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诗歌的由来

篇一：浅谈对盛唐诗歌的理解

浅谈对盛唐诗歌的理解

概要： 本文从唐代文学的分期说起，总体概述了盛唐诗歌的主要特征，热情洋溢，豪迈有着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充满着生气，光彩熠熠，可谓是空前绝后的恬静优美之作，然后又具体从盛唐文学的分期、历史文化的角度和对后世的影响来细评了盛唐诗歌；从发展趋势、风格来分析了盛唐诗歌，最后总结了盛唐诗歌发展的原因、偶然性和必然性。

关键词：盛唐之音、盛唐气象、大眼光、大格局、文化的交融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这是无可否认的。自公元618年灭隋建唐以后，经历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等繁荣朝代，直到公元907年唐灭以后，唐代才告一段落，但唐朝文学却从此流传，尤其是诗歌，其水平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诗歌的思想性、艺术性，已达到很高的地步，再加上题材的形式和流派的多样性，使唐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

1胡应麟有诗为证，说：“甚矣，诗之盛于唐也！其体，则有三、

四、五言，六、七、杂言，乐府，歌行，近体、绝句，靡弗具矣。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巨细、精细、巧拙、强弱，靡弗诣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预矣。”

2唐朝前接建安风骨、魏晋南北朝之风，后续宋骚之雅，也因为唐诗众体俱备，加之政治环境等因素，大体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初唐：高祖武德元年（618）——玄宗开元初（713），约一百年。

盛唐：玄宗开元元年（713）——代宗大历元年（766），约五十年。 中唐：代宗大历元年（766）——文宗开成四年（836），约七十年。 晚唐：文宗开成四年（836）—昭宣宗开祐四年（907）约七十年。

从分期可以看出。

3盛唐是指唐玄宗在位开元年间，这时，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社会充满自信，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盛唐涌现出的李白、杜甫、王维为代表一大批诗人，他们共同开辟了一个气象恢宏的赞歌黄金时代。

4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直至“安史之乱”爆发以前，是唐代社会高度繁盛而且极富于艺术气氛的时代。唐诗经过一百多年的准备和酝酿，至此终于达到了全盛的高峰。虽然，在唐诗的初、盛、中、晚四个阶段中，盛唐为时最短，其成就却最为辉煌。这一时期，不但出现了伟大的诗人李白，还涌现出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优秀诗人。许多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的诗篇，便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热情洋溢、豪迈奔放、具有郁勃浓烈的浪漫气质，是盛唐诗的主要特征；而即使是恬静优美之作，也同样是生气弥满、光彩熠熠的。这就是为后人所艳羡的“盛唐之音”。

盛唐前期的诗歌无疑是接着盛唐诗歌发展而来的，从文学上来看，初唐的诗体已逐渐远离宫体诗的脂粉气，朴素无华是其主要特色，浪漫主义也逐渐发展成熟，如初唐的王绩以朴素自然的语言表现自己的生活和感情，写得较为真切的如他在《野望》中展现的一种朴素的美；继他之后而来的是初唐四杰“王杨卢骆”；其中卢照邻、骆宾王两人擅长于七言歌行，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虽是一首宫体诗，但它却标志着宫体诗的转变，因为宫体诗从他手中已由宫廷带入市井，反映了长安的盛况，以热烈的爱情追求代替了艳情的描写：“得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骆宾王的《帝京篇》写了长安的繁荣和贵族的豪奢，以及祸福无常，并感慨寒士之不遇，其五律《在狱咏蝉》的“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中的“那堪”更是用意深刻，寒蝉如此地凄惨的叫着，我哪能承受得了啊，我的年华或许就将这样消磨在这凄冷的狱中，直至年老啊。而王 勃、杨烔则擅长的是五律，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当时最好的五律，尤其是“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打破了一般赠别诗的那种哀伤和徘恻，写得乐观开朗，王勃作诗讲究用质朴的语言，抒写壮丽的胸襟，但在质朴中又有警策，杨烔用五律写边 塞也有很大的成就，如《从军行》等。而盛唐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在前期，盛唐诗歌主要表现为：投身社会和参预政治的热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如张九龄在扭转初唐诗风上很有贡献，如其在荆州所写的《感遇诗》十二首，有着兴托讽谏之味，如在其一中就以春兰、秋桂比喻自己的坚贞、清高的品德，风格简约清容、与齐梁之浮艳迥然异趣，在其中则以用丹橘自喻，感叹自已虽有坚贞的品德，但被李林甫等人排挤在南方，不能得到皇帝的信

任，张九龄风格上直接议魏，骨峻神竦，思深力遒，复古之功大矣。

5（施朴华《岘佣诗说》）而贺知章的绝句十分清新，如在《咏柳》中借柳树歌春风，以柳树写整个青天，通过剪刀似的春风，赞美了一切创造性的开创未来之势。就是隐者孟浩然从小发奋读书，希望能一举成名，在其《书怀贻京邑同好》说：“执鞭慕夫了，捧檄怀毛公。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可见他出仕的迫切，只是苦于没有得力的人引荐，同时他也企图通过刻苦读书，救患释纷，以立义表、全高尚，先获得社会声誉，然后再他入仕。在怀着很大希望的京师却意外地受到严重的挫折，以致“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南阳北阻雪》）终于对功名绝望了，从此毅然归隐。孟浩然的诗风恬淡孤清，山水隐逸是其主要题材。所以从盛唐前期的诗歌与初唐诗歌相比中可

以看出，题材扩大了，语言纯净了，格调也提高了，五律很快地发展成熟起来，诗里表现出来的进取精神的抑郁不平的愤慨，表现出来的诗歌的创作的健康方向，都显示了初唐诗歌向盛唐发展的痕迹。后期，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当政，这时盛唐气象主要表现为：敏锐的洞察力，暴露社会矛盾的勇气，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社会危机即将到来的忧虑。例如李白在《古风》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斗鸡小儿，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揭露政治的腐败。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夕揭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尖锐的问题（《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社会充满信心和责任感。杜甫在《江汉》中说：“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 在《洗兵马》中说：“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正是在安史之乱那些最阴霾的日子里，他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诗歌创作的角度看，盛唐诗歌和前代的以展脉络是从宫廷御用的路线转向个人抒情的路线，这是很大的进步。齐梁文坛基本上被宫廷文人把持着，他们生活贫乏，思想空虚，醉心于形式和辞藻，把文学引上形式主义的道路。如果只是沉溺于个人感情的纠葛之中，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那还是很有局限的。盛唐诗人既不用诗去讨好帝王，也不把诗当成只供个人玩赏的小摆设，而是把一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题之中。这普遍性的主题就是社会政治主题，希望尽自己的力量创造出长治久安的局面。李白抱着宏伟的理想，欲“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然后像鲁仲连、谢安那样功成身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杜甫突破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虽然一生未达，却始终以天下为己任。 其次是表现新的体验。盛唐诗歌的题材都是旧有的，无非是感遇、咏怀、咏史、山水、田园、离别、闺怨、边塞、从军、宴饮等等。所以说盛唐诗人的贡献并不在开拓了新的题材，而在于他们就原有的题材，找到并表现了新的体验。例如边塞诗早在汉魏就有了，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可是许多人写边塞诗未必到过边塞，而盛唐的边塞诗多出自诗人亲身的生活体验。高适以政治家的眼光议论边防之得失，王维和岑参以诗人的敏感描绘边塞奇异的风光，王昌龄以战士的口吻诉说内心复杂的感情。例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使至塞上》）“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这样真切的诗句以前是少见的。 第三是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

细为美，盛唐以阔大为美。李白的眼光简直是宇宙眼光，他说“吾将囊括大块，浩然与溟同科。”（《日出入行》）又说：“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他与宇宙处于平等的地位，也可以说他心里装着整个宇宙，并以这种气魄看待社会与人生。这是一种全新的眼光和格局，正如皮日休所说，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刘枣强碑》）此外如张九龄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望月怀远》）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望岳》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现了大眼光、大格局，具有雄伟的气魄。

6盛唐诗歌对后的影响也是极为很重要的，如中唐诗歌是盛唐诗歌的延续。这时期的作品以表现社会动荡、人民痛苦为主流。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继承并发展了《诗经》和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文学理论上和创作上掀起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的高潮，即新乐府运动。元稹、张籍、王建都是这一运动中的重要诗人。宋朝文学则继承了中、晚唐诗风。综上所述可知，盛唐诗歌的发展是由大一统的局面下经济繁荣，政治开明，社会安定所决定的，无法想象，在一个民生凋敝、战乱频繁的，国家分裂的时代有甚么盛唐气象可言。所以说盛唐诗风的发展不是一个必然，当然也不是一个偶然。

注释与参考书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 第二册

2、沈 骐： 《诗体明辨》

3、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 第二册

4、易龙游戏网：《盛唐诗歌》

5. 施朴华 :《岘佣诗说》

6 .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纲要》 第三

篇二：盛唐诗歌鉴赏

浅析盛唐（时期）诗歌的文化融合精神

（中文）摘要:盛唐时期的经济、社会、文化孕育了繁荣的盛唐诗歌和诗歌中独特的盛唐气象。这种气象，不仅从边塞诗歌作品豪迈、雄浑的风格中体现出来，也从山水诗歌作品清新、优美的风格中体现出来;不仅从天真、浪漫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也从现实、沉潜的诗人作品中体现出来;不仅以诗歌的艺术形式来表现，也以诗人的情怀、理想、精神风貌来表现;不只是某个诗人的创作表现出这种气象，而是该时期诗人群体创作共同形成的时代气象。 唐朝的兴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条件。在此基础上益繁荣的唐代诗歌，逐步形成蓬勃向上、积极进取、乐观豪迈的时代风貌。这种诗歌风貌，尤以被誉为“开元盛世”的盛唐时期表现得特别充分。盛唐时期的诗歌，不仅表现在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佳作如林，更为特别和重要之处在于，在越来越多的诗歌中体现出一种激越昂扬、自信奋发的独有时代气质。盛唐的诗歌在其多姿多彩的外形包装下，深藏了一股扑面而来、为后人所心仪神往的盛唐人精神气息。

关键词：盛唐；边塞诗；田园山水诗

一、盛唐边塞诗（中）的时代精神（文化融合性）

以军旅、征战等边塞生活为题材的边塞诗，肇始于《诗经》。至开疆拓上的汉代，战争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无论在质上或量上都有了一定的提高。降及唐代，边塞生活成为诗歌创作的普遍题材。特别是自玄宗开元元年(713)至代宗大历五年(770)这一盛唐时期的边塞诗，更是以其充沛的感情，刚健的笔触，描写了寥廓壮丽的边塞风光，豪迈慷慨的军戍生活以及幽怨悲凉的征夫之恨、思妇之悲

好诗，多是征戍、迁滴、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1】为什么边塞诗不兴盛于汉代，不成就于元代、清代，而在唐代结出硕果呢?笔者以为，这既有唐代社会经济政治进步的原因，又有诗歌内在发展的必然。概言之，唐代边塞诗，特别是盛唐边塞诗的繁荣是历史上空前强大的唐帝国文治武功极盛与占典诗歌高度发展成熟的历史条件相结合的产物。

(一)、强盛的唐朝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上壤里迅速成长繁荣的。

处在中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经济是十分繁荣的。由于唐初均田制的实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由于隋末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势力的打击，使农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人身依附，唐代的生产力得到了很大解放。至贞观年间，唐朝的经济不仅得到全面恢复，还有了很大发展。到玄宗时代，唐朝的经济更是达到了最高峰，己是“小邑犹藏万家室”，“公私仓凛俱丰实”【2】。元结也说:“开元天宝之中，耕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量”。【3】

唐帝国更是一个气度恢宏的大国，言路开通，思想活跃，政治文化氛围较为宽松自由。像元镇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采诗官》等，虽然批评了皇帝，也并没有犯忌讳。正因为这样，所以朝野上下，有一股比较自由的空气，诗人可以“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立风前”，可以“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4】。宋洪迈对唐代君王的气度颇为感慨，认为“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对触及宫廷禁忌之事的诗歌作者，“而上之人亦不为罪【5】。

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

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

(二)、盛唐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唐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万马争歌杨柳春，千场对舞绣麒麟’，

【6】;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7】“莫愁前路无知己，天卜何人不识君”【8】。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

首先，盛唐之时，整个社会弥漫着英雄主义的气氛。与前代相比，唐人有更多的任侠尚武之气，特别是边塞诗人，更是任侠使气，狂放不羁。如王勃常“慨然思诸葛亮之功，赋诗见情”【9】；李白“十五好剑术，遍干诸候”，“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10】

其次，唐人又有从军入幕和漫游边塞的风尚，从而使得文人士大夫能够亲历边塞，接触边塞生活。唐代制度规定，边帅可以自辟幕僚。唐代文人入幕往往可迅速升迁，故吸引了大批读书士子，而军幕中如行军司马、副使、判官、支使、掌书记、参谋等，常由士子担任，这对士人踊跃赴幕，有着强烈的促进作用。如杨炯高呼“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11】；王维“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12】

第三，唐代军幕之主中有不少文武兼擅，好文学，喜延揽文学之士，从而为边塞诗人的创作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艺术创作环境。 第四，唐代君王对边塞诗的特殊爱好对士风民气的导向也有一定的引领作用。唐诗的繁荣，发韧于初唐的诗歌革新，而边塞诗的兴起，则是这一革新的重要契机和显著标志。唐太宗李世民堪称这一革新的先驱，他首开风气，带头写了一系列的边塞作品，明确主张“用咸英之曲，变烂慢之音”【13】“浇俗庶反淳，替文聊就质”。【14】唐玄宗李降基所作边塞诗也很可观，其《平胡》歌颂大唐军威:“雾扫清玄塞，云开静朔方。武功今己立，文德愧前王”，显示了盛唐气势。此外，另有应制送张说的诗人数十名，应制诗总共多达70余首，可谓由玄宗一诗而引出近百篇边塞诗。可见，唐代皇帝的创作与提侣对边塞诗也有一定的促进

二、盛唐山水田园诗（的文化融合性）

唐朝国力强盛、社会政治文化全而繁荣，这为唐诗的兴盛和繁荣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气象万千的山水景致和名胜古迹是诗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加之统治阶级提倡佛教思想以及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社会上隐逸思想的盛行，为山水田园诗的创作提供了广泛的理论依据。音乐、舞蹈、绘画和书法等艺术的全而发展，提高了山水田园诗的表现技巧。 继承陶渊明、谢灵运传统的山水田园诗，在盛唐时期繁荣昌盛起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诗人有孟浩然、王维、储光羲等，他们的诗不是一般意义的模山范水，而是能情景交融，物我混一，在表现山水田园的自然关方而别开生而，独具特色。他们以较为空静虚灵的心态来体晤山水、田园等审美对象，从而创造出意象玲珑、颇富神韵的诗美境界。下文几位田园诗人为例进行探析。

（一）、孟浩然的田园诗

文学史上的孟浩然是被以隐士诗人定位的。但综观孟浩然一生行迹及其诗文，可以说孟浩然只是一个不甘在野的在野文人而己。隐逸诗人与他的行迹与心态不合。陶渊明归田之后，身心俱隐，所以他的田园诗中流露出的是发自内心的欣悦，尽管他也用诗文自鸣于青史，而不甘作一粒沉默的流沙，算不上真正的隐士，但比起孟浩然绰绰有余。孟浩然四十岁之前，“隐鹿门山，以诗自适”【15】， 但据他诗中流露的意思，写诗并未能使他完全自适，他在游山玩水饮酒赋诗之余，更在为出仕作准备，“昼夜颇自强，词翰颇亦工”，“感激遂弹冠，安能守固穷”(均见《书怀贻京邑同好》)这足以说明“以诗自适”以及隐居鹿门山云云，都不过是用以邀名而己。

孟浩然一生仕途不达，大半生的田园生活使他的诗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诗作《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而场圃，把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王维晚年隐居在景色优关的终南山，整日参禅悟道，以谈玄为乐，他的诗因而也寓于佛理。如《过香积寺》:“不知积香寺，数里入云峰。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整首诗禅理与诗情结合，禅理不觉其玄，而是

以美的形式出现。

（二）、王维的田园诗

王维一生居官，从21岁考取进士，到终尚书右垂，王维一生都在食君之禄。而且王维不但食君之禄，还因为乡愿而摸索着应运食过安禄山之禄，不过从此“终于因为自己的软弱和世故付出了道德上自我否定的代价，这样的否定在封建的道德立场上，足以毁灭一个士大夫所有的尊严和存在理由”【16】。衣食无忧的王维创作了大量的送别、边塞、游侠以及田园诗。王维既在政治上限于复杂的人事而难以驰骋，就只有退回精神领域，在自由的文字世界里随心所欲。因此，如果单从娱心这一角度说，王维的田园诗在思想内容上要单一许多。

王维的诗反映的思想内容可分为两类：1.表现对农村田园的纯粹欣赏和真诚向往。例如：《渭川田家》【17】

抖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

锥雄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诗人看到斜阳残照，穷巷牛羊，野老倚杖，牧童晚归，再加上野雄春蚕，麦田桑叶，还有背着锄头的农夫们相见时的温馨唠磕，这一切不但使诗人情不自禁地羡慕闲适隐逸，而且更使诗人忘情地赋诗言志。

2.表现遗世逸身的保和思想。王维的思想历程，不外乎几乎所有古代知识分子的心路轨迹:青年时期以儒为名，积极进取，以最大限度地得君之禄并得己之名，这就叫兼济天下;中年之后，洞穿世事，儒家靠边，释道抬头，遗世逸身，理有所据，这叫独善其身。庄周魏网江湖之论，在盛唐两大田园诗人身上都得到了有趣的体现:孟浩然是一边歌颂田园，一边窥探魏网，王维却是一边食着君禄，一边站在魏网之上眺望田园，两位诗人都怀着赤子之心在向往着自家领地之外的风物，情怀那样赤诚可感。

（三）、储光羲的田园诗

储光羲诗歌淡古直朴，与王维诗的高华精丽有别，有孟浩然诗的疏淡却不及其深远。祖咏虽诗风近王维，而其玄却远不及;常建则另辟蹊径，风格与王维、孟浩然迥异，开中晚唐冷静、幽僻、萧瑟的格调。

例如：“浅诸荷花繁，深塘菱叶疏。浪中海童语，流下鲛人居。春雁时隐舟，

篇三：盛唐诗歌

开元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富庶，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成为时尚。而道教的归朴返真，佛教的净心明性的崇尚，为文人的漫游、隐居，及观照、把握大自然美提供了必要的环境氛围、物质条件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一些诗人在政治上曾有过建功立业的抱负，但最终因仕途受挫或不满现实，而半官半隐，漫游山水，甚至辞官归里，躬耕田园。由于他们大都拥有田庄，具备漫游隐居的经济基础。所有这些都为进行山水田园诗的创作创造了条件。主要代表作家是孟浩然、王维、储光曦、祖咏、裴迪等。 这一诗派并无明确的文学主张，但相互之间常以所作山水田园诗酬唱切磋，形成了远绍陶渊明、谢灵运，近学张九龄的清淡自然的流派特色。作品通过大量细致入微描绘自然山水，体现了情景交融、物我契合的意境，发掘和开拓绚丽多姿的自然美。

进入盛唐，诗歌达到高峰，表现之一是随着内容题材的开拓，出现了相应的诗派，每派都拥有大批高水平的作家。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派，一是山水田园诗派，二是边塞诗派。前者重要的作家有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祖咏、裴迪、綦毋潜、丘为等，后者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等。值得注意的是，两派的划分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绝对的界限，有些作家两者兼善，如王维也写过很多优秀的边塞诗，岑参也写过不少优秀的山水诗。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大多有长期的隐居经历，但有大多不甘心隐居，怀有建功立业的抱负，因而在山水田园诗中常表现出矛盾的思想。他们彼此交往颇深，常互相唱和，其风格也颇接近。正如胡应麟《诗薮》所评：他们都“本曲江之清淡，而益以风神者山水田园诗源远流长。早在《诗经》、楚辞中就有一些描写这方面内容的诗句。魏晋时，完整的山水田园诗正式出现，但那时山水与田园的结合还不够紧密。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田园诗人。创作田园诗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有田园生活的亲身经历，二是有闲适的归隐之情，并将这份情感化作对田园生活的一种美的体验。陶渊明以前，只有“竹林七贤”具备第一个条件，但尚未能完善第二个条件，故没给后人留下什么田园诗。只有陶渊明，才把田园生活上升到审美的体验，写下一系列田园诗。他的诗虽有不少写景名句，但往往是为抒发对田园生活的热爱服务，不是专为写景，故而人们习惯称他为田园诗人。山水诗兴起于南朝，那时许多士大夫以隐逸为清高，将自己的情怀寄托在大自然中，形成了雅好山水的社会风气。而随着经济文化重点的南移，南方优美的山水自然又为这些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提供了丰富的审美对象。再加上受玄学的影响，士族文人又喜用哲学的眼光把山水看成“以形媚道”的客体，故描写山水成为当时的习尚。先是谢灵运与谢朓崛起于前，将着眼重点从田园扩展到大自然，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后是何逊、阴铿、初唐诸人并起继作，山水诗遂牢固地占领诗坛，成为最常见的题材。初唐王绩学陶渊明，写了不少田园诗，但诗中写景的句子仍不多，“山水”的成份较少，隐逸的成份太浓。其后张说、张九龄创作了数量颇多的山水诗，但“田园”的成份较少，直到盛唐的王、孟才真正将这二者结合起来，开宗立派。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主要成就有三：一是将山水与田园二者结合得更紧密了，亦即把隐居田园的情趣和欣赏山水的优美加以融合，丰富了意境。二是保留了陶渊明的纯朴而更趋优美，摒弃谢灵运等人的艰涩和玄言的尾巴而更趋清新，形神兼备，物我契合，致使诗意与画境相结合，名篇辐凑，俊句迭出。三是山水田园诗背后具有更深厚的思想内涵，大多数的山水田园诗人都在诗中寄托了自己高尚的情操和难言的身世之感。如常建的《江上琴兴》：“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泠泠七弦遍，万木澄幽阴。能使江月白，又令江水深。始知梧桐枝，可以徽黄金。”表现出极高雅的清心澄虑的思想修养。而王维的这类诗更能达到“气和容众，心静为空” （王维《裴右丞写真赞》）的“无我”之境。

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兴起有其社会基础。盛唐社会的富庶繁荣，使很多士大夫文人有足够的闲暇优游林下，寄情山水。王维的一些作品就是由此得来的。而漫游风气也很盛行。文人纷纷“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到各处饱览名山胜迹，广交友朋，干谒公卿，希图获得社会声誉。孟浩然的一些作品就是这样的产物。特别是由隐入仕成为当时的社会习尚，并被视为“终南捷径”。《新唐书·卢藏用传》说：“司马承祯尝召至阙下，将还山，藏用指终南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宦之捷径耳。?”这更刺激了山水田园诗的发展。而佛教的兴盛和禅宗的兴起，又为隐逸山林的文人提供了借山水悟道明志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手段。王维以佛教徒自居自不必多言，孟浩然亦云：“会理知无我，观空厌有形。迷心应觉悟，客思未遑宁”（《陪姚使君题惠上人房》）。当他们进入禅静之后，面对尘世外的山水田园，自然会以次为契机，进入“搜

求于象、心入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王昌龄《诗格》语）的创作境界，这也是唐代山水田园诗高于前代的深层次原因。

边塞诗严羽《沧浪诗话》云：“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足见边塞诗在唐诗中的崇高地位，而盛唐边塞诗成就尤高。

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作家作品量多。据初步统计，隋以前的边塞诗不足二百首，而唐代则有两千首，自初唐以至晚唐，绵延不断，而以盛唐尤多。著名的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崔颢、李颀、王翰等。二是内容广，有客观描写，有主观抒情，有赞美，有批判，有从军之乐，有征戍之苦，不一而足。三是风格繁多，形式多样，有豪迈，有沉郁，有浪漫，有写实，有直露，有含蓄，有歌行，有律绝，各臻其美，尤以盛唐达到高峰。

盛唐边塞诗繁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现实状况所致。唐自建国以来边事不断，开元天宝后尤多。玄宗后期还有“吞灭四夷之志”，发动了多次扩边战争，也进行过多次正义的守边战争，这些重大的客观现实必然反映到诗歌创作中去。二是从军赴边、建功立业是当时文人的普遍时尚。从初唐起，文人就以此为理想，于是官吏巡边和诗人从军几乎形成一股潮流，而戍边开疆、建功立业也成为他们建功立业的首选途径。正像杨炯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盛唐以后，国力更强，诗人的浪漫气质和追求功业的热切希望及自信力也更强，此风变得更盛。正像胡震亨所评：“唐词人自禁林外，节镇幕府为盛。如高适之依哥舒翰，岑参之依高仙芝，杜甫之依严武，比比皆是。中叶后尤多，盖唐制，新及第人，例就辟外幕。而布衣流落才士，更多因缘幕府，蹑级进身。”（《唐音癸签》）这些人自然要“一窥塞垣，说尽戍旅”(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崔颢语)。三是有悠久的文学渊源。先秦的《诗经》、《楚辞》，虽无边塞诗一说，但已有描写征戍的篇章；秦汉虽没有流传下多少边塞诗，但汉乐府中已有《出塞》、《入塞》等横吹曲辞；汉魏之际，描写征战的作品渐多。南北朝时边塞诗渐盛，颜延之、鲍照、谢脁以至萧绎、陈后主都喜写这类诗。当然，他们的作品多是想象之词，缺乏生活基础；有些干脆就是赝品。只有庾信、王褒由南入北后，有些实际经验，写下了一些优秀之作。隋和初唐，边塞诗更趋繁荣、成熟，几乎所有的知名作家都有这类作品，即使像沈佺期、宋之问这样的宫廷诗人都不乏佳作，四杰、陈子昂的成就更高。他们都为盛唐边塞诗的全面繁荣和高度成熟开创了良好的风气和坚实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比虞世南的“雾锋黯无色，霜旗冻不翻”（《出塞》）和岑参的“愁云惨淡万里凝”、“风掣红旗冻不翻”（《白雪歌》）；以及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和高适的“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塞下曲》），即可看出两者的传承关系。中唐后边塞诗仍很发达，但内容和风格与盛唐有别。简言之，中晚唐边塞诗更长于思考和批判，风格更趋向深沉悲凉，与盛唐的百花齐放而偏重热烈奔放各具时代特色。

盛唐边塞诗体裁完备，但七言歌行和七言绝句运用得更多。这些诗表达了他们请缨杀敌、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描写了边塞和军中艰苦的征戍生活和奇异风光；抒发了他们缭绕不尽的乡思边愁；有的还揭露了军中矛盾与黑暗，批判了当局穷兵黩武的政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可谓丰富多彩、琳琅满目。这些诗人大多具有雄杰豪侠的气质，因而诗风大多豪爽俊健、风骨凛然，具有一种刚健奔放、热情开朗的格调，和边塞题材极为相配，从而为唐诗宝库增添了瑰丽雄伟的宝贵财富。

山水诗源于南朝（宋）谢灵运，田园诗源于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

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中的山水田园。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形成一个诗碑，至于山水田园诗之外的数量更多的写景诗反例显得不很突出了。古代优秀的山水田园诗，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孟浩然、王维、范成大、杨万里等，李白、杜甫等也有大量描写山水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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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中的山水田园。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形成一个诗碑，至于山水田园诗之外的数量更多的写景诗反例显得不很突出了。古代优秀的山水田园诗，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

何谓边塞诗：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一般认为，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即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首。

三、唐代的边塞诗 （一）概况：

1、边塞诗和边塞诗派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一些有切身边塞生活经历和军旅生活体验的作家，以亲历的见闻来写作；另一些诗人用乐府旧题来进行翻新的创作。参与人数之多，诗作数量之大，为前代所未见。其创作贯穿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阶段。其中，初、盛唐边塞诗多昂扬奋发的格调，艺术性最强。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是初唐写作边塞诗较多的作家，他的边塞诗一方面题材开阔，内容包括：A、边塞风光；B、边疆战士的艰苦生活；C、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抱负D、边疆将士思乡的情思。不仅内容涵盖了盛唐边塞诗的大多领域，而且格调高亢。此后其他著名诗人如：杨炯、陈子昂、杜审言等人也创作边塞诗。边塞诗创作一时蔚为风气。

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高之《燕歌行》、岑之《白雪歌》、 《走马川行》等七言 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除此之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有《出塞》、《从军行》，王之涣有《出塞》，王翰有《凉州词》。盛唐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题材有所扩展。

特点 意象宏阔：大处落笔，写奇情壮景。 基调昂扬：气势流畅，富有崇高感。

体裁兼善：歌行、律绝皆有佳作。

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概括出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它包含了：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等各个方面。

盛唐边塞诗体现了一种阳刚之美。在边塞诗中，一方面以夸张对比衬托的手法对战争残酷，环境恶劣进行展示，如“战士军前半生死”，“黄金百战穿金甲”，“孤城落日斗兵稀”。但另一方面，边塞诗作更凸显人面对战争时奔涌出的巨大精神力量。其中既有：不屈的意志和必胜的信心，保家卫国的豪情，还有在战场上建立功名的壮志。如“不破楼兰终不还”；“愿为腰下剑，只为斩楼兰”；“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这两个方面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这种对立统一所产生的张力使诗句具有永不泯灭的魅力，诗句中洋溢着的崇高感，成为中华民族的最强音，千载悠悠。

山水诗源于南朝（宋）谢灵运，田园诗源于晋代陶渊明，以唐代王维、孟浩然为代表。这类诗以描写自然风光、农村景物以及安逸恬淡的隐居生活见长。诗境隽永优美，风格恬静淡雅，语言清丽洗练，多用白描手法。 山水田园诗属于写景诗的范畴，侧重于歌咏自然景物中的山水田园。山水田园诗在盛唐形成一个诗碑，至于山水田园诗之外的数量更多的写景诗反例显得不很突出了。古代优秀的山水田园诗，都是佳山胜水的自然美在艺术上的再现，因而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给人以美的享受。这类诗歌的主要特点就是“一切景语皆情语”，亦即作者笔下的山水自然景物都融入了作者的主观情愫，或者借景抒情，或者情景交融。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谢灵运、陶渊明、孟浩然、王维、范成大、杨万里等，李白、杜甫、欧阳修、苏轼等也有大量描写山水的佳作。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 

山水田园诗起自晋宋之间。陶渊明为田园诗之祖，谢灵运为山水诗之祖。盛唐山水田园诗派即与陶谢一脉相承：在艺术上，他们能综合陶谢所长，融陶诗浑成与谢诗工巧于一炉，不仅模山容，范水态，而且力求表现山水的个性；不仅表现山水个性，而且力求表象与意象的合一、内情与外景的交融。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大大提高了对山水田园的审美能力，把山水田园诗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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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山水田园诗派这一概念有特定的内涵：首先，顾名思义，它形成与活动于盛唐时期。明乎此，前代的陶、谢与后代的韦、柳等山水田园诗人当不在其列。其次，它从一开始便同隐逸之风联系在一起，其成员多以五言的体式，借歌咏山水田园风光，表现隐逸意趣，抒发闲适情调，诗风清新淡雅。明乎此，我们也就不会把同处于盛唐时期，并且也写过山水田园诗的高、岑、李、杜划归这一流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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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产生当然不是偶然的。隐逸风气盛行，庄园经济的发展，佛老思想的广为传播，分别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产生的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和思想原因。其中，隐逸风气的盛行尤为一大关键——在经济繁荣、生活富足的开、天盛世，既有视隐逸为“终南捷径”者，也有借隐逸以遁离现实者。他们都寄情于山水、栖心于田园，使山水田园成为自己的主要审美对象。于是，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也就盛乎一时了。 

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作家，除了王维、孟浩然之外，还包括储光羲、常建、祖咏、刘春虚、裴迪、卢象、丘为等人。但其中最能代表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创作成就和卓异风貌的，当推王、孟二人。 

盛唐边塞诗写景抒情的风格，无论是平中见奇，还是悲中见壮，始终洋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体现出“盛唐气象”。盛唐边塞诗既可表现为尽情地歌颂雄奇的边塞风光或欢呼战斗的胜利，也可表现为直面严峻现实的勇气与真诚。边塞风光有它奇异的一面，诗人们尽可像岑参那样以新奇浪漫的眼光为之高歌，面对风雪交加的情景，却能生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的美丽想象，让人们在严寒的环境中唤起对春天温暖的回忆；但边塞的环境更有其恶劣荒凉的一面，诗人们也可像王之涣那样面对“春风不度玉门关”（《凉州词》）的荒寒时，既不怨杨柳，也无须责备春风，而以平常的心态来审视，不做悲欢之态。盛唐诗人甚至能满怀豪情地面对死亡。王翰《凉州词》甚至说“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些都写得风骨凛然。这首诗所表现的是盛唐人审美观的一种突破和盛唐人特有的精神风貌。盛唐边塞诗中的豪情并非故作旷达，更不是空洞的豪言壮语，而是在面对艰险甚至死亡的情况下，仍然能一笑置之而无所畏惧，这种真正的洒脱与旷达，只有盛唐边塞诗中才有。同样，西北边疆雄阔之中带有荒寒的美，也只有在盛唐才被人领略、被大量表现在诗中。这种笑对死亡的洒脱态度，这种对壮阔和荒寒的美的欣赏，归根结底是那个时代国力强盛、民族自信心增强而产生的。只有理解盛唐的人，才能理解盛唐的诗。

边塞诗虽不等于战争诗。盛唐有不少边塞诗是写征夫思妇之间的相思离别之情，好像没有战斗的情怀，似乎离“盛唐气象”距离很远。但诗人们对由于征夫长期戍守边疆而造成的夫妇分离、对由于征战频繁而造成的家庭破裂等不幸与痛苦，表现出巨大的关注与深切的同情，充满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本身就很了不起。正是在这种认识下，边塞诗中出现了反对穷兵黩武的呼声。“万里长征人未还”是历代以来边疆战争的悲剧，唐代也不例外。这种惨状的出现，有的完全是因为君主好大喜功和边帅邀功固宠所致，所以有的诗人直把矛头指向这些君臣：“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刘湾《出塞曲》）、“武皇开边意未已，边庭流血成海水”（杜甫《兵车行》）。有的诗人还能超越狭隘的民族眼光，对战争给其他少数民族人民带来的苦难也深表同情，寄托了各民族和平共处的美好希望。“闻道辽西无斗战，时时醉向酒家眠”（崔颢《雁门胡人歌》）、“将军纵博场场胜，赌得单于貂鼠裘”（岑参《赵将军歌》）对胡汉民族在和平时代和谐相处的描写，本身不就昭示着和平给人们带来何等快意的生活了吗？这些充满深厚情感的描写和广泛深刻的思考，又始终是建立在“胡骑虽凭陵，汉兵不顾身”（高适《蓟门五首》其五）、“洗兵条

支海上波，放马天山雪中草”（李白《战城南》）这样强烈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的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王昌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和高适《燕歌行》诗中的战士，面对流血牺牲以及军中不平待遇，仍主张为国尽节，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盛唐气象”是由宋人严羽首先提出来的。关于它的内涵，严羽在《答吴景仙书》中说：“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他还认为以“雄浑悲壮”四字评盛唐诗，最为贴切。这种“雄壮浑厚”、“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与盛唐的边塞诗关系如何?严羽并未明确说明，但他在《沧浪诗话·诗评》中说：“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四种诗歌题材，除迁谪与边塞诗无甚关联外，其他三种大多与边塞诗有关。林庚先生也在《略谈唐诗高潮中的一些标志》一文中指出，边塞诗的具体内容“往往是传统的游子主题的扩展，政治视野的扩展，山水风光的扩展”。可见，边塞生活渗透在盛唐多种题材、多种主题的作品中，因而更能体现出盛唐诗歌普遍具有的“盛唐气象”。当然，边塞诗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它本身与“盛唐气象”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因为盛唐边塞诗具有悲壮有力的感人力量，因而成为“雄浑悲壮”的“盛唐气象”的典型体现。而这又离不开盛唐这一特定的时代土壤，以及在这种土壤上所产生的时代精神。一旦时代土壤变了，时代精神变了，边塞诗的情调与精神也会发生改变。中晚唐的边塞诗尽管在艺术技巧上不一定比盛唐逊色，但在总体风貌上与盛唐诗是迥异其趣的，这又进一步说明了盛唐边塞诗与“盛唐气象”之间的深刻联系。晚唐诗人陈陶《陇西行》曰：“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该诗把相距遥远、对比鲜明的沙场骨和春闺梦联系在一起，组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给人以惨烈的感受，这种不幸的感受显然不属于“盛唐气象”。虽然盛唐边塞诗不乏牺牲场面的描写，却能让人们直面现实，而不会让人们沉睡在梦中——梦毕竟不是生活的真实，更不能掩盖时代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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