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近代中国的“社会与国家”：研究回顾与思考（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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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社会与国家”/市民社会/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 受市民社会理论影响而形成的“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近10余年的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之中，不仅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野，而且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薄弱环节，同时也开辟了某些新的研究领域，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全面深入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对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的应用还需要更进一步加以完善，从“社会与国家”的新角度开展对中国近代史更多相关专题的实证研究也有待进一步加强。

　三、“社会与国家”理论分析框架适用限度的辨析与再思考

　　尽管有学者不断提出质疑，甚至是比较激烈地批评将“市民社会”理论和“社会与国家”的理论框架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但上文的介绍已经足以表明，借鉴和应用这些新理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明显的积极作用。概括地说，这种积极作用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

　　首先是为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无需讳言，在我们以往多年的历史学研究中，比较突出地存在着理论比较单一、视野比较狭窄、思路也不宽阔的缺陷。其结果是导致对一些重要问题的探讨，常常局限于单个的层面上，难以从不同的层面进行多维度的考察与分析，实际上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发展。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的恰当运用，对于拓宽视野、开阔思路，促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无疑具有明显的作用。例如近代中国商会研究之所以在近20年异军突起获得迅速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成果显著的热门领域，即与研究者在理论与方法上的不断创新有着密切的关系。简言之，起初的商会史研究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史分析框架，主要只是注重商会的性质以及对待革命的态度与行动，忽略了商会更为重要的经济和社会职能，随后“传统与近代”、“现代化理论”、“社会与国家”、“社会网络结构”等理论的相继引入，不仅使商会史研究日益全面和深入，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城市史、经济史、社会史、现代化史等诸领域的进展，也推动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45].这一事例表明，伴随着新理论的运用与新视野的开拓，所产生的是具有学术创新性的新成果和学术研究的发展，对此当然应该给予肯定。

　　其次是弥补了过去的一些薄弱研究环节，同时也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所谓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其真正作用就是通过提供新视野，促使研究者形成新的问题意识，或者是从新的角度去探讨老课题。赵世瑜、邓庆平在论及“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对社会史研究的影响时曾经指出：“以国家与社会这一理论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分析性话语，使得各种选题分散的基层社会研究具有了相对统一的理论指向和更为深刻的问题意识及更加广阔、宏观的研究视野，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既是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又是中国的社会史研究走向整体史所迈出的重要一步。”[46]类似的积极作用当然不仅仅是在社会史研究中有所体现，在其他的研究领域中同样也是如此。另外，“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还促使研究者拓展了学术视野，开始探讨过去较少涉及的许多新领域，并取得一批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例如上文介绍的对茶馆、公园、博物馆等有关社会公共活动空间的考察，对地方社会民间结社议事的分析，对民间报刊、公共舆论及其影响的探讨，对自由职业群体的兴起以及与国家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等，都是近10余年来受“社会与国家”理论分析框架的启迪而开辟的新研究领域，也弥补了近代史学界过去在这方面研究的薄弱和不足，这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显然颇有裨益。

　　再次是有利于帮助近代史学界对一些老课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和丰满。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问题以前虽不乏研究成果，但并不意味着对这些问题不需要再进行新的探讨。而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探讨，如果在理论、方法和史料挖掘等方面缺少创新，就难免和过去的研究成果重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目前，这种无创新性的所谓史学论文比比皆是。运用“社会与国家”这一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帮助研究者带着新的问题意识，从新的切入点对一些老课题进行新探讨，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现象。例如有关“五四运动”的研究成果虽已为数甚多，但从公共舆论如何影响国家外交的新角度进行探讨，就使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并帮助我们对“五四运动”的历史有了新的了解。有关法律史的研究成果过去也是数不胜数，但从习惯法与国家法的互动考察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使法律史的研究另辟蹊径，从而获得不少新认识。运用“社会与国家”理论分析框架对清末地方自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的研究，也都有类似的效果和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近10余年来将“社会与国家”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虽然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效，但从开始到现法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