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农村社会“权力寻租”与农民“话语权”的缺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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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想要摆脱贫穷的现状，关键是要抓住向上流动的机会，然而处于下层的农民群体如何流动?教育也许是唯一的出路。解决“下流”的矛盾，关键是给社会成员提供公平的向上流动的竞争制度。然而，现实社会中，固化的利益局排挤其他群体的加人，部分农村既得利益者已经将子女的户口迁人城市，贫穷大学生失业现象更多，没有所谓的“后台”是比较难以进人公务员行列的。那些优惠“三农”的政策，是农民致富的重要社会资源，同时也会为一些掌握一定权利谋取私利的人提供获取私利的机会。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可以算是农民逐渐参与政治的机会，但农民的实际参与却不高，在农村的选举过程中，地方的“财主”拥有较强的势力.村委会和地方政权组织的干预性仍较强，贿选和非法行为普遍。一些地方的村干部选举，可以说是借农民的手，打着“民主大旗”，把贿选办的冠冕堂皇一些。机会的边缘化，广大农民没有实际的发言权准得贿选这种恶劣现象循环延续。
四、“敢怒而不敢言”，农民话语权受到压制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以百姓的“父母官”的身份出现，给农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压抑，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话语表达。按照传统文化习俗，父母是不可以被反驳的，且父母都是为儿女着想的。但部分地方父母官，聊以“衣食父母”的美名，却做着违背民意之恶事。但干群关系永远不会像村民斗殴那样激烈，因为一遇到事情时，人们就会想着“官官相护”、“民不可与官斗”等，人们内心的不满只能是压抑，不会产生很大的爆发力。现在农村一些干部的畸形和异变是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的最重要原因，当然我们并不排除一些群众的误解。千群关系的紧张其实质是农民争取权利的反映。乡村一些干部经常大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主要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为圆满完成上级的任务，而不顾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农民的承受能力。农民对此不满，但农民想说不知道怎么说，农民想说没有地方说，农民想说又多数不敢说。陷人贫困底层的农民有时处于被排斥在社会主体之外，得不到社会其他群体一样的机会，在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机制可以完全有效的辅助之前，他们就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时下，我国农民的贫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村社会权力寻租和农民话语权的缺失;权力的寻租使得原本属于农民的机会失去了，造成了更大程度的贫富差距，而话语权的缺失使得农民的诸多权益和想法无法表达，由此成为社会的边缘阶层。
解决农村社会的权力寻租问题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社会监督与惩罚机制，使得寻租者无机可乘，让乘得时机者的收益远远小于他们所得到的惩罚。改变农民话语权缺失现状，需要弘扬正义公道，调整失衡的话语权力分配，增加弱势群体的话语权，消弱强势群体的话语霸权。解决上述问题，应在全社会尤其是农村，健全法律法规，严格整治执法不严现象，形成强有力的违法必究机制;提高农民素质，加强农民自我维权意识，建立地方农民维权组织;实行乡、村政务公开制，增强政策透明化，谨防农村“市场前的权力分配”;广泛利用大众传播媒介的宣传力量，谨防信息的“闭塞不通”与“暗箱操作”增强农民参与民主监督的意识，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基层党组织与政府的监督，使广大农民正真享受应有的权利，享受到党的优惠政策，享受到改革发展的社会成果。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