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基层矛盾纠纷的解决对策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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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立足于基层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开始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以竞争和利益导向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具体来说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由于社会变革的加剧，利益格局的调整，农村村情民情的复杂化，导致基层矛盾纠纷有明显增长的趋势，突出表现在换届选举、征地赔偿、环境污染、婚姻家庭、干群关系、劳动用工等方面，并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群体化、疑难化等特征，单靠以往单一的矛盾纠纷解决办法已经难以满足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解决的需求。因此，建立和健全立足于基层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使纠纷得以及时、便捷、公正、妥善解决，对于基层的社会稳定、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基层矛盾纠纷的新特点

农村基层的矛盾纠纷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特别是在当前我国改革开放力度、强度、深度的进一步加大，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农村基层的矛盾纠纷更是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具体表现在：

（一）矛盾纠纷客体复杂化。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农村发展不均衡，经济结构、知识构成、思想观念、传统习惯、宗族房姓等各方面的差异性致使农村矛盾纠纷客体的复杂化。矛盾纠纷的形式已由过去的“一因一果”转变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或“多因多果”，矛盾纠纷形成的原因多，形成的过程复杂，导致的结果严重，也增加了基层矛盾纠纷解决的难度。

（二）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随着阶层、群体的分化和社会分工的逐步细化，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乡镇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阶层。基层矛盾纠纷的主体正由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由过去仅限于村民与村民间的纠纷，发展为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与企事业单位、村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

（三）矛盾纠纷类型多样化。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信息化和基层民主进程的逐步推进，必然会触碰到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引发更加复杂的矛盾纠纷类型的出现。农村已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的、经济的、行政的多种纠纷类型。目前农村矛盾纠纷既包括家庭、婚姻、抚养、赡养等传统类型以外，还包括土地承包、林权权属、征地赔偿、农民负担、乡企改制、劳动用工等新型的矛盾纠纷类型。

（四）矛盾纠纷规模群体化。随着农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加强，维权意识的进一步强化，加上不少群众“法不责众”心理的驱使，农村矛盾纠纷涉及的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群体行为逐渐呈现出自发松散型向组织策划型发展，并容易做出情绪化、过激化、暴力化的举动。

（五）矛盾纠纷调处疑难化。新时期下，由于农村矛盾纠纷所表现出来的多类型、大批量、多元化和复合化等新特点，增大了对其调处的难度。有些矛盾纠纷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缺乏政策、法律依据，有的是跨地区、跨部门，有的是较多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及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更是增加了处置的难度。

二、引发基层矛盾纠纷的原因

农村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为广大农村带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大大地改善了农村的条件，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但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矛盾纠纷形式，引发这些矛盾纠纷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思想的、经济的、机制的、社会的、法律的等各方面因素。

（一）诱发基层矛盾纠纷的思想根源——价值观和人生观偏差。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农村改革力度的不断深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民的思想意识和民主意识都发生了很多变化，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来的一些腐朽思想，如唯利是图、见利忘义、一切向前看等思想的不断侵入，加上农村普遍存在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淡薄，很容易便受到外界影响和鼓动。另外，随着农村发展的日益加快，区域发展不协调，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利益分配不均衡，资源配置不合理，继而引发心理不平衡，当这些不平等得不到调整又得不到帮助的时候，就很容易引起矛盾纠纷的产生，甚至是群体性事件或者恶性事件的发生。

（二）诱发基层矛盾纠纷的经济根源——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采访时指出：“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将会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随着社会管理方式和管理机制的不断变革，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各种群体、阶层不断分化，不同群体、阶层的权利和利益被不断唤醒和强化，在有限社会资源前提下，一些群体、阶层的既得利益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势必发生利益冲突。特别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掌握着资源的支配权，有些甚至将资源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