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势群体调查报告(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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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使农民工本身也出现了“二次分化”，那在原来意义上的农民工分化为若干职业群体后，作为其中一个统一身分群体的流动农民再次分化，形成若干类别群体或等级群体。比如在从事收破烂这一职业的农民工中，就分化出沿街收购和挂牌站点收购二种级别，然而，由于自身文化素质、技术水平以及户籍制度等原因，大部分农民工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分散于城市的各个角落，用各种方式维持着自己最基本的生活。
　　一、长春市农民工弱势群体的生存境况
　　在访谈到的民工中，年龄都偏大，最小的岁，最大的已有多岁。他们均已结婚并且有了小孩。有的农民工甚至在市里买有住房，但大部分租赁房屋，这成为整个家庭的一个主要支出（每月元）。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弹棉花、修鞋匠、收破烂、泥水工、清洁工，……但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他们的职业均为城市居民不屑从事的脏累、低贱而挣钱少又无任何保障的工作，并且他们的收入取决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生活状况，因而，他们的收入很不稳定。从事弹棉花的农民工说：“现在大家的生活都不怎么好，被子能盖就凑合着，不来弹了”“挣的钱比以前少多了。”泥水工说：“建筑队的活太累了，工资又低，又时还不能按时发”，“很想换个事做，但是找不着。”一般而言，这些农民工的月收入平均在元左右，这其中要支付包括水电费在内的各种费用。食物支出占绝大部分，其次是教育费用，住房的房租（如果租房住）。医疗费用几乎没有，有病就先挺着，实在不行就先买点廉价的药顶着。居住在社区中的农民工一般家庭负担都很重，可谓上顾老、下顾小。已婚进城的农民工，很多人将孩子交给老家的父母，因而自己在城市生活的同时，还要支出一部分寄回老家补贴家用；更一部分人虽然将孩子接到城市，但庞大的教育支出却更令他们一筹莫展。另外，由于农民工所从事的完全是“个体”性质的行业，因而没有任何从单位给予的保障；同时他们的农业户口，使他们被排除在城市居民外，没有享有低保的权利；第三，贫穷的生活使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参加任何一项社会保险，因而，这些城市的“边缘人”处于种毫无保障的生活状态，他们面临的是居无定所、微薄而不稳定的收入以及不断恶化的生活条件。
　　面对如此恶劣的状况，为什么这些农民工还要在城市继续忙碌下去？否认，中国的人口流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以修鞋匠为例。他的湖南老家人均耕地只有分，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根本无法养活自己。现在在城市修鞋，每月除基本花销外，还可以寄些钱接济家居。在城市里固然艰难，但在农村却更加艰难，这是农民工甘于在城市最底层吃苦受累的最主要原因。实际上，农民进城，最其本的特征无非是寻求就业，增加收入。
　　二、社区中农民工的心理特征
　　社会认同是社区生活是否有归属感的主要指标。斯密斯在探讨国家认同的时候指出，构成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历史的经验及其所经常活动的地域范围。他所谓的历史经验就是人们共同活动的经历，包括相互交往的经历。也就是说，社会认同是建立在社会交往之上的。另外，还能从是否参与当地社区的集体活动上以及体现。当然，社区认同更多的是一种主观意识和感受。流动人口对流入地区是否有认同，既取决于他们对当地社区有没有一种家的感受，又取决于当地社区是否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成员看待。在受访的农民中，他们虽然居住于社区内，可是他们根本就无法融入社区。首先在于社区本身就没有将他们作为社区成员看待，社区为居民提供的服务他们基本无法享有，他们出现困难，在社区内也无法获得帮助；当地居民视他们为外地人，对他们有限多消极评价（比如影响社会治安）；最重要的当地政府对这些农民工的态度，没有将他们与当地人一视同仁。清洁工说，政府管理部门把他们“当作外地人”，一些管理部门在处理问题时偏袒本地居民、欺负农民工；弹棉花的说，他最大的希望时政府能给他提供一个生存空间。他不指望能给他提供优惠条件，只希望别提出苛刻条件限制他的经营，给他一个普通市民的待遇就可以了。
　　鞋匠则认为，希望政府“不要歧视我们，不要看不起农民”。客观的排斥，限制了他们主观上的积极性，对社区的集体活动，他们基本上不参加，与邻里街坊也很少交往，在心理上，“总觉得没有家乡人亲”。也就是说，他们否认了对社区的认同。在心理上，这些农民工成为城市的流浪者，生存成为他们的唯一目标，精神上的归属已成为一种奢侈。在这种情况下，不能不令人担忧：对那些已在城市有定居意向的农民工来说，他们从哪里才可获得人作为人的基本需求？在未来的生活里，他们该怎样适应这个城市，融入这个城市？
　　三、社区中农民工的尴尬境地
　　农民工在社区内的生活是一种夹缝内的“真空”状态，他们既是政府的“管制”对象，又是被政府排除的对象。在维护社会治安，整顿城市建设，打击偷税漏税等类似活动中，农民工是政府关注的焦点；但在享受社会保障待遇方面，农民工过的完全是一种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