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历史事实说说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结合历史事实说说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结合历史事实说说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结合历史事实说说中国国民党政权的性质是什么
官方：蒋介石反动派政府背叛革命,是代表大资本家,大地主阶级的利益
我认为蒋的政府国民党前期也统一了全国,也打算制定宪法,算是为人民服务
后期政府出现腐化,且经济崩溃,沦陷区不能很好掌握,又实行解甲归田政策,毛在蒋日对抗又获得发展机会,兵力大增.士农工商也对国府失望,才被毛赶到台湾.
1、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社会矛盾.
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并因为政局的动荡而表现得更为突出.农民困顿,农村破产,工业发展举步维艰,社会秩序混乱,使得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南京国民政府试图在不触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基础上,解决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不仅难以真正有所作为,而且还会导致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2、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内政外交.
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性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国民党的“训政”：1928年10月,南京国民政府公布《训政纲领》.宣称目前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1931年5月,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所谓“训政”,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九一八”事变以后,为配合“剿共”,国民党中央推行一些旨在加强统治的内政措施,如推行新保甲制度、厉行新生活运动、整顿地方民团、调整机构设置等等.这些措施总体上都是巩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外交政策：一方面,放弃联俄政策,对苏联全面绝交.1927年底,南京政府与苏联断交,1928年2月,国民党宣布停止联俄政策.1929年7月,发生中东铁路事件,8月,南京政府宣布对苏绝交.东北军与苏联红军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和绥芬河开战,东北军战败,签订了《伯力协定》.中苏关系处于全面冻结状态；另一方面则实行联合英美的政策.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开始放弃广州和武汉时期的反帝立场,转而寻求列强的支持. “济南惨案”之后,中日关系开始转入紧张阶段,国民政府开始积极发展与欧美各国的外交关系,加强与国际联盟的合作,奉行联合欧美、抑制日本的对外政策.
从1928年6月起,南京国民政府宣传要摆脱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发起了一场“改订新约”的运动.所谓“改订新约”,主要集中于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1930年5月,国民政府宣告完成了关税自主.
3、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经济政策.
南京政府建立初期,推出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措施.首先是大力整顿金融、税收、财政：建立了“四行二局”的国家金融体系,统一货币,改革币制,实行了法币政策.统一税制,裁撤厘金,实行统税,整理田赋、盐税.其次是推行新的产业政策,重点发展国家资本工业,对采矿、冶金、机械、化工、电器等行业大力投资,初步奠定了国营重工业基础.同时,鼓励民族工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现代产业的发展. 再次,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进行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推行农村信用合作,实行租佃改良等,对农村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国民政府尽管在整顿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重大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洋政府后期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但是,也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膨胀,影响和遏制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其二,没有改变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的局面；其三,国民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虽然很多,但很多措施并没有落到实处.
4、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思想文化.
经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国民大革命的激荡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初期的思想文化继续向着深入和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与思想文化紧密相联系的是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群体十分复杂,大致分为左翼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的知识分子.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界在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现代化问题、文学问题等方面进行了论争,这些论争对以后思想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二、对中国革命新道路的艰苦探索
1、“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
国民革命失败后的艰难环境,中国革命转入低潮.
八七会议的召开,确立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总方针.八七会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折.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的武装起义.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革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和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城市中心论”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因而,不可避免地在执行过程中使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挫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些共产党人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围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探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理论问题.包括中国革命发展的道路问题、军队建设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政权建设问题、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等.其中,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理论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从实践到理论开辟了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于1930年1月发表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提出了“乡村中心”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
2、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土地革命的开展.
1927年11月在湘赣边区建立了第一个农村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广州起义之后,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红色政权——广州苏维埃政府.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起义的普遍开展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各地革命政权纷纷成立.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瑞金召开了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农民主专政,实行代表大会制度,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苏维埃全国临时政权建立后,健全了从中央到省、县、区、乡的五级工农兵代表大会和苏维埃政权机关,完善了基层的民主选举制度.在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下的经济建设也逐步展开,苏区农业、工业和手工业、对内对外贸易以及财政税收和金融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文教事业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
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自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时起,即开始着手解决农民最为关注的土地问题.1928年12月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手段获得土地的权利.之后颁布的土地政策逐渐适合农民的实际要求.并形成了在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和土地分配方法：坚定的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分土地,在原耕的基础上,按“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进行分配.在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纲领和路线的指引下,根据地出现了“分田分地真忙”的土地革命高潮.
3、红军的反“围剿”斗争与土地革命的严重受挫.
红军和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使国民党统治当局感到震惊和恐慌.从1930年10月起,蒋介石集中重兵向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起大规模的“围剿”.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红一方面军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争中,连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1932年底,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的反“围剿”战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
中国革命的复兴和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从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左”倾错误先后三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第一次是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主要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第二次是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三次是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这几次“左”倾错误,尤其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严重挫折.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左倾错误对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革命形势等的分析,都完全照搬了苏联的模式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论断,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去甚远.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对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其最大的恶果,就是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遭到失败,被迫放弃南方革命根据地,实施战略大转移——长征.这次错误使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其教训是极其惨痛而又深刻的.
4、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向西突围转移,开始长征.长征初期,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依靠与共产国际有关系的军事顾问李德人李德指挥作战,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致使中央红军损失惨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多数人同意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错误.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务委员,并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解决了最为急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红军继续长征,克服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中央、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1936年10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长征一胜利,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三、中间派别的政治主张及其活动
1、中间派别的出现.
南京国民政府建设后,国民党标榜“党治”,推行一党专政,排斥民主政治.一些国民党系统以外的政治团体或政党,不满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提出了自己对解决中国民族和社会问题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政治主张和行动,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共产党,构成了当时的中间势力或中间党派.当时的中间派别主要有中国青年党、人权派、乡村建设派和“第三党”等.
2、“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与活动.
“第三党”是大革命失败后从中国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政党,最初沿用了中华革命党的名称,后改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邓演达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
“第三党”有一套较为完整、独特的政治理论及纲领,即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和“平民政权”主张.作为“第三党”的理论指导的“平民革命”理论和主张是要在实现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基础上,建立一种能使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工农大众摆脱压迫的社会制度,这是其精华所在.在革命手段问题上,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主要强调通过对旧军队“策反”,形成“平民革命军”,夺取和建立政权.但“第三党”反对共产党建立农村根据地,进行农村土地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其实现目标的方法与途径,都具有军事投机的色彩,这也是它受挫与失败的重要原因.以“第三党”为主要代表的中间派别的主张和实践在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成功的,也是不可能将中华民族真正引向复兴之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