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有甚麼鲜为人知的趣闻,以及对当时百姓的影响

辛亥革命有甚麼鲜为人知的趣闻,以及对当时百姓的影响
辛亥革命有甚麼鲜为人知的趣闻,以及对当时百姓的影响

辛亥革命有甚麼鲜为人知的趣闻,以及对当时百姓的影响
一
　　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通过报纸、刊物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此时民主思想的传播重要特征就是它几乎抛弃了维新派“托古改制”的外衣,也不带任何神学色彩,而是直接依据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国家、法权学说以及进化论的观点在理论上论证封建君主专制存在的不合理以及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必然性,具有非常鲜明的近代性质和政治明朗性.这对拯救祖国的危亡提供了新的认识,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增添了许多内容.
　　首先,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和性质作了比过去更为深刻和科学的揭露与分析.他们认为列强对中国实行的帝国主义侵略,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有着深刻背景的趋势,这对提高人们的民族沉醉是有益的.他们着重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指出“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惊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几乃病瘵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5]这使民众明白,不仅在西方武装入侵逼到眼前时需要认真对待,就是对帝国主义可能采取的经济侵略也不能不预先准备,故而反帝爱国运动也就有了更加深厚而持久的基础.
　　其次,他们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反帝斗争必须和反清斗争联系在一起.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就一针见血地点明：“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道破,立刻在爱国人民中形成一种普遍的新的觉悟.
　　同时他们鼓吹爱国主义,发扬民族主义精神.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说的“民族主义”,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二是反对国内满族贵族的统治.他们的提出了“帝国主义”的概念,指出帝国主义“乃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6]
　　而中国成了它们争夺的舞台之中心.他们认为中国之所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是由于清王朝腐败而致.把反对外国侵略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联系在一起,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最后,他们指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将中华民族从危亡中挽救出来.无数事实反复教育了国民：在这个政府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能实现的.这就迫使人们不能不得出如此结论：爱国,必须革命.如果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政府,就不可能把祖国从极端危急的局势中拯救出来,中国是没有希望的.《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从多方面反复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驳斥了改良派反对革命的各种言论,在广大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批判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同时,大力宣扬近代民主思想.在其传播的民主思想中最具启蒙意义的还是“自由、平等,博爱”的“天赋人权”说.他们认为,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基本权利：君主不能压、官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可越.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政体,是为了恢复人的自然之权利.号召人们不仅要摆脱君权、外权的压制,而且要摆脱数千年来的风俗、思想、教化、学术的束缚,这样才能争得“自由之形体,独立之精神”.他们大声疾呼冲决治人者与被治者之网罗,贵族与平民之网罗,自由民与不自由发之网罗,男子与女子之网罗,以实现国民的彻底平等.他们甚至提出：国民享有上下平等,以及生命、言论、思想、出版、选举与被选举等天赋之人权,无论何时,政府不得侵犯,否则,人民便可揭竿而起,将其推翻打倒在地,建立新政府.可以说革命派所宣传的自由、平等、博爱之思想,为五四时期激进民主主义者大大发扬光大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在辛亥革命那人时期内从客观事实反复教育下获得的新认识和新觉悟,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们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资产阶级革命派反帝、反封、民主思想,它使长期处在封建毒雾迷绕下的近代中国人民经受一次空前广泛的民主洗礼.从此,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
　　二
　　“随着每一次社会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也会发生变化”[7]由于革命派革旧立新,旧制度倾覆,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获得了一次空前的大解放,打破了政治舞台上的沉闷局面,促使社会思想活跃起来.
　　首先,人们对政治生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参与政治的意识大大增强.在封建社会,士大夫以“君子不党”自保,普通老百姓也是“莫谈国事”自律.由于“专制局破,共和成立”,政府的鼓励“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之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缺之人.”[8]
　　于是人们的参政意识一发不可收拾.民国初年,国内志士相率组织政党,积极投身沸腾的政治生活.此时民主空气浓厚,民主潮流高涨,民主宪政在实验中,言论、结社是自由的.“一时报纸风起去涌,蔚为大观”,1913年7月前统计全国达五百家发行总数达4200万份,当时平均每10人就有一份报纸.[9] “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议论,几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10]许多政党与报纸以监督政府为自己的责任,议论时政得失,评说政府官员,乃至公开斥责大总统.政党和各种社团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1912年10月,仅在民政部立案的团体就有85个,包括政治团体22个.[11]众多政党合法并存,和平竞争,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竞选热.从1912年底到1913年年初,各省进行国会议员选举,竞选者奔走四方,发表演说.[12]当时登记的选民达4200万人,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0%,远远超过1908年清王朝进行资政院和咨议院选举的0.4%的比例.同时,为了适应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需要,人们迫切需要学习政治、法律知识,“一时法政学校遍于全国”,各类法政学校和大学法学专业学生猛增.
　　普通老百姓对政治所抱的消极、冷淡、回避和畏惧的态度改变了.革命二字,已经成为他们的口头禅.
　　“共和政体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去髻灭,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卷栅灭,律师兴,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13]
　　辛亥革命时期,主张“女权解放”,呼吁妇女解放、妇女参政的声音是非常突出的.在“三权”（族权、父权、夫权）的压迫下,广大妇女“出入无自由,交友无自由,婚姻无自由,非顺从家主,不得其所欲”.[14]革命者对进行激烈抨击,“夫三从四德,数千年来之古训,……人人奉以金科玉律”以至人尽奴性,习非成是,漠之不察,“以今日之醒眼观之,固不足以当一噱.”[15]在革命者的宣传下,广大妇女也认识到“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之最不幸者”.[16]所以她们要求“女权摧折残败兮,自我复之.自由废弃坠弛兮,自我举之.”[17]争取女性权力.1912年1月11日的《民立报》传出发自女界的声音：“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一字之别却使人顿生“换了人间”之叹,这是前所未有的变化.
　　从1902年到1912年十年间出版的女子刊物就有三十八种之多.[18]资产阶级革命派指出：“男女同生天地间,同有天赋之权利,同有争存之能力”.[19]革命党人宣传的家庭革命、女权革命,其中包括着婚姻革命,即革除封建婚姻制度的种种弊病,破除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等等恶习和陋习.提倡男女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建立夫妻关系平等,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婚姻.他们认为“女权愈振之国,其国愈文明,女权愈衰之国,其国愈衰弱”,倡言“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20]长期以来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广大妇女,经过民主共和思想的鼓舞,纷纷走出阁楼,步入社会联合团体,从而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女子参政运动.1912年2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着手制定约法,一些女子纷纷上书请愿：“请于宪法正文之内,订明无论男女一律平等,均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这一要求得到中山先生的支持,他指出“天赋人权,男女本无悬殊,平等大公,心同此理……女子将来之有参政权盖所必至.”[21]尽管后来由于袁世凯的阻挠,这一决议没有写入宪法.
　　但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女权解放”实践活动,开创了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数千年来在封建制度和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压迫束缚下的中国妇女通过辛亥革命,第一次组织了女子队伍,打起反封建、反男尊女卑的旗帜,用行动向古老的中国社会示威抗议,迈出了从“女人”到人的第一步.这标志着中国女性被剥夺人权达数千年之久的历史宣告结束.
　　其次,在人民面前出现了新国家、新政府和新观念,“今日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22]毫无疑问,辛亥革命革命者传播的民主思想最富启蒙意义的还是“自由、平等、博爱”.[23] “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原则,是民国政府理想的政治原则,把民主的精神运用于共和政治和新生活之中,是临时政府的一个宗旨,“革命者,国民之天职也,其根柢原于国民,因于国民”.[24] “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主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25]“是故下等社会者,革命之中坚也；中等社会者,革命事业之前列也.”[26]
　　“民国底定、共和政府成立”,莫不使长期在封建专制黑暗中生活的中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人们欢和拥挤新生的中华民国,对种种事物均冠以“新”字,以显示其有别于旧时代、旧社会.共和国首次以崭新的实体耸立在人们面前,因而共和在社会各界面前发出特殊诱人的异彩.在政府“自由、平等、博爱”政治原则的倡导下,人们以无比的热情向西方寻找真理,“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潮之输入,如火如荼.”[27]各种思想、理论一涌而出,然而其精要莫不是四字“民主共和”.
　　在“民主共和”思想的影响下,国人逐渐悟到,将人分为尊贵卑贱并不合理,任何人都不应该在社会上占有特殊的位置.革命者倡言“杀尽专制我之君主”,“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28]
　　什么是自由呢?“粗言之则不受压制,即谓之自由”.而自由并不仅仅是“自由之形体”,更在于“自由之精神”,“无自由之精神,非国民也”,“盖脱君权、外权之压制者,犹所谓自由之形体；若能跳出于数千年来风俗、思想、教化、学术之外,乃所谓自由之精神也”.平等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天之生人也,原非有尊卑上下之分”,“不平等者,非国民也.”只有“冲破自由民与不自由民之网罗”,“冲决男子与女子之网罗”,才能实现“一国之内无一人不得其平,举国之人无一人不得其所,有平等之民其为平等之国”.[29]
　　一时间“提倡成年以后财产独立权”、“个人自立、不依赖亲朋”、“不得歧视私生子”、“对于一切庸工不复苛待”等呼声,此起彼伏.广大青年男女,为了谋求人格独立,生活自由,冲出家庭,走上社会.民初,出洋留学,离乡背井做事之人比清末大有增加,妇女为培养经营本领而创办的各种公司、学校、习艺所不断建立.这些现象都表明,辛亥革命所倡导“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封建锁链对国民个性之禁锢,启发人们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社会.
　　令人注目的是,共和的字眼不仅在城镇大行其道,就是在僻静的农村也屡见不鲜,一些乡村农民开始运用“革命”、“共和”的新名词来进行反抗斗争.人们对“民主共和”所发生的浓厚兴趣,激发了国民意识的增长.其一表现在人们的国家意识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忠君爱民”的传统观念,充满着为新生的共和国作贡献的热情；其二表现在人们已经具有较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将个体生命与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教育、出版、文艺界大声疾呼将培养国民意识视为至要之急务.当时人们不一定了解民主共和的涵义,但随着民国的建立,社会更新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民主共和思想已经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
　　最后,革命党人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可怕的因袭重担,笼罩在君主专制制度上面的那种浓厚神秘色彩,还有经过儒家精心论证和灌输而确定下来的旧道德规范,在长时期内严重地禁锢着千百万人的头脑,这种愚民思想使人民难以获得精神解放.这是中国社会前进道路上的巨大精神障碍.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周恩来总理曾对其做出过科学的评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30]辛亥革命之伟大,在于它不仅仅推翻了一个王朝,而且由于它使得一切恢复帝制的尝试,都只能成为昙花一现的丑剧.[31]
　　辛亥革命的文化成就就是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经历了一个由人们不自觉的抵抗侵略到自觉起来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和强盛而进行斗争的逐步深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辛亥革命运动是一块真正的界碑.它划分了爱国救亡要不要革命,革命要不要建立民主共和国两种爱国主义思想的界限.资产阶级革命派确立的爱国、革命、共和的思想不仅推动了自戊戌维新运动以来在中国兴起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而且还把推翻“洋人的朝廷”,实现民族独立和更新国家政治制度结合起来,使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空前的高度,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同时,辛亥革命时期的思想大解放,使各种主义、思潮有机会在中国社会舞台上展现自己的风采.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普遍认同,许多革命者在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思中,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随之摆脱失败的迷惘,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阐门.辛亥革命高潮过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知识分子从共和制度立足不稳,看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封建专制统治在思想层面并没有受到触动.故而发动“新文化运动”,以空前不锐的批判形式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从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
　　辛亥革命运动是爱国运动,也是民主运动,由爱国与民主相结合爆发的革命具有新时代的明显特征,它表明辛亥革命是民族觉醒的产物,也是民众觉醒的产物.革命派通过革命宣传和革命传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而民族觉醒又推动了爱国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者的命运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的联结在一起,革命的机遇培育了革命者,革命者在革命中又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和民族的历史使命.由此可见,没有民族觉醒就不会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也不会有当时的民族觉醒.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二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在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时在文化上也引起了变革.如果说在武昌起义,文化的发展是因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需要而宣传鼓吹,那么在推翻了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时候,文化的变革则是通过资产阶级民主政权的政策力量而实现的.南京临时政府的存在虽昙花一现,但在思想文化产生的社会影响却足以与维新思想,新文化运动争辉.在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辛亥革命时期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戊戌维新时期提出的一些问题,这时得以展开；这一时期文化的进步,又为日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不仅如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几乎在辛亥革命时期都已经提出来了,包括一些偏向的产生,也都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就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又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加一方面又推动了中国的文化近代化进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必将愈加突出,愈加重要.
　　注释：
　　[1]《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