神还是人？王蒙说得很明白：“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

其实您百分之九十几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吃、喝、拉、撒、睡与 常人无异（如果不是更差的话），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 时侯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 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人家就越不‘尿’你。再别这样了，亲 爱的！”⑨

上述论述并不是要否定作家的人品修养，更不是要为那些人品并不那么高尚的作家开脱。恰恰 相反，我们只是想指出作家的人品修养的复杂性、艰巨性。一位作家如果既有美好的情操、清白的 个人履历，又能够才华横溢、优秀作品迭出，那是最理想、最好不过的事情；但是，我们也不能求 全责备，因为作家也是社会人，而社会本身就很复杂，它是一部很活的大书，作家不可能不受着时 代、社会的制约，其成长过程不可能不受到很多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的影响。这只能提醒作家，在 远远不像蒸馏水一样清纯的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物欲很易横流的情况下， 人品的修养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不易、多么的宝贵！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研究作家人格与文品的 不尽一致性，探讨作家健康成长的道路，把文学创作当作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件重要大事抓 紧抓好，加强对作家队伍的建设与引导，不断强调作家对自身人品的修养，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 “三个代表”的重要理论，尽力使我们创造出的精神产品“代表着先进的社会文化的前进方向”，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无愧于“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称号。“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 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和基本方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⑩。同时，更加尊重艺术规律，在“文学回归本位” 的时代大势面前，去除长期以来笼罩在作家头上的种种不实的光环或骂名，还作家、作品以本来面目， 真正切实地去研究文学创作的规律，研究作家主体成长、成熟的规律，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丰富人 民的精神生活，同时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完善作家自身的品德修养、不 断提高作家的艺术创造能力。

注释

① 刘熙载《艺概·文概》

② 李华：《四友斋丛说》，吉林人民出版社《古人论写作》）

③ 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见山东省作家协会、［

④ 山东师大编《中外诗歌创作谈》

⑤《鲁迅全集》第一卷404页

鲁迅：《而已集·革命文学》

⑥巴金：《燃烧的心》，见《巴金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

⑦《杰克·伦敦传》，香港青年出版社1980年

⑧［西班牙］乌纳穆诺：《生命的悲剧意识》，上海文学杂志社1986年

⑨ 王蒙：《天街夜吼·再说安详》，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⑩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1996年10月10日）

篇三：人品与文品

人品与文品

《未已斋》札记之二

2012-10-08 第09版：文化教育

作者：李秀潭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547

最近整理旧物，从书柜中翻拣出几件与康生有关的藏品。

一是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刊本《南史》，两函十二册。在卷一右下方钤“康生之印”篆书白文印及“康生”篆书朱文印各一方。

《南史》，唐李延寿撰。八十卷。记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历史，纪传体，无表志。作者根据其父所撰《南史》旧稿，删并而成，与《北史》汇合南北各朝历史，反映了唐初统一全国的历史要求。此书删繁就简，文字简洁易读，并增入四书以外的材料，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汲古阁”，明末常熟毛晋藏书阁名。毛晋，明末藏书家。藏书八万四千余册，多宋元刻本。所校刻书籍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曾校刻《十三经》《十七史》《六十种曲》等，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好钞录罕见秘籍，缮写精良，后人称之为“毛钞”。 二是颜真卿撰文并书的《唐钱唐丞殷君碑》拓本。

颜真卿是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褚（遂良），后师张旭。书风雍容壮伟，气势磅礴。苏东坡说他“雄秀独出，一变古法”，赞曰“诗止于杜子美，书止于颜鲁公”，开创

盛唐时期新风貌，世称“颜体”。故颜氏之碑皆为世人所重。康生在此碑拓本上题跋：“五六年夏赴杭州视察，杭州文管会同志赠此唐人碑拓，甚古雅精致，入藏吾室。康生”。下钤阳文印：康生。帖上还钤有收藏印“墨汁因缘”、“林中草堂”、“生白轩”等。 三是康生绘《墨菊》图朵云轩木版水印一轴。

该图水墨纸本，小写意画菊花一枝，仿清初八大山人笔意。题篆书款“晚节花香”。落款“国庆十周年，鲁赤水”。钤篆书白文“游戏”闲章。“鲁赤水”系康生笔名。将古代山东鲁国的名称作为姓，以“赤水”作为名。

康生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特殊人物。人们称他为“康老”，不是因为年龄，而是因为“资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就当上了江苏省委及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33年赴苏，出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成为王明的助手。次年，在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7年底，康生与王明、陈云同机从苏联飞回延安，被委任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中央社会情报部部长。延安整风期间，又被任为总学委会副主任，主任为毛泽东兼任。建国后，他又有中共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中央理论小组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头衔，有点像苏联时期主管意识形态的日丹诺夫。直至“文革”期间，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这5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康生窃据高位，挟政治运动之威势，以整人为业，以整人为乐，给党和人民造成极大灾难。延安整风期间他那篇《抢救失足者》的长篇

报告，流传全党，许多老同志至今谈起来，仍心有余悸。“文革”初期和中期，由康生分管的专案组有十几个，“审查”对象320人。其余30多个专案组，虽不由他分管，但他全部参与谋划和控制。据统计，在“文革”期间，被康生罗织罪名，直接点名以及由他批准诬陷和迫害的干部，就达835名。其中，有党和国家领导人33人，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以及解放军高级干部210人，其余470人，也多是老干部和各界知名人士。其害人数量之多，范围之广，危害之深，古今中外，实属罕有。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害人狂”，却又博识广学，精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人的爱好及本领，他几乎无所不通。年轻时他刚到上海，就因为擅长书法，被上海商业巨头、黑帮领袖杜月笙密友虞洽卿聘为私人秘书，专门撰写来往信函、拜帖、贺帖、吊唁信等。他左手右手都能写字。真草隶篆皆通，尤擅章草。他的书法被许多一流刊物用作封面题字，包括《文物》和《考古》杂志，以及一些画册和学术著作。日本书界对其书法颇为欣赏。称他为当代中国三个半书法家之一，而鼎鼎大名的沈尹默只算半个。大概因为沈字属馆阁体，缺乏个人独特风格。 康生还专长于绘画、篆刻。上海著名画廊朵云轩在上世纪60年代，曾把他花鸟水墨绘画木刻水印复制，进行商业出售。据传，他在画作上署名“鲁赤水”，有两重含意：一是“赤水”表示红色的革命洪流；二是与我国著名画家齐白石相对。在书画界，都知道康生自视甚高，对齐也不放在眼里，故起此名以对。

他特别有研究的是中国戏曲。京戏他不但懂，还会舞台实践。小鼓是京戏乐队指挥。许多老同志回忆，延安时期，纪念建党17周年文艺晚会演《打渔杀家》，江青饰萧桂英，阿甲演萧恩，康生就打小鼓。平日他还经常向人们谈起，看一个演员的修养，演戏水平怎么样，仅看出台水袖几摆就行了。旧社会说某人水平达到了“水袖功夫”，就是说好得不得了。他还经常校勘小说戏曲，并用硃笔批点，自称“今圣叹”。1958年夏，他曾就古典文学作品出版问题，专门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指出从明代至今，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文人学士，研究《西厢记》只知道“王（实甫）西厢”，而不去研究“王西厢”的祖本“董（解元）西厢”，不知道“王西厢”的精华和糟粕，甚至看不出“王西厢”文字上存在的笑话。譬如说“草桥惊梦”一折，这是几百年来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字，可是就在这一折“雁儿落”曲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绿依依墙高柳半遮，静悄悄门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叶风，昏惨惨云际穿窗月”。他指出，在一种刮着“疏剌剌林梢落叶风”的“清秋夜”里，竟有“绿依依”的柳林半遮高墙，这不是大笑话吗？由此一斑，可见他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

实践证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人，一般人望与文声都比较好。而康生偏偏精神恶浊，人格低下，有才无行。他工于谋权，拙于修身。为了提升自己的地位，不惜鱼肉良善，迫害他人，祸国殃民。他对权力的欲望，使之背叛了培育他的传统文化。为文和为人的抵牾，康生不是第一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二十

四史》中，如奸臣、佞幸、酷吏、乱贼等，中国正史的体例，无不有分门别类的章节。例如明嘉靖年间吏部尚书严嵩和其子工部左侍郎严世蕃，说是个文人，或者加上“著名”，也不为过。严嵩所书“六必居”及严世蕃所书“鹤年堂”金字牌匾，至今在前门大栅栏酱菜店和菜市口中药铺门前仍巍然独存。而其父子，淫贪误国，罪通于天，与桧贼齐名。

中国历史中，旧时文人都崇尚“道德文章”，讲究“立德、立功、立言”。从理论上讲，文人的“道德”与“文章”，“人品”与“文品”，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但几千年来，一些人在实践中做不到这一点。更有甚者，是文才甚好，而人品极差，文品为人品所累。 康生其人，就是一面镜子。足可为为官、为文者鉴。

篇四：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人品与文品”问题之我见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人品”与“文品”就一直被各种文人学者关注研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文品与人品一直是被统一在一起的，似乎是文品高者人品也是优者。不可完全否认这一观点，相传了几千年的观点必定是有其事实和依据的。

要探讨“人品”与“文品”问题，就是意味着要探讨“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品”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人的品行思想，也有个性，文化教育在其中；“文品”大概就是文章的品位风格，与“文风”相似。这样一来，结合中国古代将“人品”与“文品”统一的观点，人品与文品的关系，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文如其人”。“文如其人”出自苏轼《答张文潜书》：“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意思就是他的为人藏很深不愿让人知道，其实从他的文章中就能看出他的道德品行。

当然历史上认为“文品”与“人品”间存在着不可分割关系的远远不止苏轼一人。许多文人学者都在自己的文论作品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

早在西汉学者扬雄就在其《法言·问神》中这样写道：“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声画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动情乎。”简单地说，就是声画者，都是人内心情感的表现，因此是君子还是小人都能从中分辨。这与《毛诗大序》中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有异曲同工之处。而“文”又是由“言辞”组成，因而“文品”与“言”，“书”挂钩，那么“心”，“情”与“人品”挂钩，不难看出“文品”是由“人品”所影响决定的，“文品”表现着“人品”。

曹丕就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在这里曹丕特别强调作家个性对创作的重要意义。在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研究才能与禀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才能和禀性”与“文品和人品”在一定意义上是具有一致性的。从曹丕的思想出发，他主张“才性一致”，并且是性决定其才。而“才性一致”又与“文如其人”相一致。他在《典论·论文》中写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曹丕强调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是无法以人力改变的。显然这种观点是太过绝对的，至少我觉得有时候后天学习是不可忽视的，文气什么的也是能通过后天的熏陶学习而有所改变和进步的。但即有些片面，曹丕所提倡的“文以气为主”，要求文章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他在《典论·论文》中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等，对一些文人作品进行了评价，从作品中也能推出他们的一些品性。例如：“齐气”是指齐国人那种舒缓的习性在文章之中体现。那么，可以推测徐干身上是否也有舒缓这一习性。所以在我看来曹

丕的“文以气为主”就是作家在禀性，感情，思想，观念等各方面的特点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表现。这之中不乏也表现了“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文品体现人品，人品影响，甚至决定文品。

南北朝时期的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中，也有类似于“人品”与“文品”之间密切联系的论述。他在《体性》篇中这样写道：“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其中的“因内而符外”即若“文如其人也”，因此刘勰所说的“体”与“性”之间有着必然的某种联系。刘勰在《体性》篇中所要表现的就是文学作品的体裁风格与作家才性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体”不仅包含作品体裁类别，还包含了作品的风格特点。“性”则是指作家的个性和才能。这里“体”与“性”的关系又回归到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惰性。”其中“气以实志，志以定言”的观点与曹丕的“文以气为主”较为接近，但在对后天学习的观点上，两人还是各持观点的。刘勰认为“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砾，陶染所凝。”他认为作家的才力气质由先天性情决定的，同时也有后天的学习和环境的影响。这比曹丕只强调先天决定，无法以人力改变的观点是有很大的进步的。除了在《体性》篇中有谈到“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外，在其《风骨》篇中写道：“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总的来说就是指作品与志气一致。他提出的“风清骨峻”除了有一种艺术美外，还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一种清高廉洁，刚正不屈的人格之美。刘勰在《风骨》中还引入了曹丕的观点。其实刘勰和曹丕在“人品”与“文品”的认识上还是有其共通之处的。“辞为肌肤，志实骨髓”，可见“人品”藏于内，“文品”表于外，“文品”表现着“人品”。

唐朝李华也说过：“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从字面意思上解读有德之人的文章是好文章，反之则是差文章。虽然李华当时在《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大多提出的都是为文宗经的主张，并且觉得好的文章应当能够适应抑或改变社会。即使不是很明显地在阐释“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但在“有德之文信，无德之文诈。”中还是很简洁明了地表现出“人品”影响并决定着“文品”，“文品”中承载着“人品”。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在《诗概》中提出过“诗品出于人品”的论断，他十分强调作家的思想情感以及个人为人处世的品格在作品中的影响及其作用。因而“诗品出于人品”这个论断也成了他在文艺品评时的重要原则。刘熙载认为“诗品”反映“人品”，反映的是诗中的人品。当然刘熙载并不认为“人品”只反映在“诗品”上，他在《词曲概》中这样写

道：“苏，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词潇洒卓荦，悉出于温柔敦厚。”不难看出刘熙载的“诗品”因对象不同也可以说是“词品”。暂且将这些都归为“文品”，那么“文品”就是“人品”的反映。在文艺创作上刘熙载强调“作诗不必多，所谓肝胆真。”可见他对作家的自身要求是很高的。这从他的《艺概》中很容易就发现，他对品格高尚的作家的作品评价很高，而对于品行不端的作家的作品常有微词。

在我个人看来“人品”对于“文品”确实有很大的影响，甚至有决定性作用，但这种决定性并不是绝对的。“文品”能反映“人品”，但这种反映也并不是完全真实的，有时候“文品”所表现出来的与作家真实的“人品”是有偏差的。

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中有这样一首：“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仍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这首诗中的“安仁”就是指西晋的美男潘安，潘安不仅貌美，而且文采极高。二十岁时就以文美晋武帝躬耕之事，由于辞藻华美，洋洋洒洒，遭众人妒忌而十年未得升迁。潘安是权贵贾谧手下有二十四个谄友之一，他就排在首位。他的母亲经常劝他不要趋附不已，他虽然在口头受教，事实上却愈发不知足，始终改不掉。还出现“拜路尘”事件。他在《闲居赋》中所表现出来的超脱世俗，鄙夷功名利禄的形象与其本人的真实形象着实无法让人接受。最终死在了一场政斗中，还被“夷三族”。

唐朝诗人元稹更是一个典型的“人品”与“文品”不统一的代表。他曾在《诲侄等书》这样写道：“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知之乎？”可是又在《寄吴士矩五十韵》中这样写道：“······将军频下城，佳人尽倾国。媚语娇不闻，纤腰软无力。歌辞妙宛转，舞态能剜刻。筝弦玉指调，粉汗红绡拭。予时最年少，专务酒中职······”他一边对后辈们说，自己朋友虽多，但从不去烟花喧闹之地；一边又用诗歌书写着他的年少轻狂迷恋红尘。这样的人前背后的教育让人看得觉得很是可笑。元稹的妻子韦从在他三十一岁时去世了，他写了《遣悲怀三首》，《离思五首》来悼念亡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他一边用着这世间至大至美的事物来悼念亡妻，表示任何人都不能取代她；一边又很快娶了新娇妻，还纳了妾。虽然很不耻他的行为，却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诗作确实是佳作，不仅辞藻华美，意象灵动丰富。 其实历史上“人品”与“文品”不完全统一的文人大有人在，所以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就认为“人品”决定“文品”，“文品”反映“人品”。有时候“文品”会超越“人品”，或是“人品”落后于“文品”。但“人品”与“文品”之间的关系依然是是十分密切的，我们要去辩证地，全面地看待，不能片面地，不变地去看待。因为我觉得影响“文品”的因

素远远不止“人品”。时代精神，社会背景，作家的身世背景，个人经历，接受的教育等等。无论是哪个因素对作家文品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当然一些古代的先进学者也是有提到这些方面的，像刘勰就提到了后天教育的影响；李华则是将其与社会和政治联系在一起，刘熙载提到了要注重个人的修养等等。古人尚已有如此的认识，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就该更冷静客观地去分析对待“文品”与“人品”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简单地用“高尚”，“低俗”来简单地对作家的“人品”，“人品”下定论，而是要结合各方面的因素，理性看待，客观对待。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去理解古代文论中真正的“人品”与“文品”之间微妙而又强烈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2.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资料选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3. 孙英：《古典文学理论之最》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4.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出版，2004年版

篇五：试论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试论书品与人品的关系

书法作品是人带着一定的情感创作出来的，是受人的心意所支配的，所以离开人的作用，就谈不上什么书法作品。历史事实表明，人品的高下，决定着书品的贵贱，人品与书品密不可分。

一书如其人。“书如其人”是清代书家刘熙载继承并发展前人“书为心画”之说，提出来的一个著名论点，他在《艺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人可以通过书法表达自己的气质、性格，寄托自己的情思、向往和追求，即古人所说的“达其性情”；还可以通过书法表现自己在特定状况下的感受与情绪，即古人所说的“形其哀乐”。书法作品就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书家思想感情的烙印。正如唐代张怀權所说“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

刘熙载说“如其学，如其志”。的确从一幅书法作品中能看出作者的学识和才气的，一个胸无点墨、毫无素养的人能写出富有书卷气和金石气的作品来吗？在书法课上要不失时机的教育学生，学好书法，写出具有较高水平的书法作品，首先要学好文化知识，积淀雄厚的知识素养。一个缺乏坚强毅力和锲而不舍精神，不肯勤学苦练的人，是写不出功力深厚的字来的。

“书如其人”的说法，同我国书史上不少著名书家的实际情况，也是基本上相符的。孙过庭从王羲之的多种作品中能观察到他在书写时情绪的不同变化：“写《乐毅》则情多拂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怪虚无，《太师藏》又纵横争折，及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虞世南为人沉静寡言，字也写得萧散虚和。苏东坡学识渊博，性情豪放，其书也纵横挥洒，沉着痛快。沈周为人宽厚平易，字里行间便洋溢着长者风范。多年的书法教学中，初中阶段的学生呈现出这样的规律：男生贪玩，参加兴趣小组的少，即便学书法的，也表现出浮躁的特性，笔画也不精到；女生安静，参加兴趣小组的多，习字时更沉稳持久，笔画更细腻精致。

二心正则笔正。据《新唐书》说：唐穆宗问柳公权什么是最好的用笔法，柳说“心正则笔正，笔正乃可法矣。”这一论断强调了人品的极端重要性。它对于端正书风，发扬正气，产生了良好的社会作用。首先，它鼓励学书的人在不断提高书艺的同时，重视道德品质修养，做一个书品、人品俱高的人。人们经常称颂的大书法家颜真卿，立朝刚正，安史乱中，高举义旗，在叛军面前，英勇不屈，以身殉难。他的性格特征在其书法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创造了一种方严正大、雄浑朴拙的书风，前人赞其书“端劲庄持，望之如盛德君子”。其次，“心正则笔正”之说，主张论书要兼论人品，强调善书还必须人品高，其作品才能为世所珍。正如宋代苏轼所说的：“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宋代的蔡京，其书法水平本在苏轼、米芾之间，但因他是个奸臣，祸国殃民，诬陷忠良，后人便让蔡襄代替他，把他摒除在宋代“四大书家”之外。他亲笔写的《元佑党人碑》，也被人砸得粉碎。

傅山的《作字示儿孙》诗，一开头就说：“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

孔，笔墨不可补。”他强调人品最要紧，如果书家的道德品质高尚，他的书法也就会有奇古的格调；如果书家的道德败坏，他想用书法艺术的成就来弥补其人品的缺陷，那是不行的。因为一个人品行不端，光凭写一手好字，人们是不会把他当作好人的，他的书法作品也不会得到人们的珍重。就当前而言，一个书法家的言行，决不能违背国家利益和社会道德，也不允许拉帮结派、损人利己、假公济私、追求个人名利等不道德行为。作为一个书法教师，应以继承和发扬祖国的书法艺术为己任，不搞有偿家教，不以书法谋私利，甘愿做学生成长的铺路石，潜心钻研书法艺术，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创新书法风格，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法教师。如果有人认为书法家，可以不重人品，只管练得一笔好字，以博取名利，那是极其错误的。对于学生来说，课堂上在向其讲述书写方法的同时，更要注重多讲古代书家的高尚人格，让学生在领略书法风采的同时受到思想的熏陶，并达成这样一个共识：书品重要，人品更重要。

三练字如练人。练字，乍看起来，好像再简单不过的活计，但细细玩味却有另一

番春光秋意。我们的汉字，通俗也叫方块字，所以毛边纸无论尺寸如何，其中的字格都是正方形，做人是不是也该方方正正、稳稳当当？

练好字，要具备“三法”：笔法、字法、章法。笔法就是运笔的方法。如“点”

画，写得要如高山堕石，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说话办事只有抓住要点，才能顺利妥当。“横”画，用笔须平，如锥画沙，力要均匀平稳，不可操之过急。教育学生何尝不是平和温馨？撇撇如钢刀，须力到笔端，不可中途停顿换气，练字犹如书写“撇”画一样，需持之以恒，有坚强的毅力和非凡的耐力。“竖”分垂露和悬针，无论哪种竖画，都要求垂直竖立，否则就是不合格的，做人同样如此：永远保持耿直、诚信的态度。

字法，即结字的方法。练字，掌握笔法只是基础，，如何将点、横、竖、撇、捺、

折、钩、提这些部件有机合理的捏合成一个个美观漂亮的字，更加重要。比如：“峰”字，“撇” 画忌与“山”相撞，须从“山”下穿过去，“撇”才舒展有力，这就是避让法。同学间发生矛盾，双方需互相谅解，相互退让，切不可针尖对麦芒。三点水，要上下呼应，势如流水，倘若三点呆立，各自为王，缺乏连贯，字体就没有了活力。一个小组的同学要相互关心、团结一致，才具有凝聚力和上升力。章法，指一幅作品的整体布局与安排。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相互呼应照顾，布列要大小相间、疏密得当、润枯相安、快慢相合、首尾呼应、气脉相通做到了这些，才算是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

美 术 鉴 赏 与 批 评

艺术设计学院美术学二班 张曦文 10126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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