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写春秋

篇一：廉洁写春秋,青史永流传

廉洁写春秋，青史永流传

廉洁写春秋，青史永流传

有人说，人性是丑陋的，人的本质是贪婪自私的，而手握权柄的人，在利益与私心的诱惑和驱动下更是利欲熏心，欲壑难填；也有人说，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所以说自古至今无官不贪。显然，这些话过于狭隘、偏激，有失公正。诚然，在历朝历代官场中不乏见利忘义贪脏枉法之徒，但更多的是出淤泥而不染廉洁自律的高雅之士；诚然，缺乏有效约束与监督的权力容易滋生腐败，但事实上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更多的官员是慎言慎行一身正气，清正廉洁两袖清风。

在我看来，说这些话的人显然是没有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没有真正了解中国国情的浅薄之人。

中国是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文化更是源远流长，而廉政文化又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以儒家“仁政”思想为代表的，是廉政文化的思想核心，“礼义廉耻”为廉政文化基本内容。后来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许多积极的思想和言论，其中代表性有孟子的“民贵君轻”，“君民同忧乐”；宋儒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

“公生明，廉生威”这句醒世名言，也是明清官吏引以自戒的座右铭。据载，最先立此言为碑的顾景祥一生为官清正廉明。后用楷体书《官箴》刻石的山东巡抚年富，也是为官清廉，刚直不阿，是一代廉吏。清代的名臣颜希深、颜俭、颜伯焘祖孙三代乃是《官箴》广泛传播的继承人。

正是在这样大的文化背景熏陶下，历朝历代都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廉洁人物。

春秋时，以不贪为宝的宋国司城子罕；三国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诸葛亮；唐朝拒收贿赂的宰相陆贽；宋朝竭忠尽死的包拯；明朝“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两袖清风的名臣于谦；清朝更有“天下廉吏第一”之称的于成龙。

当然，在浩瀚的历史海洋中，这些感人至深的廉洁人物是不胜枚举，那些脍炙人口的廉政故事也无法一一详说，今天就说说于成龙的故事。于成龙在44岁接受清廷委任，到遥远的边荒之地广西罗成为县令。上任初始就立下了“心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抱负。他在任中更是以廉政刻苦著称，他做江南总督时，住在南京这座繁华的都市里生活仍然极为艰苦。儿子从江西来看他吃的是跟仆人一样的粗茶淡饭。儿子临走时，他只割了半只熟鸭和红薯供路上充饥。平时他招待客人也是以青菜为主，所以大家送他的外号叫“于青菜”。在20年的宦海生涯中，他廉洁刻苦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器重，三次被举“卓异”，以“天下廉吏第一”蜚声朝野。于成龙去世时木箱中只有一套官服，别无余物，市民痛哭塑建雕像祭祀，谥号清瑞，康熙帝破例亲为撰写碑文，以表彰他廉洁刻苦的一生。

在封建社会尚且如此崇尚廉政文化，涌现如此多廉洁之士，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今天，随着社会制度的日臻完善和全民素质的普遍提高，人们的廉政意识更是日益增强。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以求真务实的态度，积极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同时

大力提倡廉政文化建设。在此浪潮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反腐题材的文学作品，代表性的有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天下财富》、陆天明《苍天在上》等；如此同时民间也出炉了许多的廉政警句。诸如，廉洁品自高，贪脏法难容；腐败一块冰，寒透百姓心；廉洁方能聚人，律已方能服人，身正方能带人，无私方能感人；立党为公一心为民最重，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为要；名节重于泰山，利欲轻于于鸿毛等。这些为构建清正廉洁的和谐社会注入了新的文化风尚。

当然，在思想政治领域有如此良好的文化氛围，在现实生活中更不缺清正廉明的表率。

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自不必说，毛泽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弘扬正气，惩治腐败，开创了共和国风清气正的新时代；周恩来一生谨慎，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共产党人的楷模；还有其他无数品格高尚的革命先驱更是不一而足。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也是层出不穷，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牛玉儒、杨善洲、沈浩等，先进人物之多是不胜枚举。

由于篇幅有限，这里就说说孔繁森的事迹。1979年孔繁森主动报名到艰苦的西藏工作，刚到藏他就写下“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以此铭志。在岗巴工作的3年间，他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访贫问苦；他心系群众，和当地群众一起收割、打场，干农活、修水利；他心存仁爱，克已为人，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他扶贫济困，为群众买药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而妻子到西藏探亲时，返程的路费靠东挪西借才凑齐，甚至就连女儿的学费他都无法提供。1994年11月29日，完成任务返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做为一名共产党干部他以磊落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真正做到了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地，内不愧于心。他牺牲后，当时国家主席和总理分别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学习孔繁森同志热爱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

正是许多这样的时代精英，他们用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廉洁自律的行动，为自己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也为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生命终有一天会倏然而止。那些身外有形的东西也终会烟消云散，而惟有那些高尚的人格，不朽的精神，才能在历史的天空中闪耀着不灭的光芒。作为我们这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普通人，要以先进人物为榜样，要在平凡生活中做不平凡的自己，以求真务实的态度严格要求自己，踏实做人，勤恳做事，面对权力要有敬畏之之心，面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要有维护之心情，面对一已私利要有克制之心，惟如此我们的思想才能闪烁圣洁的光芒。

篇二：李秉德：奉献无悔写春秋

李秉德：奉献无悔写春秋

作者：陈 曦

来源：《教育与职业·综合版》2009年第03期

回顾李秉德的教育学术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像是在写一个?之?字。新中国成立前19年点了一点，就写不下去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像是又在挥着笔先在这个点下写横，接着写了个太长的折撇，现在又终于回笔写这一捺了。这是我晚年的极大幸事。我愿在我今后的岁月里用力把这一捺写好。”现在看来，这一“捺”不仅写的遒劲有力，而且整个“之”字完成得十分完美。

李秉德(1912－2005)，当代教育家，生于河南洛阳一个贫民家庭。1934年河南大学教育学系毕业后，即在著名的开封教育实验区主持大花圆实验学校“廉方教学法”。1936年考取燕京大学乡村教育研究生。抗战后历任河南淮阳师范教导主任、湖北教育厅督学、河南大学副教授、图书馆主任。1947年留学瑞士洛桑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国，曾任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系教授兼副教务长、教料所所长、院长，甘肃教育学会会长，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首批教学论博士生导师，是我国教学论，语文教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教育实验等领域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一世丹心为教育

李秉德1928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1930年升入本科，主修英语，副修教育。一年后，受邻爽秋教授影响，改主修为教育——当时邰先生正在讲“中国教育出路问题”课程，该课没有固定教材，学习材料就是反映国家危难与民生凋敝情况的新闻报道。邰先生讲课时，感情饱满，情绪激昂，有时甚至声泪俱下……他的爱国热情深深打动了李秉德，激起7他内心深处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他开始思考：“学教育不应只是为的能教书，有碗饭吃，更重要的是考虑对于救国能发生什么作用。”于是，他立志从教，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1934年大学毕业后，李秉德如愿以偿被他的另一位老师，时任开封教育实验区主任的李廉方选中，担任开封农村郊区的大花园实验学校校长。那时他就敏锐地提出：“要挽救目前中国教育的危机，其第一任务便是要把教育的重心从城市移到乡村里来。”在李廉方的指导和支持下，他成功引导小学生用两年半时间完成了当时普通学校四年的学业，被称为“廉方教学法”或“两年半制”实验。李秉德工作扎实认真，方法得当，实验搞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他还撰写了一系列介绍实验工作和研究成果的文章，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时间，开封教育实验区声名鹊起。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黄炎培、江问渔、孟宪承、顾树森等都参观过大花园实验学校，并给予了高度评价。黄炎培对大花园实验学校印象深刻，对民众识字办法实验非常赞赏，认为那是农村扫除文盲的一个好例子。两年多的实验工作使李秉德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为其后来进行教育实验方面的研究，乃至整个学术思想的构建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1936年，李秉德考取燕京大学乡村教育研究生。期间，他考察了当时著名的乡村教育实验区，了解宴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高践四、邰爽秋等教育家的实验情况。不久，抗战爆发，李秉德被迫中断学业，先后在河南省立百采师范、淮阳师范、湖北教育厅等地工作。1942年，他受母校河南大学之邀，出任教育系副教授。但因日寇逼近，河南大学几度搬迁，李秉德不得不举家迁徒奔波，其中坎坷难以计数；值得欣慰的，他唯一的儿子在这时诞生了。尽管四处漂泊，但李秉德依然著作颇丰，在国内许多重要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完成《民众识字教育》、《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等书稿。抗战胜利后，李秉德一面教书，一面主持图书馆工作，为河南大学的恢复重建作出了杰出贡献。

1947年，李秉德以优异成绩考取抗战胜利后的首批公费留学生，前往瑞士、法国留学。他曾在瑞士洛桑大学、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巴黎大学等学校学习，并师从世界著名教育家皮亚杰教授。负笈求学期间，他参观了瑞士、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的许多著名实验学校。通过对欧洲国家教育情况的考察，他接触到与中国传统教育迥异的革新思想和教育实践，为日后从事教育研究与探索奠定了基础。转眼国外的学习即将结束，是否回国成为必须作出的决定。这时，淮海战役以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而告终；消息传到欧洲，李秉德感到祖国的繁荣昌盏有了希望，自己多年来一直探寻的中国教育的出路变得光明起来，于是毫不犹豫放弃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毅然回国。

1949年10月，迎着新中国初升的旗帜，李秉德回到祖国。他先在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接受共产主又教育；第二年服从教育部分配，来到当时条件十分艰苦的西北师范学院工作，任教育系教授兼副教务长，从此在皋兰山下、黄河岸边扎下了根，一干就是大半个世纪。然而，正当他兢兢业业忘我工作之际，却于1957年被无端划为右派，并被撤销行政职务；“文革”中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受管制，蹲牛棚，做杂役，下放到小学教书。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李秉德仍不改痴心，坚持从事教育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小学语文教学方面的论文和《农民识字读本》一书。

粉碎“四人帮”后，李秉德与全国人民一道重获新生，年近花甲的他在改革开放的春天里开始了新的征程，勤勤恳恳耕耘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成就卓著，成果丰硕。1979年他被任命为西北师范学院教科所所长，次年担任院长；1981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成为我国第一批教学论博士生导师。他还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并曾担任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学会理事。中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甘肃教育学会会长、甘肃省教科所名誉所长等职。李秉德不顾年高，潜心治学，著述等身，仅论文就发表上百篇，还撰写了《小学语文教学方法》、《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论》等重要著作，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教育教学思想和理论。与此同时，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才。

回顾李秉德的教育学术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正如他自己所说，“像是在写一个?之?字。新中国成立前19年点了一点，就写不下去了。新中国成立后30年，像是又在挥着笔先在这个点下写横，接着写了个太长的折撇，现在又终于回笔写这一捺了。这是我晚年的极大幸事。我愿在我今后的岁月里用力把这一捺写好。”现在看来，这一“捺”写的遒劲有力，整个“之”字完成得十分完美。

博学多识 造诣精深

李秉德投身教育七十余年，无论身处逆境还是太平盈世，始终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坚持教育实践和研究。他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在教学论、语文教育、教育科学研完方法和教育实验等领域都有重要贡献；他善于思考、锐意创新，常常提出许多新观点、新思路，不少著述在学界影响深远。

如《努力使中小学语文教学方法科学化》一文，针对小学语文教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并通过深入系统的探讨，逐渐构筑起自己的语文教学观。《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深入探讨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并及时反映国内外的最新成果，有力推动了我国教育科研事业的科学水平。该书自1986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来，先后印刷十多次，成为全国各高等师范院校的通用教材。《教学论》则是依照“七要素说”(即学生、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或课程、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教学反馈、教师)的设想展开的一部有新意的教学论著作，在国内外教学论界产生较大影响，被中国教育学会评为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并获全国普通高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李秉德的研究和思考立足中国的教育实践，他积极倡导教育实验活动，深入探究教育实践的方法和技术。他曾率先在《教育研究》上向广大教育者介绍教育实验方法，如单组实验法、等组实验法、循环实验法等常见的教育实验方法，以及实验情况控制、教育实验的先决条件和教育实验的实践等内容，对国内教育实验法的普及和推广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他毕生致力于在中国背景中进行教育实验，这是一种牢牢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的教与学的方式。这种方式强调一个人心智、心灵和精神的全面发展”，加拿大学者许美德如是说(Portraits 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By Rutn Hayhoe)。

牡威倡导“教育即生活”，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二者虽有不同，但都主张教育与生活的一致性，强调教育环境与社会生活环境的和谐发展。李秉德在这方面与杜威和陶行知不谋而合，同样十分注意教育和生活的关系，善于从生活的表象中看到教育的深层次问题。孙子六七岁时，李秉德曾为他糊风筝玩，可孙子却由于作业太多，没工夫玩。李秉德由感而发，在报刊上撰文呼吁不应只注重对儿童知识的灌输，而应尊重他们身心发展的科学规律，使其身心得到全面发展。他善于从小处着眼，探寻教育规律和教育方法。或许这正是大家与普通人的不同之处，当年费孝通先生到码头调研，在走走看看中把中国的社会变迁、经济结构的变化、物流等问题弄清楚了。

李秉德所说的生活是广义的，不单指平民生活，还包括民族的生活，教育与哲学、文化、经济的关系，等等。他幼时在父亲的教导下，诵读了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这为其日后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在《中外文化交流的过去和现在一个教育工作者的透视》一文中，李秉德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来思考教育，并注意融会贯通，研究教育问题时更为深刻透彻、视野也更开阔。这也是当今一些搞教育的人所缺乏的。

李秉德一生执着于教育研究，著述丰富，成绩斐然。他之所以取得如此丰硕的学术成果，得益于他“老实”的治学之道。在一次采访中他坦言，自己只是“老老实实地做学问”，而“老实”有两层意思，一是认真，一是有恒。“认真”是指不管读书，还是搞研究，都要真正弄懂弄通，也就是实事求是。说到“有恒”，李秉德用自身经历诠释了这一点，自从进入教育专业，他从未离开本行，甚至在逸一行很不景气的时候也未曾丢弃它。这对他积累经验大有好处。 师者风骨 辉泽后人

李秉德认为，教书育人也离不开“老实”二字，他将自己的育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关心爱护、严格要求”。他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的成长和疾苦，维护学生的利益，尽力帮助学生。“尽管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这额爱心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颗爱心，师生关系就可建立在一个坚固的、深厚的相互信赖的基础之上。”但爱心决不意味着放任自流，相反，(来自:WWw.zW2.CN 爱作文网)在为人治学方面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他常常教育研究生，先要学会做人，其次才是治学。他重视身教，讲究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学生思想不对头，他会立刻指出纠正；学生犯错误他决不姑息；学生在治学中不务实，他会及时提醒。给他们讲道理；学生观点有错误，他会严正指出，使其信服。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无论是招生、录取、上课、讨论，还是作业、考试，论文开题及指导、答辩等，李秉德都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研究生的业务水平、学术态度、思想品德、组织纪律、为人处世等方面均严格要求。

在培养方式上，尤其是博士生的培养上，李秉德主张灵活多样，不拘一格。为此，他采用大班讨论、小班专项讨论、师生个别谈话、给任务、压担子等多种方式，提高培养质量。特别是他不怕费时、费力，经常就许多学术问题与博士生单独谈话，有时一次谈话长达三四个小时。此外，他十分注重启发研究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研究生密切关注本学科的前沿问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增长才干。

李秉德自1981年成为我国首批教学论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以来，共培养出近30名教学论博士和一批教学论及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的硕士。担任西北师范学院院长期间，他不仅致力于提高西北师院的学术水平，而且与美国、欧洲的大学建立起了互助互益的交流关系。他曾与加拿大安大略教育研究院联合培养博士生，先后选派四位在读博士前往安大略研究院学习。从教数十载，李秉德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活跃在教育、教学、科研和管理岗位上，发挥着中坚力量，有的成为高校领导班子成员或博士生导师，有的在国家级或省级教育科研部门担任要职，有的在国家党政部门从事教育决策研究、咨询和教育管理工作……每当听到学生在工作中取得好成绩，李秉德都会感到莫大的欣慰，“我认为这是一个做教师的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报偿。”

平日里，经常有很多学生看望李秉德，除了他培养的硕士、博士外，还有他教过的小学生——“文革”期间，李秉德从牛棚放出来后，被安排到西北师院附小教书。他没有因教小学而感到委屈，反倒非常高兴，因为他又可以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了。他的儿子对此印象深刻：“父亲备课特别认真。一次他很晚也不睡觉，在灯下不停地切萝卜。他将萝卜切成各种不同的几何小块，为学生做数学教具”，“只要干教育的活，父亲就很快乐。”李秉德当年教过的一位小学

生则告诉记者，“我们从李先生那里学到的不仅是读书、识字，而且矗做人、做事方面获得很多有益的教导”。

受李秉德的影响，他一家三代里面，从事教育工作的就有10余人。1994年，甘肃省教委、甘肃省教师奖励委员会授予李秉德全家“教师世家”荣誉称号，以表彰他和家人对教育工作的贡献。1995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适应教育信息化的需要，李秉德年过八旬仍然坚持学习计算机；耄耋之年依然密切关心学生的成长与进步，关注教育事业的发展动态。他每天坚持读书看报，并与学生交流心得体会，常常撰写出有价值的论文。

他深深地钟情于教育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记挂着西北师范大学，记挂着教学论专业。他说，“假如有来生，我还会从事教育事业，我还会当老师。”他嘱咐家人，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成立教育基金，奖励西北师大在学术科研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在李秉德的带动和感召下，他的子女和学生也纷纷捐款。以此为基础，西北师大正式设立李秉德基金，并于2008年第一次颁发。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李秉德先生虽已驾鹤西去，却为后人留下了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篇三：王羲之写春秋

王羲之写春秋 作者：

来源：《七彩语文·写字》2012年第12期

东晋书法家王羲之有一年从山东老家移居到浙江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