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论文：“中庸学”研究评述（1995—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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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评述汉代以降中国儒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总体上，我们会由衷地感到，学者们对先秦儒学的研究无不从经学的角度切入和展开，思想家们无不通过注解或者阐述六经的方式著书立说，而其代表作，则亦无不为“经传”或者“经注”。于是乎，一部经典往往会被不同时代、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们所一再注解甚至于注上加注，谓之“义疏”。与此同时，注疏的版本太多，自然也便又有了所谓的“集注”以及“集解”之类的书[1]。而且，今天看来，从总体上说，“汉代以来的经学与先秦的原典儒学至少在形式上是一个东西”[2]——而且，即使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因不能为人获知而业已消亡，则自然也绝不会因此而全部丧失其本身的核心理念以及丧失其应有的真实与伟大。当然，对此，我们更无法损益或增减其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内在的意义及其不可亵渎的魅力、伟岸与庄严。论文论文参考网

今天看来，先秦儒学经典的确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轴心——它不仅是在当时的思想世界曾一度被冠之以“世之显学”[3]之盛名，而且也在2000多年的中国社会历史长河中亦堪称为“理论基石”之美誉；与此同时，它甚至还可以说是一弘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 “源头活水”，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乃至当代的许多重要思想，无不可以从中找寻到其最初的原型和生长点，由此而构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特有思维方式，并由此而最终形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伟大民族精神。对此，历史似乎已早有定论，那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4]此之谓也。此外，这亦如今本《大学》引“汤之盘铭”之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是新”。然而，又“新”在何处呢？对此，紧接着，《大学》之中，更明确地指出：“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这到底叫什么话？以今观之，所谓“无所不用其极”，难道不是充满着令人作呕的贬义吗？其当为士人君子们所不齿才是，又如何可以认作是君子所为？

其实，无疑也正是这样一种对以往所提供的内容的不断消化、吸收和理解，才能够为我们提供对影响现在乃至未来的过去的洞察。其中，生动的批评与真正的鉴赏，又无疑乃是今天的我们得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持续不断从那些一去而永不复返的人类天才资本中所能够提取到的一笔笔高额的利息[5]——然而，其中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却是，时至今日，却人自不觉；既如此，又徒唤奈何？然而，长达百余年的积习与积淀，又怎么可能在一夜之间轻而易举地改得掉呢？

一

先秦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应当说是一部先秦儒学的发生期或酝酿期。如果没有这个前期发生或酝酿阶段，那么即使汉代无论如何不能也不可能突然就搞出什么经学来的。而此间的所谓儒学，则又可称之为“原典儒学”或者“孔学”[6]，当然，亦可称之为“礼学”；与此同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之所谓的“礼学”，在本文看来，实际上，似乎并不是什么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然亦并不是孔子及以其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什么天纵之智、突发奇想而是有源有流、源远流长。它近则大概可以说是对源自于孔子个人对夏、商、周三代之“礼”的因革损益、薪火相传，而远则大概亦可以说是对源于先秦儒家对尧、舜、禹三王之“道”的有益扬弃与强烈诉求——这段厚重的历史，即使时至今日，依然可以触手可知。

《论语》之中尝有言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7]；与此同时，《中庸》之中，则亦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至于《孟子》之中，则更有言明确地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8]。对此，清代儒者罗振玉本已有所论断：“非三代为然，三代以上莫不皆然。”[9]其中，所谓“中庸”者，则又似乎可以说是孔子对古已有之的所谓先王之道的最完美的损益、最深刻的批判以及最全面的总结和承继。此外，这亦有如孔子本人之所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0]并且，由此而具体在子思、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们那里，不断地被存在与延续、发展和更新，更由此而最终逐步形成为先秦儒学，乃至于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所固有之最崇高的理念、最终极的依据、最基本的方法与动力，以及形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之本身。它可以说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亦可以说固守本位、不失本心，更可以说是恰如其分、恰到好处，以至于今日仍生生不息，绵绵不绝。

二

汉魏经学应当说是先秦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其中，汉代经学，在本文看来，则当首推作《论六家要指》的司马谈以及于作《春秋繁露》的董仲舒，而我们则尤赞赏于其中的后者。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也许董子本人在仕途之上并不算成功——这是因为，他似乎并不像公孙弘那样的“白衣卿相”，成为众多儒者“靡然向风”的象征性人物[11]；当然，他也不像是叔孙通那样的“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12]。然而，他作为行政管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