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祖还乡改写

篇一：高祖还乡翻译

听说有个大人物要还乡了，社长挨家挨户地通知每个差使：“任何差使均不得借故推脱。”这些差使真不寻常，一边要交纳草料，一边要派服劳役的民夫，都必须执行。有的说是车驾，有的说是銮舆，今天要回乡。只见在喧闹的市集里，王乡老拿着个陶托盘，赵忙郎抱着一个酒葫芦，带着新洗过的头巾，穿着新糨过的绸衫，正好装充有身份的阔人。忽然，瞎王留叫来一伙稀奇古怪的男女胡乱地吹笛打鼓，好像在欢迎什么。一大队人马从村口进来，前头的人拿着几面旗子，颇威风似的。那些旗子上的图案千奇百怪：有在月形环中画白兔；有红圈中画鸟；有画着一只鸡学跳舞的；有画着长着翅膀的狗；有画着蛇缠在葫芦上，还有用红漆刷过的叉，用银镀过的斧头，连甜瓜苦瓜也镀了金。马镫明晃晃的，扇子铺了一层雪白的鹅毛。还有那几个穿着奇怪的人，手里拿着一些罕见的器仗，穿著些奇怪的衣服。辕条套的全是马，套顶上没有驴。黄色丝绸做的伞的把是弯曲的。车前站着八个架前侍卫，车后的是随从。还有几个漂亮女子穿着艳装，

一样的打扮。

那个大汉下车了，众人马上行礼，但他没有看在眼里。见乡亲们跪拜在地，他挪身用手扶。我突然抬起头一看，那个我认识的，差点气死我了！

你本来姓刘，你妻子姓吕。把你从头数到脚：你以前是亭长，喜欢喝酒。你的丈人在村教书，你曾经在我屋庄的东头住，和我一起割草喂牛，整地耕田。

春天你摘了我的桑叶，冬天你借了我的米，问我借了都不知有多少了。趁着换田契，强迫称了我三十斤麻，还酒债时偷着少给我几斛豆。有什么糊涂的，清清楚楚地写在账簿上，现成的放着字据文书。

过去借的钱要在现在摊派的官差钱里扣除，欠我的粮食你要从粮税里暗地里给我扣出来。我琢磨着刘三：谁上来把你拉扯住，平白地为什么改了姓、换了名，要叫汉高祖

篇二：高祖还乡

浅析《高祖还乡》的成因及其时代背景

摘要：[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以其辛辣幽默的笔法，对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进行了辛辣的嘲弄与讽刺。那么这样一部作品为什么能够产生？并且还能够巧妙的避开统治阶层的文化封锁而流传至今，值得我们学习和探讨。

[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是雎景臣的代表作。雎景臣，字景贤，扬州人，元后期散曲家。雎景臣《高祖还乡》的写作态度与我们所熟知的《史记·高祖本纪》中所描写到得高祖还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史记·高祖本纪》中谈到高祖还乡，是写汉高祖刘邦在平息了黥布的叛乱后，班师回朝途中经过家乡沛县，在宴饮中作《大风歌》以鸣其志。他在《大风歌》中唱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充分表达出刘邦内心的雄心壮志，以及渴望战乱就此平息，国家安定的美好愿望。后人对《大风歌》推崇备至，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南宋大儒朱熹说《大风歌》是：“自千载以来，人主之词，亦未有若是其壮丽而奇伟者也。呜呼，雄哉！”所以与其说后人熟知高祖还乡这一历史事件，不如说是对汉高祖刘邦《大风歌》流露出的积极精神的高度赞扬与欣赏。

而到了雎景臣创作[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时，他将我们所熟知的《高祖还乡》彻底地颠覆，从而营造出另一种美学风格。雎景臣以其独特新奇的视角，欲抑先扬的写作手法，

首先我们来分析雎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的创作动机，元朝时期，民族矛盾空前加剧，底层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如果说一般的百姓所受到的仅仅是从物质生活方面的压迫与毒害，那么当时的文人可以说是受到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压制。他们在生活上受到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剥削与残害，而在精神上，自古以来的文人士大夫进身之路的毁灭，对于深受儒家功业文化影响，内心时刻想要建功立业的汉族文人的打击是致命的。有元一代，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还不到元代文官总数的３％；加上科举考试时民族岐视严重，因而元代科举在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就远不如以前的唐、宋和以后的明清王朝。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少数民族在推动民族融合，传播民族文化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就科举考试这一点，可以说在元代生活的文人是痛苦的，我们说击败一个人首先要击败他的内心，内心的迷茫与无处倾诉就成为了元代文人的真实写照。当然科举的不兴，也起到了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就是大量的文人转而从事文学创作，为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元代戏曲的繁荣从侧面也反映了这一情况。

我们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都会对文化进行一定的专制，虽然元朝对文化上的专制可能不如明、清那样的严厉，比如大明律中就明确规定不许戏剧演员装扮历代帝王后妃，而大加鼓励演员们去演孝子贤孙、义夫节妇等形象。但在元代亦有类似规定，《元史·刑法志》：“有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

的记载。可见在当时对类似不利于统治者的言论的惩罚还是相当严厉的。但是雎景臣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悲剧的时代环境当中，理想的破灭对于他们这一类的文人的打击是相当的严重的，所以他们对当时统治阶层的不满也就成为了他们内心的最强烈的倾诉，古人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具体反映到雎景臣的戏曲当中，就产生了[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样一部著作。而在当时,批判少数民族统治的作品不在少数，比如说无名氏的《醉太平·堂堂大元》，就是揭露了元朝政治黑暗、吏治腐败的混乱情况，揭示了农民起义的社会根源。元末明初人陶宗仪就在他的《南村·辍耕录》中评价此作说：“今此数语，切中时病”。所以说类似[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样的作品，就是在元朝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这样来看，雎景臣创作出[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样一部讽刺统治者的戏曲也就可以理解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探讨雎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能够广泛流传的原因，我认为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是主观原因，也是主要原因。雎景臣创作时所运用的巧妙手法，虽然对元朝统治者作者内心充满愤恨之情，但是作者还是深知对统治者不敬的言论所带来的后果的。所以作者别具匠心，以一种另类的方式来进行创作，那就是借古讽今。我们来看[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这部作品，表面上是作者是借一位乡民来揭示汉高祖刘邦的丑史：“你身须姓刘，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通过这位村民的言语，我们看到了，原来高高在上的天子实际上竟然是一个骗子、无赖甚至是小偷。这就让我们广大读者在啼笑之中认识到了统治者的丑恶嘴脸。而在戏曲中，作者直接使用“汉高祖”这样的称谓，我们都知道，“汉高祖”是刘邦的谥号，而刘邦活着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这样的称谓的，作者显然不可能犯下这样的低级错误，显然作者是借古喻今，通过讽刺“汉高祖”来达到他讽喻元代统治者甚至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目的。

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更加突出了作者借古讽今的写作目的，那就是在描写汉高祖车驾到来时的情景：“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些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在这一唱段的描写中作者描写到汉高祖的车驾，但却用的是元代统治者出行时所用的仪仗顺序。借元代礼仪来讽汉代皇帝，这就更加的突出了作者为了避免统治者的注意，而使用借古讽今，虚实结合的创作手法了。这样手法的使用，不仅大大增强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而且还巧妙的避开了当时元代统治者的相关禁令，可谓一举两得，令人赞叹。无怪乎钟嗣成《录鬼薄》中有这样的记载：“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唯公[哨遍]，制作新奇，皆出其下。”

第二个原因是客观原因，[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能够广为传颂，固然有其本身独特的艺术魅力，但有两个客观方面的原因需要我们注意，首先是前文我

们提到的，元代虽有：“有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这样的禁令。但毕竟不像明清时期那样的严酷。也就是说元代时期的文化环境是相对宽松的。这本身也与少数民族统治者自身的情况有关。少数民族人民由于生活方式，地域文化等原因，使得他们的民族性格更加的开放与包容，乐观与豁达，所以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也可能是雎景臣[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能够存在并流传的原因。第二点原因，元代杂剧、南戏的兴盛，固然有其内在的发展脉络，但元代雅文学的发展相对历代来说比较滞涩，而雅俗共赏的戏剧，散曲等文学样式却能蓬勃发展，不得不说是与当时的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审美倾向有关。因为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占领了中原地区后，由于文化上的相对落后，他们可能不会，也不愿去欣赏中原地区汉民族的诗词，歌赋等文学样式。而相对来说更容易理解，又有舞台效果的戏剧，散曲等文学样式就有了其发展，繁荣的土壤。即使有些少数民族统治者不通汉文，汉语，没能真正理解一部作品的内涵也没有关系，因为舞台当中的一些科范，比如说武打，动作等场面也是能够引起其兴趣的。所以说，雎景臣创作[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虽然巧妙的运用了一些讽刺手法，绕开了当时的相关禁令，但是如果是作者身处深谙中原文化，对文学对戏曲内涵能够有更深发掘的汉民族统治的时代环境当中，那么可能这部作品和作者的命运会有所不同吧。以上这两点原因分析，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雎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在当时那样的时代环境当中，依然能够广泛传播并流传至今的原因了。

篇三：《哨遍·高祖还乡》

《哨遍·高祖还乡》

译文

听说有个大人物要还乡了，社长挨家挨户地通知每个差使：“任何差使均不得借故推脱。”这些差使真不寻常，一边要交纳草料，一边要派服劳役的民夫，都必须执行。有的说是车驾，有的说是銮舆，今天要回乡。只见在喧闹的市集里，王乡老拿着个陶托盘，赵忙郎抱着一个酒葫芦，带着新洗过的头巾，穿着新糨过的绸衫，正好装充有身份的阔人。忽然，瞎王留叫来一伙稀奇古怪的男女胡乱地吹笛打鼓，好像在欢迎什么。一大队人马从村口进来，前头的人拿着几面旗子，颇威风似的。那些旗子上的图案千奇百怪：有在月形环中画白兔；有红圈中画鸟；有画着一只鸡学跳舞的；有画着长着翅膀的狗；有画着蛇缠在葫芦上，还有用红漆刷过的叉，用银镀过的斧头，连甜瓜苦瓜也镀了金。马镫明晃晃的，扇子铺了一层雪白的鹅毛。还有那几个穿着奇怪的人，手里拿着一些罕见的器仗，穿著些奇怪的衣服。辕条套的全是马，套顶上没有驴。黄色丝绸做的伞的把是弯曲的。车前站着八个架前侍卫，车后的是随从。还有几个漂亮女子穿着艳装，一样的打扮。那个大汉下车了，众人马上行礼，但他没有看在眼里。见乡亲们跪拜在地，他挪身用手扶。我突然抬起头一看，那个我认识的，差点气死我了！你本来姓刘，你妻子姓吕。把你从头数到脚：你以前是亭长，喜欢喝酒。你的丈人在村教书，你曾经在我屋庄的东头住，和我一起割草喂牛，整地耕田。春天你摘了我的桑叶，冬天你借了我的米，问我借了都不知有多少了。趁着换田契，强迫称了我三十斤麻，还酒债时偷着少给我几斛豆。有什么糊涂的，清清楚楚地写在账簿上，现成的放着字据文书。过去借的钱要在现在摊派的官差钱里扣除，欠我的粮食你要从粮税里暗地里给我扣出来。我琢磨着刘三：谁上来把你拉扯住，平白地为什么改了姓、换了名，要叫汉高祖。

创作背景

睢景臣是元代有影响的散曲作家。元大德七年（1303年），他从扬州到杭州，与著《录鬼簿》的钟嗣成会面，由此可知他曾生活在13世纪末至14世纪初这段时间里，但具体生卒年不详。《录鬼簿》说他“心性聪明，酷嗜音律”。所作散曲仅保存下套数三篇，《哨遍·高祖还乡》是他的代表作。此曲把显赫一时的汉高祖刘邦作为辛辣讽刺的对象。汉高祖荡平天下当了皇帝后，杀了淮阴侯韩信，又亲自率兵攻打造反的淮南王黥布，威风凛凛地回到故乡沛县。《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道旧故为笑乐。十余日，高祖欲去，沛父兄固请留高祖。高祖曰：‘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乃去。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高祖复留止，张饮三日。”由此可见刘邦还乡不仅神气，而且还很热闹，走时全城送行。刘邦的时代距离元朝已经很遥远，但元曲作家却多以“高祖还乡”题材作套曲。这大约与元朝皇帝每年都要回一次上都有关。其他人的作品

都没有流传下来。睢景臣这一篇没有按照史实描写刘邦还乡，而是换了一个全新的角度，写出了截然不同的情景。

赏析

全曲八段。首段写乡中接驾的准备，众人忙碌而“我”独不解，一开头便为全篇定下诙谐，嘲讽的基调。《耍孩儿》《五煞》《四煞》三首曲子铺陈车驾的排场，本应是庄严高贵的场面在老百姓看来都怪里怪气，莫名其妙，这实际上讽刺了皇家气派和帝王尊严。《三煞》《二煞》《一煞》是数落汉高祖当年的寒酸和劣迹，一下子就揭穿了隐藏在黄袍之后的真面目，而他还在人前装腔做势、目中无人，两厢对比， 更觉可笑。《尾》曲是全篇的高潮，“刘三”是作者根据史书杜撰的刘邦的小名，乡民呼出，形神酷似，妙就妙在它粉碎了“真命天子”的神话，所谓帝王之尊在辛辣的嘲笑声中荡然无存。这套散曲把不可一世的汉高祖作为嬉笑怒骂的对象，矛头直指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表现出对皇权至上的强烈不满和对封建秩序的无比蔑视。刘邦是一个很爱虚荣的人，《史记》上说他看到秦始皇出巡时的气派羡慕不已，认为大丈夫应当如此。作者没有被史书中所记载的高祖还乡时嘉惠百姓的“浩荡皇恩”所迷惑，而是注重于史书中描写刘邦爱慕虚荣以及欠王媪酒钱不还、诳称贺钱万贯得以见到贵客等无赖行径的材料，通过艺术加工，无情地揭穿了封建帝王的丑恶嘴脸。当然，作者批判的锋芒不仅仅是指向汉高祖一人，而是指向所有欺压百姓却要装模作样的封建统治者及其爪牙，更是指向残酷地实行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元代统治者。散曲中借乡民之口说刘邦“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流露出轻视劳动的意识，当然是不可取的。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一是情节完整。全曲有背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情节中有铺垫、有发展、有高潮，堪称一部情节完整、充满夸张和幽默的讽刺喜剧。几支曲子组成的套曲，能起到一出讽刺喜剧的作用，显示出作者的艺术功力。这出喜剧是有头有尾的。从社长挨户通知皇帝将要驾临，王乡老、赵忙郎等乡里头面人物忙着接待，写到皇帝仪仗车驾到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又从皇帝下车后，接受众人礼拜，架子十足，装模作样，写到乡间小民猛一抬头，识破其即是早先贪杯赖债鱼肉乡邻的无赖：故事生动，情节完整，对读者很有吸引力。这出喜剧中的人物是颇有性格的。无论是写乡里接驾前的忙乱，还是写皇帝仪仗车驾的威风，都衬托出“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汉高祖的好虚荣、讲排场、气势凌人、威风十足。而紧接着的面目为乡民所识破、老底被乡民所揭穿的描写，则突出了大人物的昔时卑琐低下、今日装腔作态的可恶可憎。社长、王乡老、赵忙郎等忙于接驾的表现，显露出他们善于巴结逢迎的心理。而“猛可里抬头觑”的乡民虽然无知，所见不广，但性格刚直，疾恶如仇，在曲作中也得到了真实形象的刻划。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二在于选择了一个小人物——无知乡民作为叙述人。事件发展的全过程，都是这位乡民亲眼看见的，亲口说出的。这就是角度新。作者在曲作中通过乡民的特殊视角来展现汉高祖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把至高无上的皇帝贬得一文不值，写作手法实属高妙。皇帝驾

到本是极其隆重的场面，可是在乡民的眼中不过是乱哄哄的一场戏：“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到村口迎接皇帝的就是这么一伙不三不四的人，吹吹打打乱七八糟的。仪仗队里的五面旗子，分别画有日、月、凤凰、飞虎、蟠龙等图案，代表着天子的神圣和庄严，可是在乡民的眼中，却是“白胡闹套住个迎霜兔”、“红曲连打着个毕月鸟”、“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不伦不类，煞是好笑。至于红叉、银斧、金瓜锤、朝天镫、鹅毛宫扇等显示帝王威严的器物，在乡民看来，虽未见过也毫不稀奇。威风凛凛的仪仗队，竟成了“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的“乔人物”。在对皇帝的仪仗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后，作者又通过乡民的眼睛，来写皇帝的车驾：“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天曹判是天上的判官，递送夫是押解犯人的差役，他们簇拥在皇帝的前后，可见皇帝一行是怎样令人畏怖、令人厌恶的货色!接下去写众人迎候施礼。高祖却“觑得人如无物”，以“挪身着手扶”表示回礼，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乡民跪拜后，“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作威作福的高祖竟是昔日乡里的无赖，不由得“险气破我胸脯”。最后的三支曲子，通过乡民之口，揭穿“刘三”的老底，不过是个贪酒、赖债、明抢、暗偷、胡作非为的流氓，可是居然改名换姓称作什么“汉高祖”。作品以乡民的独特视角来刻划汉高祖。乡民是无知的，又是有识的；他的看法多属误解，但又反映出许多真实。无知与有识、误解与真实相交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乡民复杂而变形的内心世界。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在这个世界里遭到了最无情的嘲弄，完全失去了他的庄严与神圣，展现了无法伪装的本来面目。

这套曲子的特色之三是语言既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又生动、准确，一针见血。全曲是以乡民叙述的口吻展开的，因此用的是与乡民身份一致的语言，亦即乡间生动的口语方言，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曲中形容王乡老与赵忙郎：“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三言两语勾画出迎驾的乡绅土豪令人作呕的模样。“瞎王留引定乔男女”中的“瞎”与“乔”字，点出了乡民们对迎驾的厌恶，认为那纯属胡闹的稀奇古怪的行为。仪仗队的服装被称作“大作怪?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lu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路保实矍昂蟮乃娲颖唤凶觥疤觳芘小薄ⅰ暗菟头颉保Υα髀冻鱿缑衩嵌韵孪缛琶竦牡弁醯拿锸雍驮鞫瘛６粤醢睿辛谩澳谴蠛骸背浦静话阎粮呶奚系牡弁醴旁谘劾铮弧瓣锏?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ren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人如无物”、“挪身着手扶”显示刘邦的傲慢和装腔作势。末三支曲更是乡民对高祖昔时无赖行为的控诉，用“你”称身为皇帝的刘邦，谴责他“春采了俺桑，冬借了俺粟”，“强秤了麻三秤”，“偷量了豆几斛”，纯是乡间明白通俗的口语，却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刘邦流氓无赖的嘴脸。结尾处语言生动至极：“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摔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作汉高祖！”乡民的几句挖苦话令帝王的尊严扫地以尽。以“汉高祖”结束全篇，还另有用意。题目为“高祖还乡”，但如果一上来就明写“高祖”，那么一系列嘲笑、讽刺就无法展开。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先写“还乡”而不是还乡者是谁，逐渐由“那大汉”过渡到“刘三”，最后以村民痛骂“刘三改姓更名”点出“汉高祖”，具有画龙点睛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