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论文：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与广东画坛新旧之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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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反西化」潮流

　　自十六世纪起始，中国社会剧烈变动，传统社会垂老僵化的肌体酝酿变革勃勃生机。西方文化传入推动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在内因和外因结合力量推动下的社会变革进程至二十世纪仍然继续，规模和速度超过了前代。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诸多领域波澜壮阔的变革，构成百年中国社会璀璨绚丽的历史图景。

　　在接受外来影响的同时，民族文化亦从自身立场出发抗拒外来文化的传入。在「传入」和「抗拒」的交流和互动过程中，民族文化实现创造性转换，呈现出新的现代文化的生命光彩。古今中外不同民族历史上文化「传入」和「抗拒」的交流和互动屡见不鲜。通过这种创造性转换，三世纪至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日本文化得以展现「民族的」和「世界的」风貌，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中国人视本国为「天朝上国」、华夏为「礼仪之邦」，视夷戎蛮狄为化外之民。儒家文化「夷夏之辨」观念深入人心，「以夏变夷」乃天经地义之事，「以夷变夏」则大逆不道、万万不可。这种以为「世界中心」的自大心态，在遭遇西方文化强大冲击后往往发生扭曲，成为偏激的「西化」和「反西化」潮流的思想基础。「西化」论者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强势和优势，试图将西方文化（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等）全盘移植中国，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态；「反西化」论者多看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缺陷与不足，否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普世性，以民族文化自诩，力图「存亡续绝」，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民族传统文化来抗拒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些由于救亡图存现实选择的需要而产生的片面认识，是二十世纪「西化」与「反西化」潮流汹涌澎湃的重要原因。

　　十九世纪中期以来民族危亡的加剧使中国社会 「反传统」倾向日益强烈，不少主张变革的人物提倡「墨学」、「法家」等传统文化中的边缘文化或异端文化，以反对占据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此时的「反传统」倾向并不等于「西化」。即使维新变法运动的激进派人物思想倾向也未能脱出「中体西用」的范畴，他们主张「一切制度，悉从泰西」1、「唯泰西者是效」2， 却坚持「非废我教而行彼教也」3，并不存在「文化认同」的困惑。 二十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西化」潮流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强有力地动摇了数千年民族传统文化。新文化运动参加者站在彻底的、毫不妥协的「反传统」立场，以明确的「西化」态度，破传统文化之「旧」，立西方文化之「新」，数千年中国第一次出现了「文化认同」的问题。「五四」 新文化运动认同西方文化、否定民族传统文化的破旧立新态度，激起「反西化」潮流高涨。

　　二十世纪中国美术的「西化」和「反西化」潮流，大致经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结束了数千年封建专制制度，西方文化大量传入中国，来自西方的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西方美术亦在此时予中国传统美术极大冲击。正如俞剑华当年所说的那样4：

海通以来，国人震于欧西物质文明之盛，而西洋画亦相偕以俱来。西画虽亦不废临摹，但以写生为正规，国人之崇外心重得，以为凡洋必优，于是奉西画为神圣，鄙中国画为不足道。 　　

　　袁世凯复辟帝制，封建政治制度倡狂反扑，与政治制度复辟相呼应，文化艺术领域涌动「尊孔复古」逆流。康有为等人成立「孔教会」，「请定孔教为国教」，扬言「国体虽更而纲常未变」，坚守封建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抗。在北京、上海、广州一些城市，遗老遗少多以「传统」、「国粹」相标榜，组织画会社团，极力推崇以「四王」为代表的明清「文人画」，鄙弃西洋画为不伦不类。美术领域「西化」与「反西化」的斗争通过对待「西洋画」与「中国画」的不同态度表现出来。「五四」新文化运动标志中国社会变革进入思想文化的深层领域，高举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旗帜的「五四」新文化猛烈冲击标榜「纲常名教」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旧文化，通过「东西文化论战」，「西优东劣」论战胜了「东优西劣」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继之而起的「全盘西化」思潮开辟了道路。

　　 「五四」新美术运动提倡西洋画，批判中国画。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倡言「美术革命」，矛头指向以「四王」为代表的明清「文人画」。「美术革命」揭开了新美术运动的序幕，新美术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术革命」推崇的西方写实艺术观念和表现手法，给予中国美术家以极大的影响。 西方写实美术开辟了中国现代美术的新路。陈独秀倡言「美术革命」与胡适倡言「文学革命」相呼应，不仅是文学艺术形式的变革，强有力地动摇了传统文化结构，改变了数千年中国文化艺术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