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子写作技巧

篇一：沈从文作文

溅射的火花——论沈从文作品所现的城乡文化碰撞无从驯服的斑马——论沈从文以及他的文学艺术成就

在现代文学史上对城乡文化冲突的研究当是一种繁琐，且重要的工作，“五四”以来，从早期的乡土小说作家群，到稍后的京派小说作家，乃至后来的海子等人，他们的身上莫不凝聚着工业文明侵入农村后所带来的情绪混合体，这种复杂的情绪融铸在他们的作品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乡音情调，而在乡音之中似乎流动着现代文明的黏稠血液。

沈从文作为京派小说家的代表者，以边远湘西歌者的身份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奇异的传奇世界，积淀在他生命底层记忆中的湘西文化色彩渗入他所营造的异世界，似乎将都市文化的烟火味磨灭殆尽，但这掩盖不了那样一种深层次的城乡文化碰撞意味，或者说是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的矛盾冲突。

沈从文常以“乡下人”自居，但“乡下人”于他而言恐怕并非什么骄傲的身份，他无非想借此表明他作为湘西叙述者的立场和态度，并不表明他是传统农业文明或是边远湘西与世隔绝的生活风俗的捍卫者。他的作品中混杂着一种冲破愚昧的反抗意识和皈依美与善的宗教思想。《边城》中，作者以白塔的坍塌与重修象征着传统农业文明的没落和新文明的兴起，在这一点上说明他已意识到了时代变更这一不可逆转的潮流。但他同样以《边城》中人物的朴质与纯真反讽和突显了现代都市里可耻的物欲及腐败的生活。沈从文的小说应当高于早期的乡土小说，因为许多乡土小说家”往往单纯描绘落后愚昧的农村生活图景，总体的艺术质量尚属稚拙阶段”；同时，它又不同于解放战争“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这种带有强烈革命性质小说”，沈从文不具备有那样的政治意思，他只用看似轻淡的笔墨，点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 《萧萧》里人物大多纯良，故事情节亦在一片朴素的乡土气息中归于平淡犯错的萧萧最终没有被“发卖”，也未“沉潭”，却在一阵喜气的唢呐声中迎接自己私生子的媳妇到来。若是叫早期乡土小说作家来些这个故事，结局定不是这样，他们会着重刻画萧萧的悲惨命运；如果是赵树理这些人来写，则应是描写萧萧如何冲破旧家庭的阻扰寻求自己的爱情，过程也必不至于这般波澜不惊。但实际上，沈从文这样看似最平常的写法却是最独特的，而结尾处萧萧抱着新生的毛毛看热闹般的迎接牛儿的新娘更是点睛之笔。在洋洋的唢呐声中，透露的是贯穿全文的隐性悲哀，他让人看到了童养媳的悲惨命运和乡间诸多陈俗陋习对人性的戕 害。唢呐声中萧萧一家人迎接的也不单是一个新娘，一个童养媳，而是又一个“萧萧”，这使人仿佛感到人的一生便是一个轮回，这轮回又不免地被归入命运的哀痛中。结局处萧萧的麻木在这样的哀痛中被无限的放大了。她那平庸的幸福实则是在失去爱的麻木在这样的哀痛中被无限的放大了。她那平庸的幸福实则是在失去爱情的前提下获得的，年龄的差距和婚姻的买卖性质使得这种家庭难以结出真正的幸福果实，然而萧萧毕竟获得了一份安稳的生活，这

样的安稳在年少的冲动越轨后更弥足珍贵，人心的美与丑在沈从文笔下完美的融合一体，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而深入思索，便可发现这些美与丑皆是与现代都市相对立的，小说中的人物的纯良，宽容和质朴等性格反衬着都是人自私，贪婪和奢靡，而他们封闭的观念，保守的性格和愚昧的风俗习惯亦通过都市这面镜子得以突显。乡间环境的清幽亦与都市的喧嚣构成一组鲜明的对比。它们在光怪陆离中交接缠绕，绽放着一种诡异的美丽，城乡文化间激烈的碰撞由此得以显现。

与《萧萧》类似的还有《柏子》《丈夫》等文，水手柏子带着一个月的积蓄几近在一宿间花费而光，却只觉“合算”，满足，只因在长期的劳顿后看到了心中所思所想的女人，而那女人还是从事妓女这一行当的，咋一看来甚感荒唐，但穿插在沈从文作品中的人心之善与美却由此展露无疑，并在水手与女人的粗野中愈发显目了，读者却并不是因此而羡慕柏子，我们依旧能从这部作品中察觉道隐约的哀愁，这哀愁被深抑在表面冲淡平和的氛围中，跳到着一段浮于肉心的悒郁音符，柏子的悲哀便在于对命运的波荡心生麻醉而无力反抗，“像一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地前行而不知觉”。在浮华的现代社会，我们说要人心向善，说要回归自然，可对于真正处于“自然状态”的柏子而言，这一切有显得那么不堪一击，荒谬而不可理喻。

《丈夫》则在这一层面上添加了作者更多的思虑，或者说扩展了《柏子》的思想内涵。丈夫在探望河船上出卖肉身变为半个都市人的妻子后，潜藏在男性意识中的痛苦得以激发，终于决定改变现实，带着妻子回到乡村，但这并不是结束，归乡后的贫困和艰苦将继续折磨他们，谁知道妻子会不会又返回河船呢？在丈夫与妻子携着行李回家的旅途中，我们已然看到了许许多多挣扎在社会底层为改变命运而抗争的单薄身影。这是沈从文的赞歌，也是沈从文的哀叹。城市与乡村，现实与传统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无处不在的矛盾通过这样一篇文章切实的被表现出来，震颤人心而又痛彻骨髓。

无从驯服的斑马——论沈从文以及他的文学艺术成就

沈从文是20世纪最为优秀的文学家之一，也是著名的文化史专家。对于许多人来说他还是个谜，他14岁就从军行武，20岁后来到北京，开始品读社会这本大书；他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未上过大学，却因文学成就卓著而登上高校的讲台，晚年又成了文物专家，确是个奇迹；他一生命运多舛，却又一直是个边缘人物，可这边缘的视角和边缘的心态，却造就了一个个迷人的艺术。

一、成就沈从文的边城凤凰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生于湘西凤凰城。要想了解沈从文，就要先了解湘西和凤凰城。湘西处于湘贵交界。在这里，宗教的潜流波及到这里，愚昧、纯朴、多民

族共存，这些都赋予其神秘色彩。这里的人剽悍、野蛮但也忠诚、圣洁、不虚伪。同样也是一种个人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结合为一的游侠精神，铸成了这地方人格与道德的另一种典范。

凤凰城是“中国最美丽的小城”。凤凰是苗族、土家族和汉族交界的地方。尤其在清代以来，汉族对苗族的镇压以及苗族的反抗一直是不间断的。而凤凰作为重镇，它也不断有汉人迁徙过去，也是作为以军队的方式过去的。沈从文的祖父是个从武的，后来也做过官到贵州。在凤凰有个传统，对军人或者能够善于打仗的，他们是非常崇拜的。

凤凰古城沿革清晰，历史悠久，古城风貌相对完整，文物古迹众多，自然景观奇异秀丽，楚巫文化丰韵独具。凤凰古城至今还保存着戏剧“活化石”傩戏，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光彩照人。沱江两岸，矗立着一幢幢古色古香的吊脚楼，城中店铺林立，随处可见明清风韵的染坊、银号、商铺、酒坊，身着民族服饰的摊贩散布其间，构成一幅悠远深长的湘西社会的生活画卷。

深厚的文化底蕴、浓烈的民族风情、神奇的山水大地孕育出享誉文坛的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民国总理熊希龄，著名画家黄永玉……大师的故乡凤凰城，吸引着众多的文学青年来此寻梦，他们的来与留、见与闻、感与悟，使湘西凤凰从沈从文笔下翩然而出，飞向世界……

二、文学大师永不安分的灵魂

沈从文从小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6岁入私塾，12岁入模范国民学校。因爱逃学，小学刚毕业，就被送到当地预备兵技术班，当补充兵。15岁就离开家乡，跟随土著部队，在沅水流域漂流了5年，那时正是中国最黑暗的军阀统治时代，他同士兵、农民、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底层人士生活在一起，亲身体验到他们悲惨的生活，亲眼看到军队杀害无辜的百姓。过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的生活，认识了中国一小角的好坏人事、风土民情，为后来的创作打下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1922年“五四”运动余波未息，他受到报刊影响，毅然离开湘江，只身来到陌生的北京。在北京，他想进大学读书。到北大，说他是“小学文化”，连报名费也退了回来。他很生气，又去报考燕京大学，又认为学历太浅，不够资格读大学。他决心拿起笔来写文章，依靠自己来谋生活，从而开始了人生的拼搏。后来到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拼命读书，拼命写作，得到郁达夫和徐志摩支持和鼓励。

1922年开始以“休芸芸”的笔名，在北京《晨报》副刊、《现代评论》和《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作品，还与胡也频等编辑《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

沈从文是在“五四”时代这么一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这种性格，“五四”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一种思想的、精神的自由状态，个性张扬的时代，再加上他湘西人的性格，使他在走向文坛之后，能够不管你的地位高低，不管你的成就高低，都敢于发表自己的个人看法。这就是三、四十年代真正的沈从文。欣赏他在三十年代的那些作品，不仅有我们印象中的《边城》的内容或《湘行散记》里面的东西，还有大量充满着刚阳之气的各种杂文，对社会的批判、对文化的批判，非常之多。包括在“京派”、“海派”的争论中，“反差不多主义”的论证中，那些言论都是非常有锋芒的、有战斗性的风格。

文学是一种美，历史考古也是一种美，这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距离，沈从文毕生追求的就是美。他晚年醉心于文物研究，对服饰、瓷器、锦缎丝绸、旧版经文，多有心得。一本《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林林总总，巍巍大气，像他的小说一样，流动着祥和之美。他对文物中呈现出的人性的魅力，别有心解，像他的创作一样天然无伪，自成一格。在历史的隧道里，他寻觅到了精神的墨汁，且写下了考古史上动人的华章。

沈从文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只有不安分的人，才有可能为这个世界创造出那么多优美的作品，才能使他的作品永远漫溢出生命的活力。无从驯服的斑马是沈从文的一篇未完成作品，他说：“近于‘顽固不化’的无从驯服的斑马。年龄老朽已到随时可以报废情形，心情上却还始终保留一种婴儿状态。对人从不设防，无机心。”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病故于北京，享年86岁 。1992年，他的骨灰在亲人的护送下，魂归故里凤凰。他的骨灰一半撒入沱江之中，一半安葬在听清山的五彩石下，他的墓碑刻着一句话：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

三、永远漫溢出生命活力的《边城》

1934年，沈从文发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它代表了沈从文的创作风格。在小说里，沈从文用自己的理想将边城加以美化，表现出了那种静穆和谐、远离喧哗与骚动及与此相适应的古朴淳厚的人情美。有的人说，沈从文就是从家乡的田地里拔出的一株野菜，带着泥土，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餐桌”上，别的人想学也学不好，可称天下独步。

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浪漫主义，他要求小说的诗意效果，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凸出，单纯而又厚实，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

《边城》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寄寓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是他表现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小说描写了山城茶峒码头团总的

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与摆渡人的外孙女翠翠的曲折爱情。青山，绿水，河边的老艄公，16岁的翠翠，江流木排上的天保，龙舟中生龙活虎的傩送……

沈从文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体现着人性的率真与善良。“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由此，小说容纳了现在和过去、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边城》给人的是什么？宁静的生活、醇厚的人情和正直朴素的人们。加上那个诗情画意的美好自然风光和地方色彩，使人在为美好的人性而陶醉时，给人一种情感和色彩的双重美感，此外，还带有一点忧愁一点快乐，还可以慢慢地接触人物的情绪和作家的情绪，那不会使你堕落。爱的感情和恨的感情，引起人们对于人生向上的憧憬。一种特有的不易于形诸笔墨的隐忧。对于失去的美好的东西的怀念和无可奈何的惋惜。

因此，美国汉学家金介甫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鲁迅之后就应该是沈从文。

篇二：现当代文学期末复习

2014年现当代文学期末复习

1、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分析

如：徐志摩。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音节）、绘画美（词藻）、建筑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主创造的时期。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在20年代的文坛上，以一种飘逸灵动、潇洒优美的风格，获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

徐志摩最优秀的作品，也是流传最广的作品《再别康桥》记下了诗人1928年秋重到英国、旧地重游、很短暂逗留后再别康桥的情感体验，表现了一种含着淡淡忧愁的离情别绪。

这首诗表现出诗人高度的艺术技巧。诗人将具体景物与想象糅合在一起构成诗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富有绘画美。诗的结构形式严谨整齐，错落有致。全诗7节，每节4行，组成两个平行台阶；1、3行稍短，2、4行稍长，每行6至8字不等，富有民族化，现代化的建筑美。诗的语言清新秀丽，节奏轻柔委婉，和谐自然，伴随着情感的起伏跳跃，犹如一曲悦耳徐缓的散板，轻盈婉转，拨动着读者的心弦，富有音乐美。 诗人闻一多20年代曾提倡现代诗歌的“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再别康桥》一诗，可以说是“三美”具备，堪称徐志摩诗作中的绝唱。

2、 谈谈巴金前后期作品风格的异同。

巴金小说创作前后期的时间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标志是《憩园》、《寒夜》等小说的问世。

巴金前期的创作如《家》、《春》、《秋》、《灭亡》、《新生》等小说可以用“青春的赞歌”来概括,其作品多以青年的爱情、苦闷、理想与反抗为题材,与青年进行沟通,坦率而热情,特别能唤起青年一代的共鸣，总体来说激情有余而理性审视的力度稍嫌不足。

40年代巴金迎来了他的又一个创作高峰期,写下了《憩园》、《寒夜》等作品，艺术风格发生转变。巴金后期小说代表作《寒夜》取材于平凡人的生活,巴金开始写社会重压之下人们生命的萎缩。由热情的抒写到冷静的写实；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发生变化；刻画的重点由外部事件转向内心世界，在心理刻画上，后期改变了《家》中直抒胸臆的写法，而是以揭示人物内心活动、展示其内心矛盾为主。后期巴金的创作更加深沉、圆熟，在艺术技巧上要高于前期。

3、请简要分析沈从文在书写城市与湘西世界时的两套笔墨。

①一套笔墨写他的“湘西世界”，描写他故乡的风土人情。沈从文陶醉于故乡的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他以乡下人自居，边地湘西那种自然淳朴的人生样式是他的理想世界。如《边城》《萧萧》《三三》《柏子》等小说反映出的那样，即使是野蛮落后的习俗在沈从文的笔下也充满审美、赞赏的可能，不愿加入批判的含义，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要表现的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②另一套笔墨是以乡下人的眼光掉转过来观察商业化都市时表现出的尖刻的讽刺。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当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来观察都市和知识分子时，他发现的是虚伪，是矫揉造作，是扭曲了的人性，这一系列作品在沈从文的精美神圣的“湘西世界”面前只有陪衬的意义

4、简要分析曹禺话剧《雷雨》中繁漪的人物形象。

蘩漪是《雷雨》最有特色、个性最鲜明的人物。她是五四运动以来追求妇女解放，争取独立、自由的新女性代表。她敢爱敢恨，对周家人人都怕的周朴园，也不放在眼里。当然，她对旧制度的反抗是有一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她在重压下，常常无助、自卑、甚至自虐。这是蘩漪无法摆脱的弱点。正象作者所说，她陷入了“一口残酷的井”。

作者用力刻画了这个人

5、如何理解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阿Q的人物形象？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伤害的农民典型。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无尊严的奴隶生活记录，是旧中国下层民众生活现实和精神现状的浓缩。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

阿Q不幸的自卑以变形的自尊形式反映出来的精神胜利法，是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暴露和国民性的入木写照，画出了国民的灵魂和嘴脸。（“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灵魂来”），阿Q是国民性批判的一面镜子，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精神胜利法：是指弱者在强者面前得不到物质上的胜利（得到的只是欺侮与压迫），又不去以自强的行动争取胜利时而采用的以一种虚妄、想象的精神安慰来缓解和冲淡心灵痛苦的方式，是一种消极的自我麻醉，具有欺软怕硬、自欺欺人、自我解嘲、自甘屈辱而又妄自尊大的特征。这是中国传统和同时代人所具有的精神特征。

《阿Q正传》——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力作。成功塑造了阿Q这个凝聚着国民性的典型形象，小说以此刻画出了国民的灵魂，集中揭露了封建文化对民众从物质到精神戕害的严重性，使人痛切感受到改造国民性，进行全民族文化启蒙的重要性。

阿Q的三个特征：贫（无产者）、愚（思想落后）、弱（受到封建意识的毒害和人群的欺凌）——无奈到无赖——精神胜利法——对其根源的思考——对国民性的思考和批判。

阿Q内心的自我崇拜与客观的卑小地位构成了阿Q一连串的悲剧，阿Q身上具有一层荒诞色彩，从哲学的层面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阂与孤独，彼此间的不能理解。

6、试论述老舍作品中的市民世界。

在老舍的作品中，作者为我们构筑了一个丰富而独具特色的“市民世界”，这个“世界”又是通过三类形象来构成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正派市民。

A．“老派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张大哥（《离婚》），祁老太爷、祁天佑、祁瑞宣（《四世同堂》）等。这是老舍市民形象系列中表现得最为深刻和成功的形象。这类形象的特点是：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只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乡下人”。这里所说的城里人/乡下人，不是他们的户籍概念，而是表明他们身上的文化符号。城市和乡村，从理论上说代表着现代和保守，所以有的人虽然生活在城市中，但他的文化本性并没有城市

化，也就是说并没有接受城市里的现代观念的影响，而固执地延续着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他们身上负载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他们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是很“旧派”的，保守而闭塞。

B．“新派市民”形象系列：主要有丁约翰、祁瑞丰、冠招娣（《四世同堂》）等。对于新派人物的描写，主要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着对西方文明包括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作者对这类形象的描写，采用的是漫画化，讽刺。因此，对于这类形象作者的讽刺意味十分浓重。

C． “城市贫民”形象系列：主要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妓女小福子（《骆驼祥子》），洋车夫小崔、剃头匠孙七（《四世同堂》）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中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之间的深刻联系。在这个形象系列中，同样也贯穿了作者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

7、谈谈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体现的生命哲学。

余华的小说《活着》是他代表作之一，先锋小说惯常于采用与传统反叛的方式，一般与普通大众的审美趣味较远，而《活着》却开始向传统回归。尽管如此，余华仍无法忘怀他惯常的写作方式，用极端的对苦难的展示来贴近人物的心灵。在主人公福贵的身上能看到作者对苦难的理解以及他所认同的生存哲学。

首先，现实苦难的承受者。余华的《活着》出现了多次的死亡场面，在这些场面中采用详写与略写相结合，多个亲人都死了，都离小说中的主人公福贵而去了。他们每一个人的死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各个阶段的历史背景，从这些死亡中我们读出了生命的脆弱，折射了生命的本质。

在这里，我们并不重点讨论这一连串死亡的偶然性，我们重点看一下福贵在极端的命运面前的反应。无疑，福贵是诸多苦难的生命载体，作家将人类所具有的大多数的苦难都聚集于他一身。福贵作为一系列死亡事件的“受害者”，随时等待着命运的调遣。如果说爹是由于他的吃喝嫖赌气死的，如果能早拿到治病的药娘就可免于一死，那么接下来的几位亲人的死亡就非他的能力所能挽救的了。儿子是被医生夺去了生命，女儿也是被医生夺去了生命，可那外孙呢？谁会想到他会被活活撑死？接下来就要等待自己的死亡。在福贵的一生当中，似乎总有一种宿命感在笼罩着他，他在命运面前总是那么不由自主，无能为力。苦难犹如一个巨大的魔咒始终束缚着他，只要他活着，他就永远要面对死亡，就要永远地承受这一切。承担这现实的苦难似乎是他永远无法回避的宿命。

其次，活着的理由

在那样一个社会背景下，目睹亲人、朋友一个个离去，遭受了生命中如此沉重的打击之后，福贵是怎么活下去的呢？对此，作者这样解释说：“活着是生命本身的要求，也是活着的人最基本的目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这样的生命哲学，是在本质上关怀生命，他敲醒人们的警钟，活着才是生命的本质，生命离开了活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结尾那个与福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另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

本质上，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何意义。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

默默地忍受，忍受一切的不幸，最后生活终究会归于平淡，平淡得可以让他依然坐在田间爽朗地谈论过去。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在生活上遇到了一点挫折，就想到去自杀，这种如此轻视生命的行为就是因为他们不懂得生命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于是余华的这部作品就更具有了现实意义，它警示人们要珍惜生命，要包容生命中出现的一切苦难，平平淡淡地活着，“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与苦难，无聊与平庸，甚至生死与离别”。

8、请就你熟悉的现当代文学中任意一篇作品或人物形象进行分析。

篇三：论沈从文文学语言的蜕变(doc)

论沈从文文学语言的蜕变

章 敏

内容提要：沈从文的文学语言从最初五年的“把握不住” ，到30年代渐臻圆熟，再到40年代新的超越，经历了一个不断蜕变的艰难历程。一方面他将湘西方言去芜存菁地纳入到其文学创作语言中，与此同时，他在面对各种题材和体裁的不断创作实践中，对文言和翻译欧化语加以吸收运用，从而创造出一种可谓典范的新文学语言。他的创作实践从两个向度“响应”了中国现代语言运动：一是其文学语言蜕变的历程也正是现代知识者追求“国语统一” ，使方言分歧的区域语言向共同的民族统一语靠拢这一过程的微观呈现；二是融和方言口语、古代文言和欧化语的文学语言树立了现代白话书面语言的一类典范。

关键词： 沈从文 文学语言 湘西方言

一 写在前面的话

论及沈从文的语言，论者大都对其特点作“静态”的“常”的分析，而且会将目光更多地投注给那些艺术圆熟之作，然而沈从文这颗现代文学中的美丽“珠玉”并非“千古不磨”而天成，恰恰相反，从他开始“窄而霉小斋”中的创作起，直至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程，而作为其创作载体的语言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破茧成蝶的美丽蜕变。只有关注这个过程，既关注“常”，也关注“变”，才能对作家个体和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诸多因素的互动有比较准确的把握，也只有这样才能为文学包括语言的后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资源。

遍览沈从文作品，一定会对其语言的某种独特韵味深有感触，普通的读者对于这种感觉或许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对于熟悉湘西方言的人而言一定会明晰地感知，这种感觉很大程度是因为沈从文语言中湘西方言的成分。从语言学角度划分，沈从文和同属湘籍作家的丁玲、朱湘、刘梦苇都出自湖南方言区划分中的西南官话次方言区，但其他几位的作品就较难阅读出这种鲜明的地域性。这一是和他们的经历有关，后三人都曾受过正规的学院式教育，开始正式写作和发表文学作品也都在上大学之后，这使得他们能在开始创作时较少受到方言的束缚和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没有沈从文来自边地及少数民族的身份，丁玲和刘梦苇一是常德临澧人，一是常德安乡人，朱湘是沅陵人，常德和沅陵都与沈从文家乡邻近，但却要开放得多，是进出湘西的门户。加上较早到大城市上学，使他们在创作心理上没有沈从文那么强烈的“乡下人”的身份认定感。至于朱湘和刘梦苇则还可能更多地与他们的诗人身份有关。方言入诗比方言入文更难，因为诗歌还涉及到音调、节奏、押韵等，相对而言比文要求更严格，更难把握。朱湘就曾对徐志摩诗歌“土音入韵”的不妥之处提出过批评。诸多因素的作用使得沈从文的文学语言在现代作家甚至是现代湘籍作家中都尤具代表性。对于沈从文文学语言中的湘西方言元素这一点，以往并非没有研究者指出，每每谈及沈从文语言的独特处，必提其中湘西方言的影响。但遍观研究文章，没有人曾专门对这“方言元素”作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一是因为我们的研究对文学语言关注不够，另一方面由研究者本身地缘因素所限。

与将湘西方言纳入其文学语言同时的，是沈从文面对各种题材和体裁的不断

的文学创作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对文言和翻译欧化语的吸收与运用。苏雪林曾将沈从文的作品题材概括为以下四种类型：“一、军队生活，二、湘西民族和苗族生活，三、普通社会事件，四、童话及旧传说的改作。”如果换一种视角，这其中除了第三类“普通社会事件”题材中涉及到都市生活以外，其他的都与沈从文早年所生活生长的湘西世界相关。此外，还有一部分作品是苏雪林没有纳入其批评中的。苏雪林的《沈从文论》写于1935年，而沈从文在40年代还创作了一批沉思默想的富于抽象哲理的作品。在体裁方面，沈从文曾尝试用各种体裁进行创作，因而早在30年代沈从文就曾获得过“文体作家”的“头衔”，也被苏雪林称为“新文学界的魔术家” 。而他的文学语言也是在面对不同题材和体裁的不断书写中逐渐蜕变并成熟起来。

对沈从文的文学创作语言风格作一整体考察，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24年底—1928年左右，即沈自己所说的“首先的五年” 、1929年到30年代、40年代。

二 最初五年：“掌握不住”的文字

虽然沈从文曾说他的作品“早期的，我劝你不必注意了，一方面我对付生活，一方面练笔。我要找出路，要活下去。” “作品对我个人说，值得研究的还是一九二九年以后??以前都不能考虑啊！一天只考虑怎么活下去。??” ，但是要探索沈从文文学语言的独特之处和蜕变历程，还是必须从他最早期的文字入手。一直以来，对沈从文早期作品的关注极少，但倘若涉及语言问题，早期作品必然是重要的考察对象。而且其作品中乡土味最浓烈最“原生态”的，无疑还是那些最早的文字。

考察沈从文早期的创作（大致从1924年底发表作品始到1928年左右）会发现，读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仿佛在听一个刚从某地方来的人，用一口蹩脚的普通话对你讲述他和他家乡的故事，方言土语俯拾即是，他在卖力地讲着，对于异地的人而言，听着必然有点别扭，但大约也能估摸出他要表达的意思而且别有风致，却多少总感觉有点隔膜；对于熟谙此种乡音乡俗的人而言，读着就能想象出此种语言从口中说出时的种种语音语调，对其句式句调也能心有戚戚，则势必要引起会心的微笑了。

首先我们来看目前所见到的沈从文发表最早的文章《一封未曾付邮的信》 （12月22日发表于《晨报副刊》第306号，以下引文都出自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沈从文文集》，简称《文集》。粗体为引者加）：

把两个手拐子搁到桌子上去。（《文集》第十卷第2页）（注：手肘的意思，湘方言中表人名词包括人体名词大量用“子”尾词缀 6 ）所以我不怕别人讨嫌，依然写了这信。（同上，第3页）（注：这是湘西方言句式语序，普通话语序应为不怕讨别人嫌。）

又如：

脸上趋抹剌黑，肚板油刮得不剩什么时的情景......”（《雨后》，《文集》第一卷第3页）(注：“趋抹剌黑”意思即非常黑，“肚板油” 、“刮”也都是方言词汇，后面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变得很瘦。)

诸如此类的方言还有很多，他早期创作中使用方言的频率之高不限于有些研究者指出的人物对话或者湘西的一些风物（实际上沈从文早期不少作品的题目就是以方言出之，如《菌子》、《柏子》，如前所述，“子”为湘方言名词的词缀），即使是一般描述性的文字也有许多湘西方言掺杂其中，虽然有一些并不难理解，有的字词北平官话中也有或者是现在已经进入统一语中，但却能让人感觉地方色彩异常浓烈；还有些文字对于异地读者而言则可能要造成一定的理解障碍了。虽然这些早期的文字能带来一种地道的乡土气息和生气淋漓的蓬勃感，但却难掩它的原始、粗糙。这也是为何苏雪林说沈从文的文字“颇有疵病”、沈从文自己也说最早五年“文字还掌握不住”的原因之一。“乡音难改”恐怕是每一个离乡远行走入都市的人倍感“困扰”的问题之一吧，对沈从文而言，他早期创作中的某些方言的确是一种自己也“掌握不住”的“原生态”写作。

他早期语言的“掌握”不住，不仅仅是面对湘西方言的“无可奈何”，还有写作尝试阶段面对各种体裁和题材时语言的驾驭之难。他最早的作品不拘体裁，体制一律短小。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比较简短，剧本也只写独幕剧，他还尝试写过抒情诗，仅仅两三节而已，这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对语言的驾驭尚且不够娴熟，他必须得从小的体制开始“练习”，这样语言才相对容易掌握，就如同早期的作品都是写他对儿时湘西琐事的回忆一样，只需照着像讲白话一样道出即可，无须太多的构思与技巧。不仅是小说散文，沈从文早期其他体裁的创作很多也是从方言开始的，比如他最早的诗歌，当时《京报》的《国语周刊》特别欢迎方言，1925年夏天也即沈从文开始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没多久，就在这个专栏中开始发表完全用方言写的诗，如《镇筸的歌》、《乡间的夏》等，其中不乏民间的许多粗言俚语。全部用方言写诗或许还不同于其他体裁作品中出现大量方言的情况，因为一来是当时《周刊》在大力提倡方言，沈从文向它投稿用意应该更多在把湘西方言介绍给全国读者，因为他曾在一首歌的后记里指出过，他害怕“我们语言的生命会从传说中消失”。“云雀、夜莺、安琪儿、接吻、搂抱，这些东西在中国诗话中，已经随处可见。”这后面一句并不代表沈从文排斥欧化语，因为后来他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也使用，只是他认为建造新的“国语”不应该抛弃我们原有的资源。对于刘半农首倡采集并身体力行写作的方言山歌，沈从文就有过极高的赞美：“刘半农写的山歌，比他的其余诗歌美丽多了。”

从创作的整体来看，除湘西方言的因子外，沈从文的语言系统里还有文言、翻译欧化语的因子。但毋庸置疑，沈从文早期创作中欧化语的成分相对较少，首先沈从文不懂外文，刚从湘西一隅来到北京，受翻译文学的影响也甚微。即使受到一些影响，也只是比较生硬的套用或挪用。沈从文曾提到过“初到北京时，对于标点符号的使用，我还不熟习。身边唯一师傅是一部《史记》，随后不久又才偶然得到一本破旧《圣经》。我并不迷信宗教，但却喜欢那个接近口语的译文，和部分充满抒情诗的篇章。从这两部作品反复阅读中，我得到极多有益的启发，学会了叙事抒情的基本知识，可是去实际应用自然还远。”如作于1925年的散文《月下》就明显受到《圣经》影响，整篇即是套用雅歌体的形式，甚至开篇直接引用《圣经》中的原文：“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带在你臂上如戳记。”此外，还有模仿《旧约?雅歌》写的牧歌恋曲《迷路的小羔羊》、《颂》等。同样，沈从文早期还创作过独幕剧《鸭子》、《过年》等，倘若沈从文早年受过戏剧熏陶的话，那只能是湘西的傩戏，然而在形式上则很明显受过周作人从日本翻译的《狂言》的影响，但他写的独幕剧带有更多湘西土戏的色彩，用的语言，人物对话也很多都是湘西方言，套用的不过是日本狂言的形式而已。

沈从文语言中的文言资源则主要是因其从小读过古书以及在地方军队做书记时有机会接触到过大批古文、碑帖、字画等。他自己也曾说“这些种下了我以后一个比较利用文字的时候，文白杂糅的机会。”所以，沈从文早期无论是表现 乡土题材的作品，还是都市题材的作品，乡土与文言色彩都较重。这里还是先以 沈从文早期的一些作品为例：

去城十二里，或者说八里，一个逢一六两日聚集的乡场，算是附城第二热闹的乡场。出北门，沿河走，不过近城跳石则到走过五里名叫堤溪的地方，再过那堤溪跳石。过了跳石又得沿河走。走来走去终于就会走进一个小小石寨门，到那哨上了。赶场地方又在寨子上手，稍远点。

这是沈从文早期表现乡土题材的作品，可以说语言虽然“土味”很浓，读来还有点磕磕绊绊，但颇具古风，总体感觉用来表现这种乡土题材还是合适的。

再来看看他用同样的笔墨表现都市题材的作品是何种情状：

因为我要俏皮一点，题目取做一位奶奶，不算滑稽么？下面是正文，莫打岔听我念完，再来批评罢。......” ；这聪明的这聪明的汤姆，近来是自己正跌在一件恋爱上苦着了，冬月来，天气格外好，镇天是晴，有暖暖和和的太阳，且无风，马路上沙子也很少，岚生先生每天十二点欠三十分的时候从财政部办公室，回到西二牌楼馒头胡同住处，陪太太吃饭。走路的的回数总比坐车的回数为多。并不是图省俭；“去就去，让耽误下半天公事，左右不值日。”

读这些文字，无论是一般性叙述性还是小说中人物的对话，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沈从文那副乡土语言的笔墨还没有转换过来，都市里的绅士、知识分子说的也都是夹杂着湘西方言的语言，倘若懂得这种语音语调的读者将之念出声来，必然会觉得这是一个湘西人在说话。或许这就是沈从文自己当时的语言，但放在都市题材这样的小说中，让人总感觉不伦不类。虽然沈从文还会给作品中的人物取一些非常欧化的名字，但这种感觉依然无法掩藏。在《爱丽丝中国游记》中，这种东西合璧但断裂明显的痕迹还有很多，像爱丽丝这样的“纯外国兔”，有时说的却是一口地道的湘西土语，读来让人哭笑不得。虽然该部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也充分展示了沈从文的想象力，但语言上的疵病却是其最大缺陷。

三 1 9 2 9 年到3 0 年代走向成熟的语言

1936年沈从文在出版一本他的小说集时将其命名为《从文小说习作选》，并在代序中交代“我的写作还只算是给我自己终身工作一种初步的试验”，“作品失败了，不足丧气，不妨重来一次；成功了，也许近于凑巧，不妨再换个方式看看”，“在作品中我使用‘习作’字样，不图掩饰作品的失败，得到读者的宽容，只在说明我取材下笔不拘常例的理由” ，这一方面是一种自谦，另一方面 说明他的作品包括语言，的确在很长时期内都带有不断试验的性质。

但是从1929年一直到30年代，沈从文的语言渐渐从前五年那种“掌握不住”的状态中走了出来，《从文自传》、《边城》、《湘行散记》等一系列经典之作的发表，代表着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已经走向成熟，就他的文学语言而言，也已经不再如初期般原始、粗糙了。沈从文在晚年谈及自己的创作时曾说：“作品对我个人

说，值得研究的还是一九二九年以后，比较成熟，文字比较稳定，比较有计划地写。”

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中，沈从文对方言的运用除了直接引用当地的歌谣外，方言元素最明显的就是笔下人物的语言。在他作品中出现的各色人等，都操持着那地方上人所应当讲的地道方言，正是通过这些语言，沈从文写活了他笔下的人物，也写活了他笔下的湘西世界。《边城》中田园牧歌似的抒写也许更引人注目，但如果留心一下小说中出现的水手的对话，你就会体味出沈从文对湘西方言运用的执着与之前写《柏子》时并无二致：

一个水手说：“金亭，你听你那婊子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我赌个手指，说这是她的声音！”另一个水手说“她陪他们喝酒唱曲子，心里可想我。她知道我在船上！”先前那一个又说：“身体让别人玩着，心还想着你；你有什么凭据？”另一个说“有凭据。”于是这水手吹着唿哨，作出一个古怪的记号，一会儿，楼上歌声便停止了。歌声停止了，两个水手皆笑了。

这些对话是纯粹的湘西土话口语，这种语气、语调、句式都是活在那地方上人口中的，透过这些新鲜活泼的“乡下人”语言，水手们的形象也就活脱脱地呈现于眼前了。当然，虽然这一阶段很多小说作品中人物的对话还用道地方言，但这是作品情节和语境的需要。沈从文语言元素中的重要一维——湘西方言的吸收和运用走向成熟的最典型的表征就是，人物对话以外，其他的抒情、描述性文字则已经开始走出了湘西方言的束缚，呈现出沈从文文字的独特风韵。这样的文字流丽澄澈，全无粗野之气，方言口语不再频频出现，即使有也是经过筛选、提炼，因而古朴、单纯，抒情写意恰到好处，用一个沈从文自己颇喜欢用的词来形容即“妥帖”（早期相同的意思沈喜欢用“熨帖”一词）。从原始、粗糙但不乏生气的方言口语中提炼加工，再糅合以古典文言的凝练精粹，从而创造出一种可以之为典范的白话新文学语言，可以说沈从文的文学语言到此已经完成了它的初步蜕变。

将沈从文文学语言中湘西方言元素的逐渐淡去梳理至此，似乎已经脉络清晰了。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往往都有其复杂性，并不是用一两条简单的经络可以完全统摄的。1938年沈从文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长河》即是如此。不同于早期文字中“无法自控”的使用方言，也不同于30年代早中期的一些作品中对方言的努力书面化，《长河》中湘西方言的运用反倒颇有有意为之的意味。《沈从文全集》中，《〈长河〉自注》多达十二页。给自己的作品加注，这在沈从文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足见出沈从文对这部作品的看重。他在语言运用上已经得心应手之后又回到“原点”，在创作中大量地使用方言，原因何在呢？

笔者分析原因至少有两点，一是如前所述他害怕“我们语言的生命会从传说中消失”。再一次重新使用方言是有意识地为共同语贡献乡土语言的资源。事实上，从白话文运动发生到之后的几十年中，方言与“国语”的论争就未停止过。而不少作家有意识地坚持用方言创作，立场和出发点大概都与沈从文相同。如川籍作家李劼人，就也曾给自己作品的四川方言大量加注。其二，沈从文写作《长河》之时，是在一系列经典之作发表之后，这时的他已经对自己的创作有了一定的自信，更没有了早期 “为稻粱谋”的考虑。写作《长河》是要“把这点近于历史陈迹的社会风景，用文字好好的保留下来”，而要记录下湘西那块土地的人事哀乐，有什么语言比方言更适合呢？不同于早期作品文字的“把握不住”，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