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试从《伤逝》解读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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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牛明慧][论文网站][论文摘自：北方文学·下半月2011年4期]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易卜生热”的大背景下，鲁迅先生以《玩偶之家》的终点作为起点，创作了姐妹篇小说——《伤逝》。本文试从创作背景、人物性格，并联系鲁迅先生的小说功用观，探究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结尾的必然性，以期解读鲁迅先生蕴含其中的对于爱情与婚姻的自我拷问。
　　关键词：伤逝 鲁迅 子君 许广平 新式爱情
　　
　　《伤逝》是鲁迅先生唯一一篇婚恋为题材小说。从主人公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可见五四个性解放潮流下，鲁迅对女性、对爱情、对婚姻的冷静思考。于字里行间的情感流露中，也不难读出先生对尴尬的“三人行”婚姻的自我剖析。
　　一《伤逝》创作的社会思潮背景
　　1918年，《新青年》设《易卜生专号》，刊登胡适等翻译的《玩偶之家》，并由此在社会上掀起一股“易卜生热”。据茅盾先生在1925年的回忆，“那时候，易卜生这个名儿萦绕于青年心胸中，传述与青年的口头，不亚于今日之下的马克思和列宁。”
　　当时中国社会中心任务是把“人”从封建桎梏中解救出来，高举“民主”“科学”推崇“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1]的精神。而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恰好契合了五四文坛“文学革命、妇女解放、反抗传统思想等”的思想需要。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借娜拉之口猛烈抨击“不讲理的法律”“不合用的宗教”，抛出“究竟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的疑问。[2](p149)鲁迅在《伤逝》中借子君“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应答“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二《伤逝》中先生的小说观和社会观
　　鲁迅小说观的核心是强调小说对社会的作用。“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旧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虽然主要作品及成就都偏重于实用性质的杂文，但鲁迅的笔绝不是只能尖刻批判的。先生创作小说，将文学艺术的功用自觉地和启发群众的觉悟联系起来[3](p61)，并尽毕生之力为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而不懈努力。
　　对爱的思考贯穿了鲁迅的一生。先生有着最多的爱，但绝不是无条件的博爱论者。他的爱里不仅有理解与宽容，更有“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4](p299)的原则。
　　三《伤逝》中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的形成原因
　　单纯的子君为爱情坚强而决绝地背弃了家庭，也凭此震动了涓生的灵魂，使他有“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说的那样的无计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①子君性格中的缺陷
　　同居后，子君不复反抗家庭阻力时的魅力。旧思想的束缚使子君心甘情愿地变为整日家长里短，安于平庸琐屑的生活，将“别的生活要义”都忘却的传统主妇。可见子君性格中仍残留很严重的“妻性”，从未试图为构建“夫妇是伴侣，是共同劳动者”的新型家庭关系而努力。
　　②经济负担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涓生在失业以后逐渐认识到“大半看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特别的人生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要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这时的涓生俨然鲁迅的代言人：维护爱情的权利，却并不主张爱情至上。可引用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来表达对爱情应有位置的看法[5](p334-335)。或许悲剧并不是源于爱如潮水般退去，而是爱情从根本上脱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鲁迅提出“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6](p155)
　　③社会充当了破碎爱情之花的帮凶
　　与其说涓生与子君的悲剧是爱情悲剧，不如说是社会悲剧。他们试图争取婚恋自由，却整日处在社会舆论的焦点。
　　四“孝子”鲁迅与许广平、朱安的“三人”婚姻
　　社会上流言似虎，未得封建家长允许便擅自结合的涓生与子君所经历的白眼与指责，何尝不是鲁迅自己的处境？“我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就连朋友也一样，“我也陆续和几个自以为忠告，其实是替我胆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绝了交。”深沉的抒情中，究竟是涓生还是先生自己在忏悔？
　　朱安的一生孤独而悲苦确实惹人生怜。但一个小脚、没进过学堂的旧式女性，与作为新文化旗手、留洋归来的鲁迅自是很不般配的。鲁迅面对早年守寡的母亲的“礼物”，本是甘受其累，决心为伟大到盲目的母爱“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但是，性格“或爱或憎、不肯苟且”的他，终不愿使家庭成为其独立意识的“死所”。虽收下来却只是让朱安永远陪着母亲罢了。 <教育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