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革命的必要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下周一就要交上去了

中国近现代史革命的必要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下周一就要交上去了
中国近现代史革命的必要性,进步性和正义性
下周一就要交上去了

中国近现代史革命的必要性,进步性和正义性下周一就要交上去了
从《民报》创刊后,革命派宣传家就针对《新民丛报》上宣扬的改良主义论点,开展批评.《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于1902年2月创办的宣传改良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其创刊号《本报告白》宣布办报宗旨三条：“一、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本原.二、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但今日世界所趋重在国家主义之教育,故于政治,亦不得不详.惟所论务在养吾人国家思想,故于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词费也.三、本报为吾国前途起见,一以国民公利公益为目的,持论务极公平,不偏于一党派；不为灌夫骂座之语,以败坏中国者,咎非专在一人也；不为危险激烈之言,以导中国进步当以渐也.”《新民丛报》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方面,客观上进行了大量的反封建思想启蒙工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它坚持渐进改良的政治主张,反对革命宣传和激烈行动,尤其是1903年11月梁启超游美回日本后,政治态度和言论大变,公开宣称：“呜呼,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①对于革命,他公开表示：“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期期以为不可、期期以为不可也”.②从此以后,他就成为反清革命的坚决反对者.所以,在1903、1904年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就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进行过针锋相对的思想斗争.但革命派与改良派之间的大论战,则是在1905年11月《民报》创刊以后全面展开的.革命派的主阵地是《民报》,改良派的主阵地是《新民丛报》,双方投入这场争论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约有30种,包括在日本、香港、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等地出版者.
《新民丛报》自1906年1月73号起,连续登载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两篇长文,后又将两文合刊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单行本,刊印1万册,广为散发.这两篇文章,竭力反对革命,鼓吹中国目前只能实行“开明专制”,然后再实行君主立宪.为此,《民报》第3号特发号外,题为《与辩驳之纲领》,列举两方在12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其要点是：《民报》主共和,《丛报》主开明专制；《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革命,《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专制；《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须要求；《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氓之具.并公开宣告：“本报以为中国存亡诚一大问题,然使如《新民丛报》所云,则可以立亡中国.”从此,论战全面深入地展开.
这场大论战,主要围绕着三民主义展开的,即：第一、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体；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对于这三个问题,如前所述,革命派的回答是肯定的：实行民族革命,推翻满清政府；实行政治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社会革命,平均地权.但是,改良派的回答却是相反的.
第一、要不要采取革命手段,推翻满清政府?
改良派认为没有必要,其理由是当时中国不存在民族歧视和压迫,“举国人民,在其法律上本已平等”,光绪皇帝是“圣主”；只要实行立宪,就可以改变中国状况,逐步使国家富强.只要实行立宪,就不会有“种族之嫌贰”,满汉就平等了.①所以,他们认为,中国民智未开,鼓动民气,进行革命,其结果只能引起“暴民骚动”,“杀人盈野”,招致帝国主义干涉,那就要亡国亡种.
革命派则列举大量事实,揭露清王朝是一个残民以逞的反动政府,是一个认贼作父的“洋人朝廷”.指出它“割我同胞之土地,抢我同胞之财产,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它使得祖国的大好河山,被“东割一肠肺,西断一咽喉,四分五裂,鲜血淋漓”②.因而,革命派坚决主张采用革命手段,推翻这样的“恶政府”.
关于排满.当时革命派中确有人在宣传中存在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思想和复仇情绪,鼓吹满汉之间“有相屠之史,而无相友之迹”,仇满是汉人天职,否认满族是中华民族的一员,但这并不代表革命派的主流.孙中山就明确指出：“兄弟曾经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③
关于帝国主义干涉.革命派认为：革命只要加以控制,使之成为有秩序的革命,而不像义和团那样“野蛮排外”,而是“善守国际法”,排满而不排外,那么,列强是会保持局外中立,不会干涉革命的.革命派为了避免列强干涉,甚至表示凡清政府和列强订立的条约、债务、义务,都可以根据国际法承担下来.可以看出,对帝国主义列强心存畏惧是双方共具的心理.
关于革命流血.革命派理直气壮地指出,要革命,要自由,就得流血牺牲,即如英国、日本那种所谓“和平革命”的国家,也不免杀人流血.革命派进而论证说,不革命,每年被满族统治者残杀的同胞也在数百万之上,其它死于租税捐输、脂膏告竭的人更不可胜计.因而,他们义正词严地指出：“革命不免于杀人流血固矣,然不革命则杀人流血之祸可以免乎?”①
革命派与改良派争论的第二个问题,即：是建立民主共和,还是实行君主立宪?改良派认为,中国不能建立共和政体,理由是中国人“民智不逮”,没有做共和国民的资格,没有实行民主共和的条件.他们将开民智寄希望于清政府和所谓“圣君贤相”.革命派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所谓“民智未开,程度不逮”问题争论的症结,就是改良派把开民智的希望寄托于清王朝实行“开明专制”,但那只能是“求鱼于樵,求木于渔”,继续愚弄人民；于是,提出开民智的唯一办法只有实行“国民革命”,“民智未开,以革命开之”②.
改良派还根据德国波伦哈克的“国家客体说”,论证中国若实行共和政体,必然造成阶级争夺,大乱不已,结果,人民不得不将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梁启超称这种情况是“革命决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③
革命派批判波伦哈克的国家学说,指出,君主只是构成国家“最高总揽机关”的一个成员,决不能等同于国家；“国民”具有独立的人格,是国家的“构成分子”,既不是任人宰刈的奴隶,也不是为人所有的“物”；“国民全体”才是国家的“最高总揽机关”.①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君主为统治权主体的谬论.革命派还阐明代议政治和三权分立学说是摧毁专制政体、保证民主共和政体必须具备的东西,它可以实现社会的法治而防止内乱.尽管革命派坚持的国家学说属于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具有很大局限性,但在当时仍具有反封建的积极意义.
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第三个主要问题是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即要不要实行社会革命?对于这个问题,改良派感觉特别恐惧和憎恨.他们污蔑革命派宣传的土地国有和“社会革命”是煽动“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起来“荼毒一方”②.为此,他们宣称：“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③他们甚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革命的必要,宣称中国“自秦以来,贵族即已消灭”,“及至本朝,根株愈益净”,“坐此之故,举国无阶级之可言”.④
革命派坚决予以反驳,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组织不完全”；中国虽然不像欧美那样贫富悬隔,但仍存在贫富之分,仍埋藏着第二次革命的伏线.为使中国将来免受第二次革命的惨祸,“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⑤而社会革命的主要内容就是平均地权、土地国有.他们强调指出,实现民生主义的社会,将是“富者愈富,贫者亦富”,“无有不平之阶级”.当然,革命派关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的宣传,尽管主观愿望是善良美好的,但却是无法实现的空想.它实际上是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至于土地国有也不是社会主义.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这次论战,是一次争取群众的思想斗争.革命派在论战中,系统地宣传三民主义,从而有力地促进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通过论战,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逐渐靠拢革命派.所以,革命派作的宣传和论战,不仅扩大了革命思想的传播,还壮大了革命派的队伍,从而有力地推动同盟会革命活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