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一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动态报告(1998-19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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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

　　 一、尹湾汉简：1993年，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六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简牍，内容涉及西汉末年政治、经济、军事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近年来，有关此方面的论文不断问世。199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连云港市博物馆与中国文物研究所合编的《尹湾汉墓简牍综论》一书。其中所收录的27篇论文，着重于对简牍内容的综合研究，包括对简牍所见上计、行政建制、官吏除迁、盐铁生产、兵器管理及汉赋等的论证考述。其中不乏高水平之作。该书同时还收录了对尹湾汉墓出土文物进行研究的文章。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于此的文章散见于其它杂志。《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了高大伦的 《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一文，对《集簿》中所列户口资料提出了疑问。作者参照现代人口学理论，从"户口及户与口的比例"、"获流"、"人口性别比"、"老年、少儿人口及老少比"、"高年受王杖的问题"、"老龄化问题"六个方面对《集簿》进行了考察，发现东海郡女性人口偏多、老年人口偏多。作者认为这当是与汉代赋税义务有关。因为按规定，服各种劳役、兵役的都是成年男性，因此，在户籍统计中向上级多报女性人口、老年人口的做法就可以达到隐瞒丁口数目，以逃避服役或贪污税赋款的目的。《集簿》中虚报户口的问题反映出西汉中期以后，国家控制力减弱，官场腐败开始表面化。一般来说，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因属第一手资料，容易被研究者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该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既不轻信其中的统计数字，又能从虚假的数字之中发现真实存在的问题。
　　《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1期发表了朱绍侯的题为《<尹湾汉墓简牍>解决了汉代官制中几个疑难问题》的文章。他认为尹湾汉简的出土解决了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以下几个问题：1，确定了乡里与亭邮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系统的机构。2，可以确定"三老"是荣誉头衔，而不是在编乡官，更不是乡官中的第一把手。3，理清了国与邑的机构建制和吏员编制。还说明了汉代地方盐铁官，属于与县平级的独立机构。《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还发表了他的另一篇文章：《<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资料》，作者根据《尹湾汉墓简牍》所记，发现了一些反常现象，如：东海郡都尉的官秩高于太守、东海郡有12个小县也设有两个县尉、东海郡的官职提升多与镇压山阳铁官苏令暴动有关、东海郡武库储存有过量兵器等，从而得出《尹湾汉墓简牍》是东海郡非常时期的档案文献的结论。

　　二、民族史及中外关系史：《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刊载了王素的《沮渠氏北凉建置年号规律新探》，该文所谈的的北凉是指河西沮渠氏北凉和高昌沮渠氏北凉两个政权。前者为所谓的五胡十六国之一，后者为前者的流亡政权。这两个政权四位统治者所建年号，或者与出土文献不合，或者为传世文献漏略，曾经引起很大争议，国内外研究成果甚多。有的研究者因为沮渠氏北凉在自建年号之外，还曾奉用过大夏真兴、承阳两年号及北魏缘禾、太缘两年号，所以认为北凉使用了两套年号。也的研究者发现了北凉自建年号的规律，如以下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三组六个年号：玄始-承玄，义和-承和，建平-承平，显然有规律，"承"均可作继承解释。王素发现在这三组年号中都有中断，如玄始、承玄间中断了5年，义和承和间中断了5年，建平、承平间中断了3年。作者发现前两次中断都是因为其间采用了大夏的真兴、承阳两个年号或北魏的缘禾、太缘两个年号，第三次中断则是因为河西沮渠氏北凉灭亡。由此作者得出了新的认识：北凉自建年号中所用的"承"字并不仅仅是继承之意，更主要的是为了抹去自身曾臣属大夏、北魏的丧权辱国的历史，抹去其间曾经国破家亡的历史。该文的新贡献不仅在于澄清了在北凉年号问题上的混乱认识，更重要的是，它提醒人们注意年号设置中所蕴含的政治文化涵义。 199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黎虎所著《汉唐外交制度史》。全书50万字，共三编，上编为汉代外交制度，中编为魏晋南北朝外交制度，下编为唐代外交制度，分别从外交决策制度、外交专职机构、外交关涉机构三方面对上述三个时期的外交决策制度进行了研究。作者在具体讨论之前，首先对中国古代外交发展史的发展阶段做了划分：第一，先秦时期，其主要特点是外交基本上是在中国本土范围内进行的。第二，汉唐时期，其主要特点是打开了通往世界的道路，进入了与域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新阶段；第三，宋元明清时期，其主要特点是盛极而衰，并逐步由古代外交而向近代外交转化。在这个大背景下，作者进而又对汉唐外交与此前的外交做了进一步的对比，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外交主要是配合兼并战争的一种权宜之计，还没有成为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汉唐时期，外交的巨大发展，促进了外交制度的确立和完善。主管外交的机构，已逐步发展为国家政权机构的重要部门之一。作者还指出，在中国古代，最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