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人是日本人的祖先

篇一：日本人的祖先

日本人的祖先

2011级日语一班 韩宇彤（2011010288）

这学期我们新开设了一门课程------日本历史。学习一个国家的历史必然会关心这个国家的起源，这个国家人的祖先是谁？学习日本历史自然也会关注这个问题，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谁？

为此我上网查找了一些资料，发现大家都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真是不尽相同，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观点，至今仍没有定论。其中最可笑的是有人认为日本人的祖先是《水浒》中的武大郎！他们给出的原因是日本男人矮小，日本女人美丽漂亮，日本的国旗像一个烧饼。当然这只是大家调侃日本人的一个笑话，只能一笑而过，且不说武大郎这个小说人物是否存在，就是时间上也是不符啊！

那么日本人的祖先究竟是谁呢？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一、 西伯利亚北部的先住民（绳文人）

现发现最古老的日本人人骨，大约属于2万年前至3万年前的冰河期时期。一般认为绳文人最早于冰河期时代到达日本列岛。

由绳文人人骨中采集遗传因子与世界各地的对象比较，与西伯利亚北部的先住民最为相近（但也有南方基因）。冰河期之前的西伯利亚北部气候温暖，有大型动物、草木生长，进冰河期时代以后则再找不到人类生活的痕迹。西伯利亚特有的石器如楔形石核的遗迹被发现于西伯利亚北部、库页岛、北海道、与日本列岛等地如弧形分布，故一般认为是于冰河期由西伯利亚北部经库页岛、北海道、再进入日本列岛居住。

冰河期时代的北海被冰所覆盖，于库页岛、北海道、日本列岛间进行移动明显是可行的。

二、 中国北京猿人

根据中日学者的研究，早期生活在日本列岛的先民中，有些人可能是中国北京猿人的后裔。当年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连为一体，日本的西部与中国、朝鲜直接相连，逐兽而徙的原始先民们经由朝鲜来到这里，成为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居民。随后，也有生存在亚洲大陆其他地区的古猿人，因追逐猎物，踏上日本列岛与亚洲大陆在冰川时期形成的陆桥，陆续抵达日本列岛。

日本考古学家樋口隆康认为：进入日本列岛的移民途径主要有5条：

1.北路：来自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

2.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竹岛进入本州东部；

3.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进入本州中部；

4.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

5.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 由此可见，日本的祖先比较复杂，按照日本学者木通口清之的说法：“日本人是在日本产生的，但其要素是以和中国华南的洪积期化

石有关系的日本化石人为核心，渐次加入南亚方的马来人和印尼人、中国北方的通古斯人和日本列岛上最早的土著人——阿伊努族人，最后产生出尚未完全统一的日本人。”

三、 中国云南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此后，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日本列岛兴起的“云南热”非但无衰减之势，反而一阵紧似一阵。云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红土高原，怎么突然间就成了孕育日本人祖先的洞天福地？怎么转眼就成了日本人的“祖先”？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

1982年，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一批批日本学者又直奔云南，他们踏入了滇南的西双版纳密林中，进行了艰苦的实地社会考察。在这批著名的学者中，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鸟越宪三郎。

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4年夏秋，鸟越宪教授再次率队抵滇，随行考察的有大约30余名著名学者。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随之，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也卷到了顶峰。

在一阵阵“热效应”的冲击下，我国部分学者闻风而动，他们争相对日本人提出的“倭人起源于云南”、“日本的发源地在云南省”等种种推论进行论证。此后，日本人的推论又由“倭人起源于云南”，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西双版纳)诸族等多种说法，甚而扩展到“佤族说”以及哈尼族支系的“爱尼人说”。

日本族的人种起源有种种假说，其目的绝然不是论理谁是日本人的“祖先”，所谓寻找“祖先”，无外乎寻找出亚洲诸民族之间与日本民族存有什么共通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与民间、民族中找“赵钱孙李”等血缘祖先的提法相去甚远。但是，这种积极的研究方法，对于缺乏文字记载的日本古代史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英国人发展和借鉴了外国的东西，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英国文化。如果日本人将源于中国大陆的正统文化和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抛弃，那么，所谓的“日本文化”也就所剩无几。从汉代开始，日本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都在大量吸收中国的高度文明，他们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都源于中国，因此，应该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祖先”。

篇二：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学者鸟越宪三郎提出“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云南”的假说。此后，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日本列岛兴起的“云南热”非但无衰减之势，反而一阵紧似一阵。云南这片古老而神奇的红土高原，怎么突然间就成了孕育日本人祖先的洞天福地？怎么转眼就成了日本人的“祖先”？

一、日本列岛—“云南热”风潮的策源地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

1982年，佐佐木高明、渡部忠世等一批批日本学者又直奔云南，他们踏入了滇南的西双版纳密林中，进行了艰苦的实地社会考察。在这批著名的学者中，自然少不了大名鼎鼎的鸟越宪三郎。

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又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4年夏秋，鸟越宪教授再次率队抵滇，随行考察的有大约30余名著名学者。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随之，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也卷到了顶峰。

在一阵阵“热效应”的冲击下，我国部分学者闻风而动，他们争相对日本人提出的“倭人起源于云南”、“日本的发源地在云南省”等种种推论进行论证。此后，日本人的推论又由“倭人起源于云南”，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到彝族、哈尼族、傣族（西双版纳）诸族等多种说法，甚而扩展到“佤族说”以及哈尼族支系的“爱尼人说”。

云贵高原诸族，究竟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二、“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彝族”之“彝族说”

“彝族说”者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命方士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渡大海，以求长生不老之药。遇大风，幸存者抵澶州（今日本九州）后成家业，此为岛上最早的日本民族。另据《史记》，秦王室家庭属羌戎。羌戎历史迁徒，最后抵达西南，又成为今天云南彝族的祖先。“彝族说”还认为，因为鸟越宪、佐佐木、渡部等专家到云南考察后发现石林等地撒尼人（彝支系）的“火把节”，类似日本的“孟兰盆节”，即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而在日本南部纪伊半岛的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由此看，彝族应是日本人的祖先。就“彝族说”而言，当年漂落到澶州的徐福等三千童男童女，其实并非岛上最早的日本民族。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山地民族之一。他们长期居住在青藏高原，过着游牧生活。在青海、西藏的广大草原地带，分布有“细石器遗址”，部分可能属于仰韶文化范畴，距今仅有6000年。然而，在出自羌戎的三千童男女尚未渡海之前，彝人的祖先早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就创造了足够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

在云贵高原的彝州——楚雄的沃土上，曾栖息着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恐龙，而“禄丰腊玛古猿”化石，则是距今800万年以前正在形成中的人；上那蚌村的“元谋猿人”，那是距今135万年到170万年间的直立人，而“十月太阳历”则是彝人祖先对世界天文、历法的一大贡献；再从2700年前上溯到5000年以前的楚雄青铜文化中，还有迄今世界发现最早的铜鼓

---楚雄万家坝铜鼓。彝族铜鼓随着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传播，也曾经由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到苏门答腊岛，又到大洋州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至今，仍有早先制作粗糙而后加工更为精美的各式铜鼓，珍藏于东京博物馆。彝州大地，毕竟是人类祖先的发祥地之一，它有着丰富的最原始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又有着四通八达的传播渠道，但是，仍然没有在血缘和人种诸方面，证明彝族曾经是日本的“祖先”。

在日本列岛，“中国山”山脉横贯本州西部，其余脉延伸到纪伊半岛的腹地京都、大阪、神户和奈良。纪伊半岛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最为集中的地方。半岛上每年的同一时节，当地人都与中国西南部的彝族共享着“火把节”的欢乐。从其文化传播途径来看，长江上游（金沙江段）和长江支流的清水江，正是从滇川黔等彝族聚居区穿隙而过。那么，“火把节”习俗的源头，正好处于金沙江沿岸的云南北部（含滇东北）、四川南部和贵州西部等三个重要的彝族聚居区，自然，“火把节”习俗也就和长江流域的赛龙舟等等民族传统节一样，经由长江沿岸，传到了日本列岛的九州，再经本州或四国，直抵纪伊半岛。因为，从长江入海口到九州岛前沿的长崎仅460海里，到本州岛前沿的下关也仅为550海里。这一传播途径，不管我们从当时或今天来看，比之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经由朝鲜半岛而辗转日本，都可谓便捷之道。

由于受南方长江流域文化影响或相处在共同的文化圈内，一部分地域边缘民族如哈尼族、纳西族和白族等，也都有过“火把节”的习俗。

如同哈尼、彝、壮、拉祜、朝鲜、日本等民族都有打秋千的习俗的一样。因此，“火把节”、“赛龙舟”、“打秋千”乃至任何一种习俗，都不足以成为某一地某一民族“祖先”的起码旁证。

三、“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哈尼族”之“哈尼族说”

“哈尼族说”者认为：“在70年代，日本学者最先提出自己的祖先是哈尼族”。日本惊奇地发现，中国云南的哈尼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信仰都具有相似的“万物有灵”观念，特别是在诸神中，日本族最有权威的“日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日神）”都为女性；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就“哈尼族说”而言，日本族最早的宗教习俗与哈尼族“万物有灵”、多神崇拜和祖先崇拜是一样的。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在日本族称之为神道，即崇拜自然现象如太阳、山脉、树木、水、岩石以及生殖的整个过程。这种“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其定义表现为“视自然界的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值得提出的是哈尼族和日本族早期“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在整个世界和整个中国大陆各民族中都具有普遍性。一般来讲，中国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总是和天上有所联系，中国南方部族的灵魂意识又总是和地下相联系。因此，在南方的农耕社会广泛流行的是地母信仰和多神教世界。这样，哈尼族和日本最有权威的日神都为女性就不足为奇。

在日本早期社会的重要特征中，无疑是以女权为基础的。传说中的皇族祖先就是“太阳女神”。公元3世纪的中国史书记载，日本“女王国”在部落中享有霸权，这种母系制度，应该是日本神话中“皇族是太阳女神的后代”的一种印证。总之，人类的父系氏族社会尚未从母系氏族社会崛起之前，世界众多的民族主要崇拜女神，这从古印度树神（女性）雕像，从古希腊文化，从标志出身血缘关系的姬、姜、赢、姚、晏等中国早期姓氏中，我们既可看到母系氏族社会至高无上的尊严，又可以从中了解到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东西方不同民族对“女神”崇拜的共性。

在“万物有灵”的多神崇拜中，哈尼族和日本族怎么又都会崇拜“谷神”呢？在传说中，日本的太阳女神曾在天上的稻田中任职播种，并将一些种子给了天皇的后裔去种植；在印尼巴厘岛，爪哇人的谷种则是地威斯利女神的赏赐物。在东方文化中，泰国的泰族，中国的傣、壮、哈尼等等少数民族都有稻米崇拜，并相信稻米有灵魂。在云南思茅地区的墨江哈尼族自

治县，哈尼村寨在亡者出殡前，要在亡者脚前放一碗红米饭，饭上置鸭蛋和双筷供其享用。出殡中，本族本家少男纵列跪拜，八人棺木从其头上抬过，并由长者边撒谷子、红米，边“叫魂”。何以如此？在东方文化中，人们都相信稻米是女神所赐，既然它有灵魂，则可视为亲戚而与之说话，那么，撒出去的稻米就会将其亲人的祈祷和祝愿，转告在天亡灵。

日本人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则以龙树为神圣。龙树即落叶乔木的大叶万年青。哈尼山寨每村必有大龙树，隆重的“祭龙”活动在各村的龙林里举行，当“祭龙”进入高潮时芒锣大鼓轰响，铜炮枪声大作，鞭炮回荡远山。哈尼族年年“祭龙”，定期“祭龙”，凡有重大事件，必定“祭龙”。由此看，樱花和龙树分别是日本族和哈尼族之圣物。

四、“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之“傣族说”

“傣族说”都主要有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他们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以及稻米文化、饮食文化等特点和风俗习惯的共性，提出了“日本人的发源地是云南”的假说。对于泰国西北部的傣族和云南西双版纳傣族，鸟越宪教授的新说认为：“对被认为是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进行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在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时，也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发现了胎斑。”鸟越宪认为：“胎斑说”已从体质方面证明了我的假说，西欧人命名的“胎斑”如果很早就在云南和泰国内地进行实地调查，那么也许可以叫做云南斑。所谓“胎斑”，是指在婴儿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肤出现的青色斑纹。原因是在皮肤真皮上有黑色素细胞，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自然，鉴定某一人种的“根源”，仅从皮肤中的色素细胞定论并不足取。然而，鸟越宪还从血液分析中得出力论：“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许多人的血型是Ａ型，这一点同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 我们知道，北方汉人属于东亚蒙古人种，其体质特征介于北方蒙古人种和南方蒙古人种之间。而属阿尔泰语系的日本人则是蒙古人种的东西类型，这一人种类型既有蒙古人种胎斑的类似性，又有蒙古人种血型多为Ａ型的特点。

日本学者还认为，大和的佐咪田古坟中出土的一件房屋纹饰镜，画面上亦有干栏式住宅，而西双版纳傣族的这种干栏式建筑，至今仍散见于日本部分地区；日本平安时代盛行赘婚，现代也还有这种上门婚占压倒优势的习俗，这与西双版纳的婚俗，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在亚热带地区，干拦式建筑较为普遍。这种建筑民居南起菲律宾巴拉干人，泰国泰族，中国云南的傣、哈尼族，以及海南黎族，多为干栏式高架住房；至于赘婿婚，除西双版纳傣族外，泰国农村社会和中国云南滇南哈尼族多有赘婚习俗，如道光《普洱府志》卷十八描述当地哈尼族婚俗“贫则入赘多年，始得携妻归”。

五、中国文化是日本人的“祖先”

其实，“日本人起源于云南少数民族”的“彝族说”、“哈尼族说”和“傣族说”等等假说，均是在日本人种起源的南来说”、“北来说”、“大陆说”等诸多观点上发展起来的新说。早年，鸟越宪也曾根据胎斑，多次强调了日本族和蒙古人种的类似性，并主张大陆北方是日本人的发源地之一。然而，蒙古人虽有胎斑，却因其不种稻谷而成不了日本人的“祖先”。于此反证之中，鸟越宪教授等又将调研、取证转向中国南方云南的西双版纳傣族。此后，许多日本人类学专家纷至沓来，并分别提出了“彝族说”、“哈尼族说”和“傣族说”等等假说。 但是，在日本列岛掀起的“云南热”风潮中，日本著名社会人类学教授荻原秀三郎更具远见卓识。他认为：“研究日本文化不限于一国的民俗中兜圈子。”因此，他研究的出发点不是为本民族找祖先，而是将研究各种文化现象的出发点，放在了中国沿海和南方一些主体民族各种文化的研究中。早在七十年代“云南热”开始之时，荻原秀三郎曾多次从朝鲜半岛到泰国西北部乃至印尼的巴厘岛各少数民族中进行了调查。八十年代，他开始到中国广西武鸣县的壮族聚居区，而后又根据“倭人起源于云南”新说而到云贵高原。1981年春，他经海南岛后再度进入云南，到各少数民族村落中进行察访。“过去一直认为纯属日本固有的民俗，在这些地方却不乏其例”。如日本在春秋特定的日子里，男女有对歌习俗，特别在日本关东

筑波山一带更甚。但荻原秀三郎发现，除云南哈尼、彝、傣、佤、白、纳西等族有此习俗外，台湾高山族、海南黎族、广西壮族、湖南苗族、贵州苗、侗、布依等族，云南屏边苗族，均盛行对歌相恋的习俗。这些人类社会中历史文化的共性，启发了荻原秀教授：“如果不把周围民族特别是中国华东到西南地区民族的习俗弄清，对倭人的研究总会使人觉得立论下得不够。”

日本由于其岛国固有的特殊性质，社会文化便促成外来诸种民族带入的奇风异俗与当地民风民俗融合而形成今天的共有文化。因此，他既有平原文化，又有着以云南多种少数民族为代表的山地文化，同时又融合了古越人、吴人、黎族、高山族等海洋文化的遗风。各民族文化在日本岛展现着自己的特点，最终形成一种多元的复合文化。这一复合文化是从朝鲜半岛南部、中国南方以至西南的云南，再到缅甸、泰国、印度阿萨姆地区、印尼、菲律宾这一广大的照叶森林带之中产生和培育起来的。他以平原文化、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牢固地组合起来，当中既有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为代表的水文化，又有云南楚雄彝族为代表的火文化的因子，从而成就了十分和谐、相融的“水火文化”。在如此广大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我们还能看出谁是日本人的“祖先”？

日本族的人种起源有种种假说，其目的绝然不是论理谁是日本人的“祖先”，所谓寻找“祖先”，无外乎寻找出亚洲诸民族之间与日本民族存有什么共通的历史文化现象，这与民间、民族中找“赵钱孙李”等血缘祖先的提法相去甚远。但是，这种积极的研究方法，对于缺乏文字记载的日本古代史来说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英国人发展和借鉴了外国的东西，从而成就了今天的英国文化。如果日本人将源于中国大陆的正统文化和南方少数民族的民情风俗抛弃，那么，所谓的“日本文化”也就所剩无几。从汉代开始，日本人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都在大量吸收中国的高度文明，他们的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艺术都源于中国，因此，应该说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的“祖先”。在中国近代以前，日本人都喜欢用“同文同种”来形容与中国的关系，这就是长期以来日本人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为什么又要到中国南方以及云南各少数民族中寻找“祖先”的真正目的所在。

篇三：历史解密：汉族是日本人的祖先

历史解密：汉族是日本人的祖先

1

刘姓作为两汉皇族也是此时到达日本的汉族归化人的主力。历史上最有名的刘氏开拓日本人物，是今天日本原田、高桥、大藏等家族的共同祖先阿知王。阿知(也写作阿智)王，又称阿知使主，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玄孙。

汉族是日本人的祖先。

中国古人四次大规划移民日本内幕

从先秦时代开始，就不断有大陆移民进入日本列岛。最早用文字撰述的日本史籍《古事记》、《日本书纪》中，把外来移民称之为“汉人”、“新汉人”、“吴人”、“唐人”、“归化人”等。大陆移民移居日本列岛的主要可分为四个时期，即秦汉时代——发轫期;魏晋南北朝时代，高潮期；隋唐时代，持续期；宋明，时代，终结期。其中也不乏日本朝廷为吸收先进文化，引进技术人才，多次遣使至中国大陆和朝鲜半岛寻觅、劝诱汉人来日等，种种因素推动了大陆移民的赴日高潮。

第一次是在秦汉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3世纪)。 2

其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发生在秦始皇时期的徐福东渡日本的传说。在司马迁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始皇二十八年：“齐人徐(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那么，徐福求药寻仙最后去了哪儿呢?据《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徐福最后到达“平原广泽”之地，竟“止王不来。”据说，这“平原广泽”是今天日本的九州。在日本学术界，研究徐福事迹的学术团体、学者和专家有很多，也有很多研究徐福事迹的文章、着作和专着，都确认了徐福到达并开发日本事实，徐福至今也仍受到日本民众的尊崇与爱戴。

不管徐福的传说到底怎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即在秦汉年间，就开始有中国人大量移居日本。首先在秦始皇的铁骑横扫六国时。旧燕国和齐国民众为逃避战乱，分两路逃亡日本：北路是燕国人由东北到朝鲜半岛再渡海到日本，南路是山东半岛的齐国人直接渡海赴日本。其次在在西汉武帝时期。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灭卫氏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置乐浪等四郡。大量汉族人民随之 3

移居四郡，其中有一部分不断往半岛南部迁移，直至跨海到达日本。再次是东汉时期。

此时中日之间终于建立了正式的官方联系。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公元57年，倭奴国来朝，汉光武帝刘秀封倭奴酋首为国王，并赏“汉倭奴国王”金印一枚。1784年，倭奴国内发现“汉倭奴国王”五字金印一枚，证明了记载的可靠。另据日本史籍也有关于此事的记载。这个时候开始，就有一部分汉朝皇室成员(刘氏)因出使、避难等原因开始渡海来到日本。西文首氏(王氏)也有人到达了日本。

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到6世纪)。

在四世纪末和五世纪初以及五世纪末，中原人民为躲避战乱，大规模迁徙日本群岛，形成两次日本史书称之为“归化人”赴日的高潮。主要祸根是由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所引发的百年内战(史称“五胡乱华”)，长期极其残酷的民族仇杀使大陆汉族人尤其是中原的衣冠望族不堪忍受，开始了向四周大规模迁徙的浪潮：主要是南迁江南，其次是由东北逃向朝鲜半岛，南北两路难民都有相当多的一部分最后去了日本。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日本早期史书中，对这段时 4

间大量来自大陆的归化人到达日本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在日本文书中常被提到的汉族“归化人”的代表，有弓月君(秦氏)、东汉直(刘氏)、西文首(王氏)等人。

他们大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人常常自称为秦始皇或汉高祖的后裔。例如，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自称为秦始皇的后裔；阿知使主及其儿子都加使主率领的汉人，自称为汉灵帝的后裔；身狭村主青又自称为吴孙权的后裔；再晚些如司马达止等则自称为南朝司马氏的后裔等等。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所载，大约在四世纪初弓月君率其部民一百二十县(或一百二十七县)归化日本。这是后来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到雄略纪时(即倭王武时代，大约在五世纪后半)，收集秦氏遗族，共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人，赐其首领名为酒公。

秦氏一族在长期的养蚕制丝业、农田水利和土木工程的生产活动中，逐渐蓄积财富，变为具有实力的地方豪族，成为倭王的得力官吏，形成地域集团的首领，并加入倭王高级统治集团，由倭王赐姓为直，成为日本古代重要的氏姓巨族之一。

5

篇四：基因组研究表明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来自朝鲜半岛

基因组研究表明: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来自朝鲜半岛

日本东京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学教授德永胜士日前表示：“最近我们以基因组研究为基础，把东亚多个民族的人体6号染色体内的HLA遗传基因进行相互的比较，得出结论是与日本人最接近的集团为朝鲜半岛居民和居住在中国的朝鲜族人。”该项研究结果表明，目前生活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的祖先是经由朝鲜半岛移居至此的舶来人。

这一研究内容将被收录到东京某出版社拟于7月出版的《公开讲座总览》中。德永胜士表示，以HLA类型为准，将日本人、韩国人、汉族人、满族人、朝鲜族人、蒙古族人等东亚12个民族（集团）比较分析的结果，日本本土人比起冲绳人或北海道阿伊努民族，更接近于生活在朝鲜半岛的居民和中国的朝鲜族居民。

此项研究结果是对流行说法的有力证明：在日本弥生时代日本人口的形成中，从朝鲜半岛移居的祖先所占比重最大。

利用遗物或人骨、血型分布等进行的研究一直被认为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所以利用最近基因组研究结果的此项研究被评价为“起源学说”的终结版本。

-----中国青年报 2003年6月27日

篇五：学者杜钢建：湖南人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祖先之一

学者杜钢建：湖南人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祖先之一

http://bbs.yxsalon.com/read.php?tid=48715

红网长沙3月15日讯（记者 喻向阳）“湖南人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的祖先之一，秦朝时期在岳麓山修炼的韩终是朝鲜半岛的先祖。”3月13日，在一场有关湖南“文化大繁荣”和“湖南精神”的文化沙龙上，湖南省法律顾问、湖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教授发出上述论断。 他指出，湖南人是韩国人和日本人的祖先之一，秦朝时期在岳麓山修炼的韩终是朝鲜半岛的先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韩终原为齐国方士，炼丹采药，名满天下，而其修炼的地点是楚国境内的长沙。唐代司马承祯《洞天福地记》记载“第二十三洞真墟在潭州长沙县，西岳真人韩终所治之处。”在秦灭楚后8年，韩终带着罗氏、卢氏等楚国亡民有准备地逃离了秦国，渡海到了朝鲜半岛东南，建立了三韩。而韩国的汉字传入时间大约在战国到汉初，这和韩终之属到韩国的时间吻合。

汉代建立后，吴氏长沙国王和刘氏长沙国王的家族和后代又大规模移民日本，对日本国的形成和日本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湖南法文化影响了日本圣德太子的《宪法十七条》。

针对是谁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国际问题，杜钢建教授根据史料记载，认为在哥伦布之前是常居湖南讲学的僧人出海最早发现美洲。湖南人开放进取，历代敢为人先，凭借寥廓荒忽的湘江气派、与道翱翔的追求乘流而逝，具有开拓创新的历史传统基础。因而，他认为湖湘文化历来是一种开放性的“国际文化”。

此外，他重点介绍了儒释道合流的道林寺文化，希望政府和社会加强地方文化瑰宝的珍惜、整理和保存，又要加强对湖湘文化理论的学习、研究和探索，从中挖掘湖湘文化中之法?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wo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我澹?a href="http://www.zw2.cn/zhuanti/guanyushehuizuowen/" target="_blank" class="keylink">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下，开启“湖湘新儒学”之学派。这是继海外新儒学、大陆新儒学之后，首次有学者在湖南本土提出“湖湘新儒学”，续接了宋明理学以来的“道南正脉”。 在此次沙龙上，《印象》杂志主编、印象网总编枕戈也赞同杜钢建教授在湖南本土提出“湖湘新儒家”的意义，并顺势提出了自己对“新湖湘学派”的一种设想，认为当代湖湘文化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重新解释历史，随着永州道县玉蟾岩、常德澧县城头山、怀化洪江高庙等湖南三大考古的发现和受人重视，我们应当质疑建立在黄河流域基础上的华夏五千年历史，而探究发生在长江流域尤其是湖湘大地的五千年前的中华历史；二，新的湖湘文化在面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时，要解决湖湘文化与现代宪政文明的融合，也即当下众多学者提出的“儒家宪政”的问题，同时要解决湖湘文化与市场经济的融合，也即媒体提出的湖南人会打仗、会从政但不会经商的问题。

作者：喻向阳 李泽军

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