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论文：“五德终始”说之终结——兼论宋代以降传统政治文化的嬗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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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以阐释政权合法性为目的的五德终始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经过宋代儒学复兴的冲击，被宋儒以道德批评为准则的正统论取而代之。但五运说的残余影响仍长期存在，直到明代，朝野间仍在继续讲求德运。五运说在宋代所面临的危机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种共同境遇。宋代知识精英对五运说、谶纬、封禅、传国玺等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清算，从学理上消解它们的价值，从思想上清除它们的影响。宋儒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当时是高调的、前卫的，但到元明清时代就变成了普世的价值观。传统政治文化的这一变迁轨迹，向我们指引了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基本走向。

关键词：宋代 五德终始说 正统观 政治文化 谶纬 封禅 传国玺

　　自秦汉直至宋辽金时代，五德终始说一直是历代王朝阐释其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框架。“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1]但宋金以后，沿袭千余年的五运说最终被逐出儒家政治文化的主流而趋于消亡。这一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刘复生教授已为此提供了一个初步答案。[2]其实，五运说的终结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若将它置于宋代以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所发生的一系列虽不那么引人注目但却发人深省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之下去审视，或许对这个看似费解的问题会有一种更加圆通的解释，同时也可藉此把握宋元明清时代思想史的大体走向。

一、宋儒对五运说的消解

　　当五德终始说风靡于世的先宋时代，几乎看不到有人对它提出过什么质疑。[3]宋儒对五运说的反动始于欧阳修。在北宋中期儒学复兴的时代思潮影响下，由欧阳修发起的正统之辨使五德转移政治学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欧公早年所作《原正统论》，称五运说为“不经之说”、“昧者之论”，而在其晚年改订的《正统论》中则对它展开了正面的批判：“自古王者之兴，必有盛德以受天命，或其功泽被于生民，或累世积渐而成王业，岂偏名于一德哉？……曰五行之运有休王，一以彼衰，一以此胜，此历官、术家之事。而谓帝王之兴必乘五运者，缪妄之说也。” [4]刘复生教授指出，“欧阳修的《正统论》在理论上宣告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5]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欧阳修究竟是如何从学理上消解五德终始说的？
　　《正统论》被饶宗颐先生称为“古今一大文字”，[6]它在正统理论上的一大创造就是“绝统”说。《正统论》下篇曰：“凡为正统之论者，皆欲相承而不绝。至其断而不属，则猥以假人而续之，是以其论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若不符合这一正统标准，则被排斥于正统王朝之外，是谓“正统有时而绝”。但对于绝统的认定，欧公前后的说法有所不同。早年所作《正统论》七篇仅将西晋亡国之后至隋朝统一之前列为绝统，至其晚年重订《正统论》时，又将三国、五代也纳入绝统之列。
　　绝统说从根本上动摇了五德转移政治学说赖以成立的基础。邹衍之五运说建立在对宇宙系统的信仰之上，其基本理念是五行代替，相承不绝。后来刘歆创立的闰位之说，也无非是为了弥合德运的断层而想出来的补救办法。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布衣赵垂庆建言当径承唐统为金德，朝廷百官提出的反对理由就是：“五运代迁，皆亲承受，质文相次，间不容发。岂可越数姓之上，继百年之运？”[7]明人指摘五运说的漏洞，谓“世不常治而运无停机，……五行之运，一息若不继，则天道坏矣”。[8]故主五运之说者，即便在天下大乱的分裂时期也非要寻出一个正统来传承德运。欧阳修的绝统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彻底否定了五德终始说的理论体系。
　　关于宋代正统之辨在史学史上的意义，前人已做过不少研究。[9]在我看来，这场讨论的最大收获就在于，它第一次将王朝的更迭由“奉天承运”的政治神话变成了“居天下之正”的政治伦理问题，这是宋代史学观念的一个重大进步。传统的五运说以数术的方式来推定人间政权的正当与否，“依天道以断人事之不可断者”。[10]为顾全德运的连续性，很少从道德层面去考虑“统”之正与不正的问题。而宋儒的正统之辨与前代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那就是除了大一统的政治前提之外，特别强调道德认同。与欧阳修同时代的名僧契嵩，曾经这样表述他的天命观：“《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所以明天命也。异乎后世则推图谶符瑞，谓得其命也；谓五行相胜，谓得其德也。五胜则几乎厌胜也，符瑞则几乎神奇也……”[11]契嵩的天命正统观凸显出强烈的道德诉求，并且将其批判矛头直接指向五德终始说。
　　可以肯定，这种价值取向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是五运说最终走向消亡的一个重要因素。不过，宋儒推崇道德旨趣的正统观念对于世道人心的潜移默化，要到明清时代才看得比较清楚。在五运说的全盛时期，政治家强调得天下以正（这个“正”不是指手段的正当，而是指来路的正统），即看重政权的合法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