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应如何具备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

大学生应如何具备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
大学生应如何具备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

大学生应如何具备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句话出自陈寅恪之口.从陈寅恪的1925年,陈寅恪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被他所拒绝.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陈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
这句话也是国学大师陈寅恪心目中的大学精神.这句话一听起来还是十分之有吸引力的,作为知识分子,这句话所达到的境界是他们所欲最求的最终目标之一,而王国维,陈寅恪等优秀知识分子作为榜样也值得后世之人的效仿.每个时代的成功者,都是能够超越“围墙”自主命运的人.
“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名句,也是当时清华大学的校训.同期,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倡导的北大精神则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一个从个体的角度进行强调,一个从整体的角度进行弥补.其实,这也正是我们对心态开放、打破围墙、追求人生开放的重要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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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在污浊不堪的社会环境下保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不为当时之强硬势力软硬胁迫,例如在建国前的陈寅恪,朱自清,老舍等一批知识分子,乃是知识分子之楷模；相反的,顺从于当时之时势,并与之同流合污者,即使在文学上有不凡造诣但也逃脱不了后人的口诛笔伐.所谓“独立”,“自由”,并不是没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独立与自由只能在一定的前提下,一定的阶级立场上的独立,自由.比如,你能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去实现你的独立,自由,但是并不能触犯其法律.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认为,为了使学生得到自由发展,免于“守一先生之言,而排斥其他”,必须使大学成为“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成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因此,在学术上,不论古今中外,凡是有名的学派和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应该收集和研究.这样,“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他主张学术自由,“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去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由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使“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能在大学中同时并存.
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主要要体现在他在求真道路上的纯粹性上,这可能是做学问的人最需要的,又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最难具备的.我觉得,真正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不会对环境漠然置之,但多会和环境保持必要的距离.那些和环境融为一体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他们的学问、人品,一般来说是靠不住的.这样的人必然会从环境中得到足够的名利,但他们留给世人的又必然多是垃圾.他们之所以成为学术垃圾的制造者,并不是他们的脑袋灌了水,而是他们的人格让驴踢了.不过,这世界也越来越奇怪,先辈们教诲的“要做学问先做人”,似乎在当代失效了,我以为并没有失效.现实中的不良文人,就不是为学问而在的,他们不做人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凡大师,在成为大师的过程中,有谁不是人格上的健将,有谁没有独立的精神、人格?倒是有些大师因放松了“做人”的标准,从而失去了众人的尊重.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应该成为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
　　陈寅恪先生在二十年代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来,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最明显的就是五十年代初中国科学院决定增设两个历史研究所,派人南下广州,邀请陈寅恪出任第二历史研究所,亦即中古史研究所所长.当时早已失明的陈寅恪亲自口授了一封复信,其中说：
　　“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我决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时期的思想专制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严峻和残酷,正如贡斯当所说,你甚至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丧失了,它“强迫人们说话,它监视人们思想中最隐密的部分,它强迫人们违背自己的良知而说谎,它剥夺了人们拥有一个最后的避难所的权利”.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迫互相告密,互相揭发,不断地否定自己,以求取一点人身安全的残存空间.在强权面前,强度的体力折磨与改造面前,所有的自尊和信念一点一点地瓦解掉,于是再无独立人格,再难撑起中国的脊梁.
　　但也有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是真正的“脊梁”.
　　马寅初先生在《新人口论》中坚持科学与真理,他甚至婉言拒绝了周恩来总理要求“妥协”的好意劝解,以年近八旬之躯对抗全国“批判马寅初反动思想”的急风骤雨,从北大校长沦为戴罪之身,却依然铁骨铮铮,毫无半点馁意,真正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高风亮节.
　　梁漱冥老先生,面对当时无人敢说一个“不”字的毛泽东,以文人的傲骨,“为圣人师”的使命感,说了一句“三军可夺其帅,匹夫不可夺其志”.
　　但是,我们看到更多的却是,有许多知识分子,却自觉自愿地、争先恐后地献媚、出卖自己、出卖朋友,所说的话之肉麻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佞臣所能想象的.
　　有人分析说,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太缺乏对历史的洞察力,缺乏对现实的判断能力,太喜欢权力、太希望借着权力干一番惊世伟业,因此,他们没有任何原则,即使偶尔有点原则,也可以非常轻易地放弃.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概从来就很少有人存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一原则,翻遍中国学人的皇皇巨著,又几人争过自由,求过独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愿意卷入权力圈,那么,被权力碾得粉碎也就是该得的报应.
　　于是,长期以来,我们就培养这样或那样的缺少独立人格的所谓的“人才”.
　　在过去,是政治,是强权使他低头,在今天这个市场经济时代,则是物质的诱惑,金钱的魅力使他同样失去了独立的人格.
　　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通国好像都沉浸在这种“经济压到一切”氛围中,于是我们好像总是怕发展不了经济,深怕中了斯大林的话,叫做“落后就会挨打”.即使现在,中国的经济有了些发展,中国人计算的又是GDP的总值如何?增长率如何?什么时候总量可以赶上,什么时候人均可以赶上先进国家?再过一个世纪能否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然而不知道到那个时候,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文明的程度.
　　因此,培养一代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公民,提高我们的文明程度应该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这一精神应该成为现代化以后的全中国人民的人生理想.
　　而作为社会科学的广义的教育,实际上需要有一种真正的从人的终极关怀角度来确立的教育目标,我把他叫做人格教育或人格塑造.
　　我们的教育现在缺乏一种人格的塑造,或者由于教育者的局限性,不知道要把受教育者塑造成一种怎样的人格.
　　而今天我想说的,就是我们的教育要有人造塑造这一重要内容,教师的人格应该配得起这种人格,首先教师应该有“新的知识分子”人格,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次要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具有“新的知识分子”人格的人.
　　从社会和国家需要的角度来培养的人,是我们的教育目的,但这种人格的塑造也应该成为我们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