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移民的真实的生活[1]

今年上半年，《纽约客》记者彼得·海勒斯的《寻路中国》，出人意料地在中国媒体上蹿红，众人追捧的理由是，通过海勒斯的眼睛，我们看到了自身所在的这个社会的悖谬与荒诞，在此之前，我们竟习以为常。
　　
　 　　　《不死的中国人》是移换背景后的《寻路中国》，两位意大利重要报纸《晚邮报》、《共和国报》的记者，欧利阿尼和斯达亚诺从北到南穿越亚平宁半岛，追 踪在意大利的中国移民的足迹，想方设法与他们交谈，描述他们的生活与希望。与英美法的中国移民不同，“到意大利去”的中国人，不是寻觅别处的生活，而是寻 觅财富，离开中国，是为了口袋里有更多钱后再回来。
　　
　　　　他们大多是浙江人。上世纪90年代，浙江沿海城市对外贸易扩张，但经济格局逐渐稳固，掘到第一桶金的人已是老板，接下去的掘金者中，很多人选择了去国外，致富的基本道路是，从最简单的活比如洗碗做起，积累资金，开家小餐馆，卖掉餐馆，然后做服装生意。
　　
　 　　　浙江有中国最大的服装加工基地，在意大利的中国人，选定服装设计样本，让家乡的工人加工，然后部分以意大利品牌服装在国内出售，一边在意大利廉价同 质出售。仿真品生意，或者成为意大利品牌服装的加工厂。类似的还有鞋袜、皮包、眼镜等。今年东莞的达芬奇家居案例，是仿真品生意的升级版。
　　
　　　　汗水换得到面包，却换不到尊严
　　
　 　　　意大利是欧洲公认的有着最善良国民的国度。德国哲学家卡特·洛维尔（1897-1973）在一战期间曾作为战俘被关在意大利监狱里，负责看管他的意 大利士兵常在半夜冒着受罚的危险，塞给他乳酪与面包。洛维尔是犹太人，他在回忆录《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里》特别地提到这个故事。
　　
　 　　　90年代初，到意大利的中国人，同样被意大利人的善良所感动。父母外出工作，楼下的意大利邻居，会上楼为异乡人的孩子送上面包和糖果。当中国经济发 展变得耀眼，欧洲的经济跌荡不稳，意大利人开始对中国人产生敌意，认为他们从自己手里夺走了面包，纵然意大利人也知道，中国人是用汗水换得的面包，但是中 国人鼓起来的钱包，让他们的勤劳也变得不可原谅。
　　
　　　　关于中国人的成功都会被概括成，超常的，近乎病态的牺牲精神。一个狭小的仓库，百来个人挤在一起制作皮鞋或衣物，厨房、卫生间、卧室都在这仓库里，幼小的孩子在堆积如山的货物间跑来跑去。欧利阿尼和斯达亚诺觉得自己穿越到了19世纪，掉入了狄更斯的小说情节中。
　　
　 　　　在意大利的中国人之间，有一种“私人借贷”模式，简而言之，已经有钱的资助新来者。这其实是中国人把乡情社会搬到了意大利，借贷双方不是亲戚就是同 乡，构成一个封闭的信任圈。这也是现在浙江一带存在的民间信贷，但民间信贷终究抵不过整个金融环境，货币政策从宽松到紧缩后，温州中小老板“跑路”事件就 出现了。
　　
　　　　两位意大利记者自然不知道中国的乡情，他们有理由对此感到疑惑，中国人私下里有情义和信任，但他们对当地法律规范却 不重视，甚至有意大利企业因为害怕被抄袭而逃离中国人。而这正是不久前资中筠先生在访谈中讲的，中国在输出腐败文化，以钱为本，遇事则用钱买通，把法律丢 在一边。当然，同时丢掉的还有尊严。意大利人说，中国移民是一种资源，一种有问题的资源，可用之，也需防之。
　　
　　　　父辈的旗帜上绣着逐利的激情
　　
　　　　追溯起来，去意大利经商，确实是狄更斯的那个时代，当时中国部分港口被迫通商，胆大者即穿洋越海去欧洲。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6）中存在一个小高峰，中间陆续有中国人去意大利，之后便是90年代的高潮。
　　
　 　　　根据托尼·朱特的《战后欧洲史》，不到十年的时间，二战后的欧洲从废墟上站起来，形成了欧洲经济体，迅速进入繁荣。具体至意大利，上世纪50年代 初，意大利四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贫困中，拥有室内厕所的家庭不到一半，而意大利东南端则极端贫困。到中国改革开放之前（1978年），意大利北部已经形成 一个新兴经济圈，存在成千上万小企业。
　　
　　　　90年代到意大利的中国人，年龄层次是50后60后，他们身上有着不为自己所意识的时 代的伤痕，少年时代经历文革，教育程度低，精神世界荒芜。当他们的孩子在意大利学校学习，这种看不见的伤痕，就在意大利人那里衍开成不可理解的东西。意大 利学校和中国学生关系不好，原因是“他们的家庭没有参加教育，没有任何感情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人性的交流”。
　　
　　　　在意大利人看 来，中国人永远年轻，永远不辞辛劳地干活，走南闯北，轻装上阵
阵，不需要生活，只需要工作赚钱。事实是，在意大利淘金的中国人，是一个流动的群体，父辈打下意大利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