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论文：中国公关业的逆势前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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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逆势 中国 公关 前行
2008年11月13日-15日第十八届世界公共关系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主办者是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公共关系协会(IPRA)，这是一个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赋予咨询顾问职责的非政府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管理领域、政府与大企业中有着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世界公共关系大会自195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首届大会以来，已每三年分别在不同国家的主要城市举办过十七届。
此次第十八届公共关系大会为何选择第一次在中国北京召开?怎又恰好赶在北京奥运、抗震赈灾、奶粉事件等一系列与公共关系话题相关事件发生的这个中国的“多事之秋”?这次大会对中国公关业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中国公关业有何影响?带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本次大会独家会议支持单位嘉利公关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庞卓超先生。

记者:本次大会是如何选择在中国北京召开的呢?

庞卓超：2003年我到英国出差。受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秘书长郑砚农的委托，拜访了IPRA伦敦总部的秘书长James Holt。当时是在一个有浓郁英国特色的小咖啡馆里。James对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异常热情，并且谈到来自70多个国家的会员的大家庭里，还没有中国人的身影。他说：“IPRA为会员搭建信息交流、资源共享的平台。不同国家的公关从业者，在此分享经验。成员单位的国际业务也得益于这样的跨文化国际交流。”这就算是中国公关业和世界同行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吧。

这次接触很快有了进展，2004年IPRA和CIPRA在建立了初步往来的基础上，很快就进行了互访。当年6月，当时的轮值主席查尔斯先生——一位年长的风度优雅的比利时人，和James Holt，以及另一位典型的英国绅士他们的财长Nigel先生来中国访问。他们就申办2008年第十八届公共关系大会和CIPRA达成了初步一致的意见。

同年10月，在郑砚农会长的率领下，我们和公司的几个同事、CIPRA的另几名工作人员再次去伦敦进行正式的申办。记得当时一同申办的还有埃及的开罗等几个城市。中国代表团如愿申办成功。现场投票的二十几为董事成员看上去都和当初James Holt一样对中国充满了热情的期待。

2005年在土耳其举办的第17届世界公共关系大会上，轮值主席查尔斯先生正式把会旗交到郑会长手中。之后就是3年的等待。感觉和申奥还差不多，其实它就是被称为公关界的‘奥林匹克’。

记者：这次大会，对公关业有什么促进?

庞卓超：中国公关行业已经发展20多年，和从前不可同日而语。企业对公关的认识，公关公司自身的专业发展，行业的职业化程度和产业市场营业额已经今非昔比。但公关在中国的产业价值和社会价值与国际上相比差距还相当之大。早年的管理学，从最初的具有科学管理观念，发展直至今成为一门日渐成熟的学科，相比之下，公共关系学作为一门跨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市场营销学和管理学的边缘性学科，也正在走向科学公关理念。管理学讲究组织在情景中的相关利益群体的利益分析，而公共关系继而承接了与这些关键利益群体的沟通职能，从而促进了组织内外部各相关利益群体的关系建设。比如美国雅芳公司推出“雅芳爱心基金”，这项关爱女性乳腺癌的活动，提升了企业的品牌亲和力，也符合其直销产品的特性，并以企业社会责任的高度加强了它。所以说，行内有一句话：公关改变不了事实，但可以改变人们看待这个事实的态度。

公关在目前中国市场中的作用的发挥，既有不足，又很大的有提升空间。在中国，公关目前仅仅是企业作为广告的一种辅助的市场传播手段，真正的价值远未充分开发。同时也要看到公关行业的专业运作水平在不断提高。中国的企业基于近些年发生的一些危机事件，对危机公关愈加重视，对企业社会责任感提升带来的社会正面声誉也开始注意到其神奇的传播力量。比如抗震救灾时的“王石博客风波”、奶粉事件中各名牌企业的自救行动，李宁作为非奥运赞助商成功的公关传播，家乐福一时间面临的社会舆论环境等等。以上类似层出不穷的商业和社会事件，推动了个人、企业、社会甚至政府对公关意识的发现。

这次大会在中国举行无疑能促进国际公关人士经验与本土公关同仁的交流。国际公关本土化、本土公关国际化的老话题会在此次大会影响下又有新的说法。

记者：金融危机对中国行业有什么影响?

庞卓超：前些天我看到有经济专家提出，金融危机对美国影响的高潮期基本过去，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已逐渐展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才刚刚开始。中国公关行业真正要面临机遇与挑战，总体上是个好事。一方面从道理上讲，实体经济盈利能力、市场表现受到打击。在企业商业目标的压力下，各企业成本控制力度加大，砍掉些市场预算是很正常的事。对于企业内部公关部和公关公司而言，可能不能像管理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