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文：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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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反思
地处文化边城青岛，信息、资料有限，只知王彬彬一篇《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引起一场热闹的论争，却不知就里。直到前不久收到人大复印资料，才得以拜读全文。读后，我久久地陷于深思之中。王彬彬挑起的这场争论可能已经平息，但王彬彬凭他“正义”的激情，说出或表达了一代青年文人的义愤，却触发了我对当代中国文人“心路历程”和中国现实社会道德与人文价值重建问题的反思。这的确是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远远超出围绕王彬彬的这场论争本身。但要将这些问题揆理清爽，却必须心平气顺不动肝火，将个人是非置于度外。这似乎只有旁观者方可作到；这似乎只有将争论气氛淡化才能作到。正因如此，笔者不自量力，在此围绕“历史的误读与道德的偏执”问题将自己多年来思索的一些观点陈述出来，作一“迟到”的反思。所谓“迟到”，不仅仅指对王彬彬的这篇文章，而更指文中所涉及的原本是一些早该廓清的问题。因此，行文中难免涉及的萧乾和王彬彬，并非针对他们个人文章是非的评价，而大都是作为“共名”运用并借以阐述或贩卖本人观点的，因为本文的题旨是对道德和历史的反思并非是参加什么论争。 上篇：历史的误读

萧乾先生关于吕荧事件的评述，涉及他对有关说真话的道德认识，而王彬彬批评否定了他的这种认识。但俩人在问题“真”、“假”本身上并没有分歧。他们都是基于今天的清晰的是非标准评价那场事件的。萧乾是从他个人经历反思中得出他的道德标准结论，而王彬彬的批评则产生于他由此而对当代中国历史或更准确地说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误读，即认为中国“聪明”的知识分子或其中的萧乾们应当为“前改革”年代悲剧承担道德责任。产生这种误读的不仅是王彬彬这一代人，而可能是整个“后”““文革””时代人。他们的“审父”情结难以解脱的痛苦，正源自他们父辈缺少“自审”意识的麻木。从这个意义上，我的确很理解王彬彬们。但批评他的父辈们过于聪明过于世故过于圆滑却是批评错了。恰恰相反，他的父辈们当年可能比他们今天更单纯、更幼稚、更“崇高”。这正是中国当代文人心路历程悲剧之渊薮。要认识这一悲剧渊薮，我们首先需要的是历史的批评而不是简单的道德指责。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产生于“五四”之后。以传播西方现代文明包括马克思主义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作为民族解放的前躯，他们塑造出了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的刚正群象。但为什么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当然是极“左” 路线下的“社会主义”）后，同样这些知识分子， 面对吕荧这样的事件却突然个个成了连真话都不敢讲的以至为“身家性命”而纷纷抛弃“原则”、“正义”的懦夫了呢？不亲历或不深入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是读不懂的，是很容易得出他们群体怯懦的结论的。但如果我们了解了那一段历史，结论便可能完全不同了。这里的关键首先是要了解放前后知识分子身份地位和精神状态的变化。
解放前进步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使命，他们对自己是民族良知和社会正义、民主、进步精神代表身份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横眉冷对千夫指、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凛然正气，不仅得到进步知识界的喝彩，而且受到广大觉悟工农的敬佩。当其时，知识分子的道德尺度与革命尺度是同一的，是非界限是清晰的，知识分子阵营也是（相对）团结的。因此，进步知识分子为崇高真理献身时，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价，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亲友同志的精神人格都并不受折磨。而解放后（改革前）则不同了, 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不仅自己前述种种正义代表身份被剥夺了，而且在新的“正义”、“真理”、“原则”的名义下，已经被置于受改造受批判甚至被嘲弄的地位——今天依然可以从电视上看到的电影《刘三姐》，便是在阶级斗争的故事框架中，对知识、知识分子“臭老九”形象尽情嘲弄的“样板”。这时，“革命”的道德原则与知识分子恪守的道德的尺度彻底错位了。知识分子的队伍必然地分化了。象吕荧事件所表现出的是非决不象王彬彬今天所认识的那样简单，只是一个敢不敢说真话的问题。让我们把当时的特定情境还原一下。
首先是前提。一方面，胡风是已定性的“反革命分子”，这是由代表正义的“组织”和伟大领袖判定的，而反革命意味着反对人类进步、反对崇高的真理、反对伟大的祖国等等 ；另一方面，入会的知识分子是进步或要求进步、 革命或要求革命的、追求崇高真理和热爱伟大祖国的。其次是任务。组织上要求后者揭发批判前者，最低要求也是划清界限。在这样的情境中，对知识分子行为的道德评价首先要看他们对客体（事实）真象的认识，其次看他们的动机，最后看他们的行为，并依此为据分为两大类若干种。Ⅰ大类是知道或看清事实真象的，清楚胡风是冤案；Ⅱ大类则不知或看不清事实真象，完全相信对胡风的定性。这一类相对说来比较简单，他们批判胡风是反革命，既是说真话又是捍卫真理，遵循革命道德当时良心也不受谴责。复杂性在于Ⅰ大类，他们又可以分为五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