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毓海一篇读罢头飞雪

篇一：《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作 者：韩毓海 内容简介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与金融革命的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漫长历史，重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中国千年兴衰的动因，并就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金融改革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作者韩毓海用平实、生动甚至略带犀利的笔触，援引马克思著作中的精彩部分，充分解读了马克思对当今世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危机的成功预测和判断。针对马克思的三部作品《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者引导读者沿着马克思的足迹解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货币、债务、道德、信用等，并反思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剖析有哪些现实指导意义，从而鞭策现代人要想看懂并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就要回归马克思。 作者简介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曾任纽约大学访问教授、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特任教授。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北京市新世纪社科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北京大学杰出青年人文学者计划。并获得第九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第七届上海文学奖、第三届中国大学出

版社图书奖优秀畅销书一等奖等。著作《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名列2010年度全国优秀图书排行榜总榜第一名，并收入《中国高层领导荐书集萃》。《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获评“2012-2013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书”。

书摘正文

前言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说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 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 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店主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100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80 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白占了地方”的“马克思”让我得了大便宜。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那棵梨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40 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

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再到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

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仅依靠改革上层与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

“京都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 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 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 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市定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

篇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韩毓海 著

中信出版社

2014-3

在《五百年来谁著史》力作之后，韩毓海以不同于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全新视角诠释100多年前马克思经典著作，并以此剖析当今世界纷繁复杂的经济金融现象。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在一部风靡北大、清华的马克思课讲义的基础上润色而成，从现代资本与金融革命的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漫长历史，重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中国千年兴衰的动因，并就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金融改革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思考。作者用平实、生动、略带犀利的笔触，援引马克思著作中的精彩部分，充分解读了马克思对当今世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危机的成功预测和判断。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三部作品，引导读者沿着马克思的足迹解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货币、债务、道德、信用等问题，指出马克思的现实指导意义――要看懂并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就要回归马克思。

篇三：《一篇读罢头飞雪_重读马克思》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节选）

作 者：韩毓海 内容简介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与金融革命的问题出发，结合中国及世界社会政治与经济革命的漫长历史，重新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中国千年兴衰的动因，并就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中国金融改革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思考。

作者韩毓海用平实、生动甚至略带犀利的笔触，援引马克思著作中的精彩部分，充分解读了马克思对当今世界社会发展趋势以及经济危机的成功预测和判断。针对马克思的三部作品《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作者引导读者沿着马克思的足迹解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货币、债务、道德、信用等，并反思马克思对上述问题的剖析有哪些现实指导意义，从而鞭策现代人要想看懂并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就要回归马克思。

前言

过去，我常在各种材料上写上“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这句话，但其时我并没有认真研究过马克思的书，甚至一度连研究的兴趣也没有。要“照镜子、正衣冠”，那我就得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件事上，我是长期说假话且对不起马克思的，而类似我这种说假话不脸红，乃至连内疚都不曾有过者，的确是该“红红脸、出出汗”。

“多难兴邦”这种话虽说绝不好玩，但我第一次系统地读马克思确是在2003 年“非典”期间。记得北大中关园宿舍门外的一树梨花，岁岁都开得

如雪一般，而我年年打树下走过，却从未留意过自家门前便有这样的美景。花的后面有一爿旧书店，有一日，我踱进去，只见店主一个人在躺椅上睡觉，阳光扑面进来，四周静悄悄的，倒也正应了那句滥俗的话：太平时代，“连午后的阳光都是安宁的”。

猛然看到了屋子角落里堆着一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黑皮精装，一共是50 卷，便顺口问了价钱。

听到有人，店主却连眼也懒得睁开，只是懒懒地应着：“100 。”“什么！”我大吃了一惊。

店主显然会错了意：“唔，80 块你拿走吧，可是全套的，一本不多、一本不少。真想要，我这就帮你捆好，用自行车推你家去，反正放在这里也白占地方。”

于是，大梦未醒的小店主便乐陶陶地推着一车马克思的书，由我在后面小心翼翼地扶着，走在洒满阳光的大路上—如今想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悲欣交集的人间喜剧。

“白占了地方”的“马克思”让我得了大便宜。此后有一段时间，我常独自在那棵梨树下坐着望蓝天，怀里捧着一本黑皮精装的马克思著作，四周一片静谧，感觉花瓣落在自己身上，忽而想起徐凝的诗句：“一树梨花春向暮，雪枝残处怨风来，明朝渐校无多去，看到黄昏不欲回。”“一篇读罢头飞雪”，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的世界仿佛一下子变得安静乃至干净，而现实逼迫着我，不得不结束了“开莫名其妙的会、见莫名其妙的人、讲莫名其妙的话”—四处胡行野走、

狼狈不堪的日子。时代的机缘使我这样一个无知的躁动者，第一次与马克思慈父般的目光、与他乐章般的灿烂史诗“狭路相逢”。

40 岁之后方才知道：面对我自己所关注的课题—从长时段历史去描述中国的改革与革命，倘无马克思的视野，倘无马克思的理论做基础，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建树和进益的。魏源曾经这样说过：“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此乃深得之语。而要概括中国长期历史发展，莫过于抓住追求“富强”与实践“王道”这个基本矛盾。从王安石、张居正、胤（雍正帝），到晚清洋务自强运动，再到国民党的建国运动，撮其要旨，其实也就在于“寻求富强”四字而已。而要寻求富强之道，则必须实现从王朝帝国向着以财政、金融和军事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其目标简而言之也就是“富国强兵”。具体说，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建立与现代财政和金融制度相联系的科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即这里的要害就在于动员、改造上层，变革中国社会的领导力量，或者说，就需完成从“士大夫政治”向着现代“党军”、“党国”政治的改进。

不过，我们也更需看到，自儒家思想从“经学”的束缚中独立解放出来之后，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则走了另外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简而言之，这便是追求“王道”。

什么叫作“王道”？“王道”当然不是“霸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我心即是民心”、“养我心即是养我民”，大学之道在亲民，故离开“亲民”，也便无所谓“明明德”、也就无所谓“王道”。“与民同心”，与普天下老百姓同心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便是“大同”，这便是“人间正道”，此即所谓“王道”。而要实现王道，那就必须与天下苍生心贴着心，

手拉着手，共饥寒、同冷暖，就必须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不断改造“精英思想”，始终保持一颗老百姓的“平常心”，而这就是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要践行“王道”，更必须反抗一切形式的“霸道”，特别是那种“不王道之富强”，而要发扬王道，仅依靠改革上层与精英的转变则是完全不行的，因为它要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起来革命。

所谓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思想”与“革命思想”之根本区别，其实大致也就在于此处。“京都学派”的伟大奠基者宫崎市定，曾经发出过令人感慨万千的疑问：自公元10 世纪就跨入了“近代”门槛的中国社会，为什么到了19 世纪依然还不得不再次重复“寻求富强”的“王安石命题”？中华文明何以会在“近代转变”的门槛上徘徊了近9 个世纪之久？在他看来，在诸多历史原因中，“王道”对于“富强”的深刻制约，正是一个关键性的要素。

我想，宫崎市定其实是怀着同情，乃至景仰的态度去对待理学和心学所张扬的“王道”传统的，在他看来，中国并不是不能“富强”，对于中华文明的先贤而言，他们毋宁是“不忍独自富强”，不能忍受霸权主义的富强、不能容忍非王道的霸道，不能容忍使千万人两手空空走向黑暗的“现代化发展”。吾独富，奈天下苍生何？吾虽独任，奈天下苍生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这就是“仁”，这也就是“共同富裕”的政治基础—“王道”。

中国当然需要改革，中国当然渴望富强、需要富强，正如严复所指出的，自古“无不富强之王道”。离开了“富强”，“王道”往往就会流于空谈，国家便会陷入积贫积弱，而这也确是宋儒以来中国文明的一个致命缺陷。但是，中国与世界的问题显然也并不在于简单的“富强”，而在于怎样才能把富强建

立在王道的基础上，在于怎样才能实现王道与富强的统一，而说到底，这才是更高层次的富强。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自宋代以来，中国面向富国强兵的改革所主攻的目标之一，就是财政与金融，具体说，就是历代王朝所施行的“消极的财政政策”和“短缺性的货币政策”。所谓消极的财政政策，是说国家对民生与产业奉行“少予少取”乃至“不予不取”的原则；所谓“短缺性的货币政策”，就是以贵金属为币，而明代中期钱粮改银之后，白银主要依靠海外进口，更使得“短缺性的货币政策”一变而为“依附性的货币政策”，这样一来，国家的发展便总是会缺钱。

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去，西方之所以能够在16 世纪之后迅速地超越中国，实现富强，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根本上说，则在于它经历了一场深刻的财政金融革命，从而把商品经济转变为信用经济、资本经济。而货币由“交换的中介”转变为以国债为基础发行的银行券，则是这一革命性转变的突出标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互相预付”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而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并不是“货币流通”，而是信用，即票据的流通，这一切都是由马克思的学说（特别是《资本论》）所揭示和指明了的。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为经济交换方式的革命奠定了基础，在此之上，方才树立起相应的政治组织形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论如何，我们总要承认：马克思最懂资本主义，马克思也最懂得富强之道，而这一点，确是我们中国的历代先贤所不能比拟的，这也正如马克思对于金融和资本的研究是自经济学诞生以来，各路经济学大师所不能比拟的一

篇四：一篇读罢头飞雪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作者：韩毓海

《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从哪儿来的，讲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我们这一讲便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欧洲16世纪以来连绵不息、不断升级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战争融资需求，跨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金融”的领域独立了，“国王的债务”被货币化了，成为在银行家们之间投资转卖的财富—资本，一条“由债务驱动”的发展道路由此开辟。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正在于紧紧抓住并率先深刻分析了这条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揭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崛起的根源、不可避免的危机，真理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限度及其与生俱来的脆弱之处。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最广为流行的舆论里面大概只有一句话庶几正确：“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即使马克思活着，他本人也会同意这句话，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相对而言，另外一种流行的舆论则是不正确的，这种舆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人忘记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恰恰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最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资本经济学”，把它理解为“金融经济学”倒庶几接近于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马克思是在对“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方才建立起他独特的方法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他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方法，采用资本的语言或者金融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内容。“马克思的语言”使得熟悉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马克思的方法”也使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而这不过暴露出现代知识最根本的缺陷与困境：哲学家不懂经济学，从而使哲学变成了玄学和空谈；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这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变成了统计。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伊始所遭遇的最广泛的批评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叙述是“极其抽象的”，而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也很著名：要分析资本和金融，靠化学试剂和手术刀、靠斯密所开创的那种“经济学家讲故事”的通俗方式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这需要“抽象力”。

今天，任何对于期货、期权交易和证券投资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都会明白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是指什么，因为资本和金融是高度抽象的领域。华尔街已经开始雇用高等数学家和高等物理学家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只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洞见和预言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比迄今为止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懂历史。在他看来，16世纪地中海地区极端活跃的融资活动使得“金融”从各行各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支配性的领域，而这划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资本自我增值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把债务打包成“信用凭证”进行买卖就绝非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早在16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交易会上，这种把国王的债务打包成信用券进行买卖的交易，即“债券”交易，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俗老套罢了。

问题并不在“市场经济”—那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陈腐话题，问题在信用的垄断和滥用即“资本主义”—这才是自19世纪以来支配世界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真正力量。由于看不懂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一种流行了500年的东西当作“新发明”来反复地重新倡导，并徒劳地采用18世纪苏格兰手工业行会的语言，叙述资本主义的世界，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其实就像1787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和盐税专员的亚当·斯密一样，他们正是因为憎恨“债务型国家”—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方才热烈地倡导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因为哈耶克所憎恨的当时的奥地利政府与斯密笔下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统治者一样，都迷信依靠借债、发债维持财政和经济活动。因此，如果离开了对“债务型国家”的憎恨，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对于“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倡导与呼吁。但是，弗里德曼与斯密和哈耶克的出发点都不同，弗里德曼不但是“债务型国家”的积极拥趸，他更是故意混淆了“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由于这种致命的混淆，弗里德曼的政策起初使美国的金融机构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后则使美国的债务绑架了世界经济，最终世界经济就这样被美国的债务拖着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根本不在乎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之间这种本质性的区别，而只是说：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都是与马克思对立的，并简单地把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归结为“政府与市场”这种极为幼稚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西方来的，当前的学院分科体系将经济学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是完全说不通的。斯密、哈耶克与马克思在反对“债务型国家”这一点上，起码是高度一致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上述三人是完全对立的。

欧洲16世纪那场深刻的金融革命，导源于地中海地区的私人银行家以国王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正是这个创制，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特别是战争能力。借助战争国债制度、银行券的发行及其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几个欧洲霸权国家以残暴的殖民战争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通过建立和利用国际信用体系，它们迅速完成了“欧洲对于世界的革命”，并把整个世界以“债务”和“金融”的方式联系起来。

同时，欧洲资产阶级以扩大税收和银行券不断贬值的方式，把国家的开支、战争的开支以及放债者的利润统统转嫁到欧洲大众身上，最终把他们剥夺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从而也把“欧洲对于世界的战争”转变为欧洲内部的革命。

正是伴随着战争国债制度，即以国家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这一创制，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货币交换”方才成为决定性的社会交往方式。竞争性的市场不过是竞争性的国际关系的日常化、社会化表现。

所谓议会民主、代议制均是从政府融资制度中脱胎而来，因此，如果离开了从王权国家向“债务型国家”的转变，就完全不能理解从封建贵族制向现代国家官僚制的演变，当然，也就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选举、代议政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体制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跨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则是16世纪以来欧洲战乱频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私人银行家的联合。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发行国债，私人银行家为了经营国债方才建立起以国债为基础、以税收为抵押的银行制度和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财政税收制度，正是这二者根本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的发展、“互相预付”的信贷机制的发展、国家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而根据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我们一向接受并习以为常的那种（亚当·斯密式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那种观点认为：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基于人性的本能，因此，货币交换和市场早在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因此，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引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发革命。

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特立独行地继

承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他是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但很可惜，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金融制度视为产业革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颠倒”。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对经济学的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这种“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不是过时了，而是太超前了。当资本主义还戴着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的面纱时，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资本和融资活动主导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时代，在“金融业”取得了经济活动主体地位时，人们还固执地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分析资本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前提，这就是极为可悲的。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认识了前者，后者才能被真正理解。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说：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话题，是手工业行会时代的话题，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们的话题；而当西方经济的发展进入19世纪，这个问题就被金融和资本压倒一切的现象所代替了。从这个角度看，比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倒是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说：当前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与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真理一向命运不佳，这是因为从没有现成的、已经准备好的耳朵聆听它的声音，而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好的乐章也是白费的。当然，“真理的耳朵”也并不是真理的学说本身塑造和培养出来的，比如，无论晚年的毛泽东怎样要求他的同志和战友读马克思的原著，终究亦是收效甚微，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战友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见过资

篇五：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

韩毓海

【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1）

《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从哪儿来的，讲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我们这一讲便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欧洲16世纪以来连绵不息、不断升级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战争融资需求，跨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金融”的领域独立了，“国王的债务”被货币化了，成为在银行家们之间投资转卖的财富—资本，一条“由债务驱动”的发展道路由此开辟。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正在于紧紧抓住并率先深刻分析了这条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揭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崛起的根源、不可避免的危机，真理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限度及其与生俱来的脆弱之处。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最广为流行的舆论里面大概只有一句话庶几正确：“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即使马克思活着，他本人也会同意这句话，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相对而言，另外一种流行的舆论则是不正确的，这种舆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人忘记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恰恰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最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资本经济学”，把它理解为“金融经济学”倒庶几接近于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马克思是在对“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方才建立起他独特的方法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他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方法，采用资本的语言或者金融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内容。“马克思的语言”使得熟悉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马克思的方法”也使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而这不过暴露出现代知识最根本的缺陷与困境：哲学家不懂经济学，从而使哲学变成了玄学和空谈；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这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变成了统计。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伊始所遭遇的最广泛的批评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叙述是“极其抽象的”，而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也很著名：要分析资本和金融，靠化学试剂和手术刀、靠斯密所开创的那种“经济学家讲故事”的通俗方式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这需要“抽象力”。

【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2）

今天，任何对于期货、期权交易和证券投资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都会明白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是指什么，因为资本和金融是高度抽象的领域。华尔街已经开始雇用高等数学家和高等物理学家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只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理解马克思的方法、

马克思的洞见和预言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比迄今为止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懂历史。在他看来，16世纪地中海地区极端活跃的融资活动使得“金融”从各行各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支配性的领域，而这划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资本自我增值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把债务打包成“信用凭证”进行买卖就绝非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早在16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交易会上，这种把国王的债务打包成信用券进行买卖的交易，即“债券”交易，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俗老套罢了。

问题并不在“市场经济”—那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陈腐话题，问题在信用的垄断和滥用即“资本主义”—这才是自19世纪以来支配世界和人类经济活动的真正力量。由于看不懂马克思，后来的经济学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把一种流行了500年的东西当作“新发明”来反复地重新倡导，并徒劳地采用18世纪苏格兰手工业行会的语言，叙述资本主义的世界，而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20世纪3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其实就像1787年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和盐税专员的亚当·斯密一样，他们正是因为憎恨“债务型国家”—而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和国家，方才热烈地倡导自由市场和市场经济，因为哈耶克所憎恨的当时的奥地利政府与斯密笔下的英国汉诺威王朝统治者一样，都迷信依靠借债、发债维持财政和经

济活动。因此，如果离开了对“债务型国家”的憎恨，我们就完全不能理解他们对于“反国家的市场经济”的倡导与呼吁。但是，弗里德曼与斯密和哈耶克的出发点都不同，弗里德曼不但是“债务型国家”的积极拥趸，他更是故意混淆了“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之间的根本区别。由于这种致命的混淆，弗里德曼的政策起初使美国的金融机构获得了空前的自由，随后则使美国的债务绑架了世界经济，最终世界经济就这样被美国的债务拖着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但今天的经济学家们似乎根本不在乎斯密、哈耶克与弗里德曼之间这种本质性的区别，而只是说：所有的“西方经济学”都是与马克思对立的，并简单地把经济学所面对的问题归结为“政府与市场”这种极为幼稚的问题。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从西方来的，当前的学院分科体系将经济学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是完全说不通的。斯密、哈耶克与马克思在反对“债务型国家”这一点上，起码是高度一致的，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与上述三人是完全对立的。

【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3）

真正把经济学大师们分开的东西并不是他们对待政府或市场的态度，而是他们对待资本、金融和债务的态度。在这方面，马克思恰是一个真正的标杆，《资本论》则划出了完全不同的时代。

欧洲16世纪那场深刻的金融革命，导源于地中海地区的私人银行家以国王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正是这个创制，极大地提高了欧洲国家的国家能力，特别是战争能力。借助战争国债制度、银行券的发行及其相关的财政税收制度，几个欧洲霸权国家以残暴的殖民战争把全世界的财富集中在自己手里。通过建立和利用国际信用体系，它们迅速完成了“欧洲对于世界的革命”，并把整个世界以“债务”和“金融”的方式联系起来。

同时，欧洲资产阶级以扩大税收和银行券不断贬值的方式，把国家的开支、战争的开支以及放债者的利润统统转嫁到欧洲大众身上，最终把他们剥夺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无产者，从而也把“欧洲对于世界的战争”转变为欧洲内部的革命。

正是伴随着战争国债制度，即以国家的债务为抵押发行信用这一创制，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货币交换”方才成为决定性的社会交往方式。竞争性的市场不过是竞争性的国际关系的日常化、社会化表现。

所谓议会民主、代议制均是从政府融资制度中脱胎而来，因此，如果离开了从王权国家向“债务型国家”的转变，就完全不能理解从封建贵族制向现代国家官僚制的演变，当然，也就完全不能理解资产阶级选举、代议政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规律：资本主义体制是以跨国金融体系为前提而建立的。跨国金融体系的形成则是16世纪以来欧洲战乱频仍的产物，它的实质就是私人银行家的联合。

国家出于战争的目的而发行国债，私人银行家为了经营国债方才建立起以国债为基础、以税收为抵押的银行制度和以银行券的流通为基础的财政税收制度，正是这二者根本性地促进了货币交换的发展、“互相预付”的信贷机制的发展、国家管理制度的理性化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

而根据马克思的这个结论，我们一向接受并习以为常的那种（亚当·斯密式的）观点就是不正确的，那种观点认为：货币交换与市场经济都深深地植根于人们与生俱来的“交换的偏好”，基于人性的本能，因此，货币交换和市场早在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

【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4）

z米z花z在z线z书z库z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首先就在于：他对于货币经济、世界市场和资本主义的起源有着极富独创性的解释。马克思从根本上反对那种至今还被我们视为“真理”的经济学，他认为：货币交换、市场经济，特别是信用制度，都是被竞争性的（直率地说就是战争性的）国家体系创造出来的，而绝不是由于人性的偏好而自然产生的，因而，它们是战争与资本联姻的产物，直接说来就是国家间武力与金融竞争的产物。

因此，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的基本主题就是“战争与革命”，战争引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引发革命。

费尔南·布罗代尔从来没有标榜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却特立独行地继承了马克思的真知灼见，而这首先应该归因于他是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他认为，早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金融资本家阶级—“联合”起来的银行家集团，就已形成一个跨国的、占统治地位的垄断阶级，欧洲的金融体系乃是工业革命和现代社会变革的基础。但很可惜，古典经济学却把现代金融制度视为产业革命的结果，这实在是一个可悲的“颠倒”。马克思关于社会革命的思想是以他“对经济学的革命”（即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为基础的，

这种“批判的武器”必然地转化为“武器的批判”。

毫无疑问，对于我们来说，马克思不是过时了，而是太超前了。当资本主义还戴着产业革命、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的面纱时，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当然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在资本和融资活动主导了一切经济活动的时代，在“金融业”取得了经济活动主体地位时，人们还固执地把“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作为分析资本经济和金融经济的前提，这就是极为可悲的。马克思面对和讨论的“市场”是金融市场，而非此前的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商品市场，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认识了前者，后者才能被真正理解。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区别，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这样说：人体解剖对于猴类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只不过是一个18世纪的话题，是手工业行会时代的话题，是小私有者和小业主们的话题；而当西方经济的发展进入19世纪，这个问题就被金融和资本压倒一切的现象所代替了。从这个角度看，比斯密晚出生差不多一个世纪的阿克顿勋爵的观点倒是更接近于马克思所揭示的真理，他说：当前的问题不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而是人民与银行的关系，英格兰银行已经由银行家的银行，变成了政府的政府，这个“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5）

真理一向命运不佳，这是因为从没有现成的、已经准备好的耳朵聆听它的声音，而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来说，再好的乐章也是白费的。当然，“真理的耳朵”也并不是真理的学说本身塑造和培养出来的，比如，无论晚年的毛泽东怎样要求他的同志和战友读马克思的原著，终究亦是收效甚微，因为毛泽东的革命战友和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并没见过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真理的耳朵”只能在现实的教训和磨难中形成。当然，这绝不仅仅是指：许多革命者其实是在漫长的监禁生涯中把监狱当作了研究室，方才第一次系统地阅读马克思的，熟谙德文的列宁就是如此。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就是盗了马克思的火，为的是来煮自己的肉。因为历史的辩证法恰在于恩格斯所说：人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破南墙也不肯回头的驴子，正是因此，“我们至今还忍受着马克思预言过的这些事变后果所带来的苦难”。

对于那些真正有教养的人来说，他们终究有一天会认识到：人类只不过刚刚真正地迎来了阅读马克思的时代。

渺渺大荒灯一瓠，风雨摇看近若无。每临生死需静气，石火光中可读书。

下面，就让我们从头说起，沿着历史的轨迹，与马克思一起思考。

【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1）

ㄨ米ㄨ花ㄨ在ㄨ线ㄨ书ㄨ库ㄨ

《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这一部分讲的是资本主义和资本家是从哪儿来的，讲的是资本主义起源这个问题。我们这一讲便是集中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不是一般地以生产力的革命、交换的革命，而是以一场深刻的金融革命为标志。

欧洲16世纪以来连绵不息、不断升级的战争产生了巨大的战争融资需求，跨国的金融信贷体系形成了，一个被称为“金融”的领域独立了，“国王的债务”被货币化了，成为在银行家们之间投资转卖的财富—资本，一条“由债务驱动”的发展道路由此开辟。

马克思的天才之处正在于紧紧抓住并率先深刻分析了这条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揭示了它产生的历史背景、崛起的根源、不可避免的危机，真理性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限度及其与生俱来的脆弱之处。

关于马克思的经济学，最广为流行的舆论里面大概只有一句话庶几正确：“马克思的经济学不是市场经济学。”即使马克思活着，他本人也会同意这句话，但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相对而言，另外一种流行的舆论则是不正确的，这种舆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持此观点的人忘记了《资本论》的副标题叫“政治经济学批判”，他们忘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恰恰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什么是马克思的经济学？最简单地说，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资本经济学”，把它理解为“金融经济学”倒庶几接近于马克思的原意。实际上，马克思是在对“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双重批判与超越的基础上，方才建立起他独特的方法论。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采用他独创的“经济学—哲学”方法，采用资本的语言或者金融的语言，重新叙述了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所讲述的内容。“马克思的语言”使得熟悉市场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叙述的人们感到困惑不解，“马克思的方法”也使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陷入了双重困境，于是，经济学家们只好说《资本论》是哲学书，哲学家们则说《资本论》乃是经济学著作。而这不过暴露出现代知识最根本的缺陷与困境：哲学家不懂经济学，从而使哲学变成了玄学和空谈；经济学家不懂哲学，这使得经济学缺乏思想的含量，甚至变成了统计。

《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伊始所遭遇的最广泛的批评就是，当时的人们认为：马克思对于经济的叙述是“极其抽象的”，而马克思对此的回答也很著名：要分析资本和金融，靠化学试剂和手术刀、靠斯密所开创的那种“经济学家讲故事”的通俗方式是完全不行的，因为这需要“抽象力”。

今天，任何对于期货、期权交易和证券投资有一定了解的人，或许都会明白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是指什么，因为资本和金融是高度抽象的领域。华尔街已经开始雇用高等数学家和高等物理学家对资本市场进行分析，只是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要理解马克思的方法、马克思的洞见和预言确实是非常困难的。

【第一章 大国是怎样崛起的？】 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革命（2）

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他比迄今为止任何一位经济学家都懂历史。在他看来，16世纪地中海地区极端活跃的融资活动使得“金融”从各行各业中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支配性的领域，而这划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资本自我增值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这种观察，把债务打包成“信用凭证”进行买卖就绝非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了不起的发明，因为早在16世纪意大利皮亚琴察交易会上，这种把国王的债务打包成信用券进行买卖的交易，即“债券”交易，就已经非常流行了，而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正是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东西。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弗里德曼的理论实际上只不过是在重复一些陈俗老套罢了。

体裁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