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论文 ：焦仲卿与卡巴诺夫形象比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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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古代诗歌《孔雀东南飞》中的焦仲卿和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戏剧《大雷雨》中的卡巴诺夫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的男性悲剧形象。封建宗法制社会共通的历史文化环境，造就了他们类似的性格特征和人生境遇。本文比较分析二者共同的性格特质，探索其悲剧性格的成因，进而阐明这一性格在特定社会中的普遍性。

【关键词】 焦仲卿 卡巴诺夫 悲剧性格

　　在漫长而沉重的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妇女是挣扎在最底层的受苦受难的群体。她们的地位最低下，命运最坎坷，是人们直接同情和关注的对象。然而封建意识形态对男性的束缚和压迫也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精神更压抑、人格更扭曲，故而人生也有着惨痛的一面。《孔雀东南飞》中的男主人公焦仲卿和《大雷雨》中的男主人公卡巴洛娃夫便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中的两个典型的男性悲剧形象。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诗前有序文：“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没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这是一曲基于事实而形于吟咏的悲歌，在我国广为流传。
　　无独有偶，一千多年以后，俄国戏剧家阿·尼·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著名剧作《大雷雨》（1859）中，再次以凶悍婆母与贤惠儿媳之间的冲突为主线，描写了宗法制家庭中的一幕婚姻悲剧。故事发生在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小镇上。活泼纯真的少女卡捷琳娜嫁到富孀卡巴洛娃家里，备受婆婆卡巴洛娃的欺压虐待，丈夫卡巴洛娃夫明知母亲不对，也不敢袒护妻子。卡捷琳娜从丈夫那里得不到精神上的安慰，爱上了另一个青年鲍里斯。在一次大雷雨中，她感受到极大的宗教恐怖，向婆婆和丈夫坦白了自己和鲍里斯约会的事，结果受到婆婆更为严厉的折磨，她再也不能忍受，终于投河自尽，卡巴洛娃夫只得抱着妻子的身体而恸哭。
　　在上述的两场悲剧冲突中，男主人公焦仲卿与卡巴洛娃夫虽然有些个体上的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扮演了恭顺的儿子和懦弱的丈夫的角色。他们的性格缺陷，不仅加剧了女主人公命运的悲剧性，而且也使自己遭受了无可挽回的毁灭或损失。本文将对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心理作比较分析，探寻其所蕴含的独特意义。
　　
　　一、焦仲卿与卡巴洛娃夫的性格缺陷
　　
　　焦仲卿和卡巴洛娃夫都是封建宗法制社会中传统男性，他们的品性是善良诚正的，为人处事恭顺温和，审慎克制，遵循着既定的社会秩序和礼法规范。在婚姻家庭生活中，他们能够用情专一，尽到做儿子和丈夫的本分，这些都使他们区别于那些花天酒地的纨绔子弟或胡作非为的奸猾小人。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宗法制社会的道德理性和价值取向也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和束缚，使他们失去了那种敢做敢为的勇气，失去了炽热旺盛的个性张力，变得瞻前顾后，妥协逃避，表现出明显的性格缺陷。
　　在作品中，焦仲卿和卡巴诺夫虽然都是新婚不久，也都爱着自己的妻子，但是当专横暴戾的母亲刁难、迫害贤惠善良的妻子时，这两个扮演儿子和丈夫双重角色的男人都不约而同地把尊亲事孝——敬畏和侍奉父母放在了首位。在他们看来，妻子再好，其在家中的地位毕竟还是卑微、从属的，她们的心态和感受也能忽略不计了；何况大男人应该致力于仕途的腾达或家业的振兴，儿女私情是羞于启齿的。于是，他们逆来顺受，妥协忍让，明知母亲不对，也不敢理直气壮地为妻子辩护，更不敢指责母亲的无理。他们与妻子之间的那一抹温情，就这样变得脆弱而不堪一击了。
　　当然，在母亲风刀霜剑严相逼的过程中，焦仲卿也不是一点儿没有抗争：“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娶”，然而，面对“槌床便大怒”的专横暴戾的母亲，他长跪与哀求的抗争方式显得那么无力，不起任何作用。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忘记按封建礼法行事——先恭敬地拜别母亲，再回房去抚慰妻子：“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为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府。”在既不敢忤逆母亲，又无法为妻子做出公正决断情况下，他选择了逃避——回官府上班，扔下妻子一人独自面对凌辱和难堪。他对妻子所说的日后“必相迎娶”的话，不过是一种遁词，于实际无补。
　　如果说焦仲卿的软弱还不失正直的话，那么卡巴诺夫的软弱则透着自私与消沉了。对寡母卡巴洛娃，他唯命是从，服服帖帖，不敢有一丝的违背，像个被掏空了思想的人。虽然他也爱着妻子，可怜妻子，但母亲剥夺了他爱的权利，使他欲爱不能，只得对妻子若即若离。面对母亲的凶狠野蛮，他束手无策，只能一次次地让卡捷琳娜忍耐，甚至在受到母亲的指责时，把怨气撒到妻子身上。卡巴洛娃强迫卡巴诺夫按她的意愿教训妻子，卡巴诺夫尽管心里不忍，还是鹦鹉学舌似的把母亲的话重说了一遍，为了逃避母亲和妻子，他常常借酒麻醉自己，一旦有文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