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事件

篇一：SARS事件

SARS大事件

【2002年】

1.11月16日 中国广东佛山发现第一起后来称为SARS的病例。

【2003年】

1.2月18日 中国疾病研究中心宣布，广东严重呼吸道综合征的病原基本可以确定为衣原体。

2.3月15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疾病改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3.4月16日 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病毒已经找到，正式命名为SARS病毒。

4.4月20日 非典被列入我国法定传染病。

5.5月1日 经过8天的紧急筹建，北京市第一家专门治疗非典的临时性传染病医院小汤山医院开始接收病人。

6．5月14日 实验人员从6只果子狸标本中分离到了3株非典样病毒，从1只貉标本中分离到1株非典样病毒，科研人员通过电镜对病毒形态进行分析，确定是冠状病毒。

7.8月16日 卫生部宣布全国非典型肺炎零病例，至此，全国共确诊非典型肺炎病例5327例，死亡349人。

篇二：2003年的“非典”事件

2003年的“非典”事件提供了信息公开化的良好契机，灾难过后的新闻界开 始反思传媒角色，与时俱进创新传媒管理理念;

2003年的“非典”事件，既给中国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又提供了实施信息 公开化的良好契机。

针对非典防治中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准、反应不快、应急准备不足等问题，国 务院制定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⑤最后一种，就是“非典”的报道模式。即由开始的“淡化处理”，到中期 的“有限报道”，再到后期的“全面客观”的报道。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遇到突发性的灾难事件时，我们的媒体应该力求作 到以下几点，即:①尊重公民的知情权;②增加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度，在公开 和透明中逐步整合，逐步完善，以取信于民;③把如实的和及时的报道作为记者 的社会责任，以体现记者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并把这种责任和精神与反腐败， 反地方保护主义，和开展适当的舆论监督紧密地结合起来。

非典事件2002年n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发现首例非典病例2003年1月2

日，河源市有病例报告:1月21日至22日，中山市也发现同种病例。广东省卫生厅 组织专家组前去调查，确认这是一种非典型肺炎，属病毒传染，病因不明。其间有 一

记者试图采访，但被有关方面封杀。此后，“非典”流入人口稠密的广州。广东失 去向公众及早通报疫情，群防群治的最佳时机。由此看来，从广东发现首例“非典” 病例到政府首次发布疫情的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政府的讳莫如深和主流传媒的集 体失语致使流言乘虚而入、填补真空，并且逐步升级，达到混淆视听、蛊惑人心的 作用。

从以上5个案例的对比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对突发事件是“捂”还是“放”， 结果是大相径庭的，何者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也是不言自明的。而后 面两个案件的妥善处理充分彰显了政府信息公开在应对社会突发事件中的独特 功能。

这种报道机制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的合力结果。从国内的因素来看，主要是 两方面:一方面是社会了解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另一方面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政 治考虑。从根本上说，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两方面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冲突。因此，问题集中在如何在满足社会对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与满足公众的知 情权和维护社会稳定两者之间取得平衡。

1、新闻理念与时俱进

2002年2月23日，第一个输入型病例进入越南，短短两个月内越南就成功控 制住了“非典”，除了发现及时、措施果断有力、流动人口相对较少等因素外， 相关信息的公开化是一个重要原因。越南卫生部经常举行新闻发布会，通过媒体 向公众通报疫情及防治的最新消息。及时准确的消息使“非典”最初给当地人民 带来的恐慌很快平息，人们开始按照卫生部门的建议购买口罩、防治药品，加强 清洁工作。因此，当地由于不了解情况而感染“非典”这种传染病的人数得到了 最大程度的控制，没有在社会上蔓延，而且社会稳定，没有出现食品抢购潮。反 观中国，由于没有及时公开相关信息，谣言四起，造成民众恐谎，在政治、经济、 文化、国际形象等方面造成了非常不良的影响。

在传统媒体失职和缺位的背后，深藏着的是我们某些宣传管理部门管理理念 的危机。在它们那里，新闻的任务通常只是“正面宣传”，管理的任务通常只是

“加强控制”，而管理的“稳健”则可以无视事实和抛弃社会责任感为代价。正 是在这样堪称落后理念笼罩下，其所治理的大多数媒体的公信力的丧失才成为可 能。政府管理部门和传统媒体必须在新闻信息的及时、真实和公开上有所进步， 其根本理由是:从当代社会的传播路径的丰富性上说，已经完全没有了“不透风 的墙”;如果传播的咫风足够大，那么，那些笨拙的控制之墙，不仅会被穿越， 甚至会归于崩塌。在社会学总体意义上，这类结果可能会是颠覆性的。

在信息技术日益现代化的今天，要封锁消息已经是“一厢情愿”而已，当人 们无法从大众传媒上获取信息时，自然会转向人际传播、网络传播，甚至区域外 媒体。媒介“压”新闻忽略了民众信息渠道的多元，从而导致其他媒体乘虚而入。 这种在过去比较封闭的信息环境中曾经有效，已经在前两年，尤其是浙江千岛湖 事件中尽显破绽的传统处理方式，在“全世界在观看”的信息全球化时期，“不 仅不利于局面的控制和事情的解决，甚至会削弱党报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的公信 力，即使事后尽力弥补，群众也将信将疑，可谓事倍功半。”25

结尾：直面信息公开背景下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广变革，正视我国传媒与境外媒体的 巨大“信息落差”，我们的目光聚焦在“透明度”这一核心点上。从根本上说， 通过传媒确保公众知情权、议政权和舆论监督权的实现，关键是提升我国传媒资 讯的“透明度”，通过改革充分发挥新闻传媒信息沟通和社会协调功能，这也意 味着传媒角色的重新定位与理性回归:

必须极大地拓宽传媒公开报道的内容范围，由既往的宜传者、鱿动者转变为社会情况 的沟通者和社会变动的守望者;

传媒由“典论一律”的执行者转变为社会主义多元典论的反映者和引导者，成为社会 协商对话的主梁道;

传媒由决策结果的宣传者转变为决策过程的反映者和参与者，为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提 供“透明”的讲坛.

汤因比曾经说过，所谓历史就是人类以其智慧不断回应现实生活挑战的历 史。在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点上，中国传媒将展现出怎样的智慧?

且让我们翘首以待??

篇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以非典事件为例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公共关系

——以非典事件为例

班级：11级人力资源管理一班 姓名：李磊 学号：111611040137

[摘要]2003年的非典标志着中国政府危机时代的到来。由于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进程，使得公共危机成了当今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政府在危机中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公众极大的关注。在公共危机中，如何运用政府公共关系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已经成为对我国各级政府的重大挑战，这既直接影响着我国政治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又关系到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信力和影响。在新的时代背景和要求下，政府对公共危机的有效处理对于提升政府在公众的公共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关键词：非典、危机管理、政府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空前的危机事件多发期。2003年的非典带给人们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从政府管理层看，非典暴露了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存在的很多问题，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但与此同时也为政府如何应对危机事件，起到了一个警示作用。我们得到的启示是，政府要想有效地应对危机事件，把破坏程度降到最低，就需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危机处理体系，逐步提升危机管理能力。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内涵和职能

危机（Crisis）一词来源于希腊语中的kinetin，原始含义是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危机对策研究的先驱赫尔曼曾对危机下过一个经典的定义：“危机是威胁到决策集团优先目标的一种形势，在这种形势下，决策集团做出反应的时间非常有限，且形势常常向令决策集团惊奇的方向发展。”危机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潜伏的祸根；而是指严重困难或生死的紧要关头，如经济危机。它指的是突如其来的、严重危害社会公众的生理和心理安全事件，如海啸、地震、流行性传染病等。

公共危机管理，从危机的生命周期角度，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持续动态的管理过程，政府针对潜在的或者当前的危机，在危机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一系列的控制行动，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从危机管理方法的角度，认为危机管理是为了降低灾害性事件的危害，基于对突发事件的原因和发展机理以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的科学分析，有效集成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对突发性事件进行有效地应对、控制和处理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体系。 本文认为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政府部门在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因自然环境、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冲突和风险引发的公共危机等公共问题。公共危机会给社会和政府带来危害，轻则影响社会的稳定和政府治理的正常进行，重则危害国家的发展甚至生存，并给相关公众带来极大的损失，给社会环境造成极大的破坏。因此，在危机发生后，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部门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事件，充分运用政府公共关系的相关理论，进行“危机公关”，将成为政府未来治理模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危机公关是公共部门的重要职责，是“风险世界”的必然、“和谐社会”的必要、“公共服务”的必需。

危机管理的三大基本职能是相互依存、相互衔接的，危机预防职能是危机处理的基础，危机评估职能是危机预防、处理的反馈和有益总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危机管理过程。危机管理在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基本职能与具体职能的关系见图１。

二、从非典事件中看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存在的缺陷

（一）危机管理意识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文化养成了中国人以不变应万变的性格。政府应对像地震、台风、干旱、洪涝等自然灾害有一套监测追踪系统，积累了很多成熟的经验与办法，但是在公共卫生方面缺乏危机意识，这一点在非典事件的前期体现的尤为明显。因为非典这一危机事件是政府从没有经历过的突发事件，政府对危机的危害性明显没有充分的预计或进行风险全面评估，只是一味的沿袭稳定压倒一切，报喜不报忧的思想，实行新闻封锁，导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更为严重的是贻误了控制、处理危机的最好时机，导致非典疫情的扩散，也给更多的人带来了痛苦甚至生命危险。由于长期缺少理性解决危机的意识形态话语和文化环境，整个社会对危机的看法往往比较僵硬，缺少共同的规范和共同使用的语言。相反，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惊恐和猜测，这样就认为地枪坏了社会危机的敏感性。

（二）危机管理体系不完善

1. 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发挥缺乏一个专门机构的支撑。非典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部门分立、职能交叉、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在危机的管理与控制的具体执行中，必须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承担决策与执行职能。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是在国务院设置相关的临时机构，如：国防动员委员会、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国家处置劫机事件领导小组以及防洪、火灾指挥部或办公室等。

2.缺乏专业的危机管理人才。我国危机管理的机构和人才极度匮乏，危机管理机构和人才结构还有待健全和完善。我国虽有武警、消防、公安等行业性应急单位和相关的职业人员，但是在跨地区、跨行业、跨专业的综合型危机管理机构和管理人才方面却是稀缺的，应对各种危机管理局面、制定危机紧急预案的专业人才在我国是属于稀缺性人才。

（三）政府危机管理缺乏畅通的信息系统。

在危机状态下，社会应该有一种信息披露透明化的公正机制，保持必要的新闻自由度，让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完善社会的自我修复机制。非典爆发之初，就存在信息传播不畅的问题，首先是信息公布缓慢，从发现疫情到正式公布于众竟拖延了两个月之久；其次是信息透明度低，一些官员在处理信息时层层做假，瞒报漏报。这些做法，不但侵犯了公民正当知情权，也给政府决策部门了解形势，采取应对措施造成了很大的障碍。

三、政府危机管理应对与策略

（一）非典后政府危机意识不断加强

加强意识是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前提。要树立危机意识，必须展开危机意识教育，必须落到实处，不能搞形式，走过场，或者仅停留于口头上。前非典时期，政府部门暴露了长期以来忽视了必要的危机防范一时的培养，在发现第一例非典病例，但地方政府部门对问题的严重性不够重视，贻误了控制和化解危机的时机，从而埋下了非典全国蔓延的隐患。2003年4月20日后，我国政府吸取了教训，准确的判断了形势，加强了危机意识，改变了“撞击—反射式”的模式，开始注重对危机的原因分析，树立“预防为主、应急与预防并重”的危机理念，提出一手抓防治非典这件大事毫不放松，一手抓经济建设毫不动摇的方针。七天七夜建起一座各项设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传染病医院。卫生部门则对疫情以早发现，早报告、早治疗进行防治。各项措施抓住了一个“快”，遏制了非典猖獗的步伐。

（二）临时危机处理指挥机构不能代替常设危机处理机构

后非典时期国务院成立了以吴仪副总理牵头，包括多个部委负责人的临时指挥机构，领导和协调全国的防治工作。这一机制在非典防治工作时起到巨大作用，但同时，这种临时性的领导机制也有其局限性,延续性差，有关危机处理的经验不能长期保留。因此要建立常设性的危机管理领导和协调机构。首先，以立法的形式授予其紧急状态下制定危机决策和出台长期的危及应对战略以及对其它政府机构进行调度和协调的权利；其次明确地方政府处置突发事件的责任，组建城市应急联动中心管理体制。

（三）治国之道，首在治人。

1. 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一个专业的、训练有索的危机管理人才队伍对于政府危机管理是很重要的。政府应该加强对党政机关各类管理人员的危机管理能力的培训充分利用各类社会资源，有计划有组织的安排现有党政机关管理人员参加相关突发事件应急培训和模拟训练，加强专业的危机管理理论知识的学习，以提升和带动管理突发事件的素质和能力。

2.设置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培训机构设置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培训机构且在各大高校和大中专院校中专门开设有关涉及危机管理的专业，将危机管理渗透至高等教育中，以培养专门的危机管理人才。

（四）完善信息公开制度，是提高政府危机公关功能的关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众主体意识的增强，国内乃至国外人士对知情权的诉求正迅速提高，这是推动信息公开化进程的基本动力。后非典时期争睹对非典的信息处理上开始由黑屋子向玻璃屋转变。每天下午用电视直播的方式向社会公布非典疫情最新数据，做到了数据准确，发布及时。要保证危机管理的效果，公开信息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关切民生的重大事件和情况（如危机）应该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情况通报制度，把真相及时通报民众，保障民众的知情权，避免不必要的误传、讹传。

四、总结

斯坦福大学教授理查德?帕斯卡尔说过一句至理名言：“21世纪，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英国危机管理专家迈克尔?里杰斯特也曾说过：“预防是解决危机最好的办法。”非典既是对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一次考验，又是我国政府提升危机管理能力的一个契机。我们充分的相信，政府既能受得住危机的考验，又能实现危机管理能力上的质的飞跃。 参考文献

1黄晓军. 《从非典事件看我国政府的危机管理制度创新》 [J]. 北京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8

2 张毅. 《“非典”事件对防治禽流感的启示》 [J].甘肃农业，2006年第5期

3 陈刚，张孟见.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J]

4 从亮. 《从非典防治看我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与未来》

5 陈薇.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政府公共关系研究》 [J]. 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5，(4). 6 张成福．《公共危机管理:全面整合的模式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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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赵光辉.《公共危机管理人才开发思考》[J].中国人才，2007，3

8 任兆璋，李鹏.《论SARS事件对危机管理的启示》[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2003，（2）

篇四：2003非典感人事迹

王晶

36岁的王晶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2003年5月27日，在与非典病魔顽强抗争了40多天后，护士王晶永远合上了双眼，而陪伴她远去的除了一束束鲜花、一套她生前最喜爱的护士服，还有人们对她永远的思念。

王晶生前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4月5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出现了首例“非典”患者，原本负责临床护理教学任务的王晶，看到医院急诊科缺少卫生护理人员，主动向医院领导要求进入“非典”病区。她为病人输液、调整呼吸机、清理分泌物、做生活护理，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她忙碌的身影……直到倒下的前一天，王晶还坚持值守了最后一个夜班。而自4月初进入病房到最后去世，王晶没有能再与丈夫和孩子见上一面……

在非典病房里，王晶既是病人又是护士。看到身边的病人出现恐惧、忧郁，同样虚弱的王晶便强打起精神，用言语和行动鼓励病友树立信心；看到护士们戴着严密的防护镜操作不便，呼吸困难的王晶主动去为病友扎针输液……王晶病情加重治疗期间，来自广东、北京的著名专家多次为其会诊；了解到王晶故事的人们更是自主发起为她寻找可供治疗的血清；一位女工甚至表示要把自己的肺捐献出来。但人们的爱心和努力未能唤回她年仅36岁的生命。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里，她是其中的一名战士。她主动上了前线，身后是丈夫和孩子长长的思念。她勇敢善良的心曾和社会一起律动，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全体医护人员义无返顾、舍生忘死的精神，而这正是使人们能够度过那段黑色的日子战胜疫情的重要支撑。

评

张海迪的故事

张海迪，1955年秋天在济南出生。5岁患脊髓病，胸以下全部瘫痪。从那时起，张海迪开始了她独到的人生。她无法上学，便在在家自学完中学课程。15岁时，海迪跟随父母，下放（山东）聊城农村，给孩子当起教书先生。她还自学针灸医术，为乡亲们无偿治疗。后来，张海迪自学多门外语，还当过无线电修理工。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张海迪没有沮丧和沉沦，她以顽强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做斗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对人生充满了信心。她虽然没有机会走进校门，却发愤学习，学完了小学、中学全部课程，自学了大学英语、日语、德语和世界语，并攻读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1983年张海迪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先后翻译了《海边诊所》等数十万字的英语小说，编著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轮椅上的梦》等书籍。其中《轮椅上的梦》在日本和韩国出版，而《生命的追问》出版不到半年，已重印3次，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在《生命的追问》之前，这个奖项还从没颁发给散文作品。最近，一部长达30万字的长篇小说《绝顶》，即将问世。从1983年开始，张海迪创作和翻译的作品超过100万字。 为了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她先后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

会了针灸等医术，为群众无偿治疗达1万多人次。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张海迪名噪中华，获得两个美誉，一个是“八十年代新雷锋”，一个是"“当代保尔”。

张海迪怀着“活着就要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的信念，以保尔为榜样，勇于把自己的光和热献给人民。她以自己的言行，回答了亿万青年非常关心的人生观、价值观问题。邓小平亲笔题词：“学习张海迪，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

随后，使张海迪成为道德力量。

张海迪现为全国政协委员，供职在山东作家协会，从事创作和翻译

叶欣事迹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事迹

叶欣同志是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急诊科护士长，在这次与非典型肺炎战斗中为了抢救病人不幸染病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忠于职责，坚守岗位；

今年1月份广东发现了非典型肺炎，得到通知后，叶欣护士长主动承担起了大量的夜班，特别从1月开始在二沙急诊也收到这类病人后，叶欣护士长干脆放弃回家，长期驻守医院，随时应对突发问题的出现，直到病倒前的常达2个多月的时间里，叶护士长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没有一天回过家。

二、把危险留给自己，把安全让给别人

随着医院对于这类疾病的深入了解，叶欣护士长已经清楚围绕抢救毒性特别强的急危重病例过程，是医务人员受到感染最危险的时刻，也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叶欣护士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责任感、和强烈的责任心，主动承担起这类病人的抢救工作，把危险留给自己，尽量保护自己的同事。她与该科主任一样，一早就暗暗做好了会病倒的准备，对家人和孩子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在抢救急危重病人的过程中，为了避免过多的人员接触，他们总是自觉承担起这些工作，有时甚至关起门，不让其他医务人员介入。

三、抢救患者不幸染病

医院抢救的急危重的非典型肺炎患者，都伴有其他的基础疾病，有时甚至是以其他疾病为主送进急诊的。叶欣护士长就是在抢救一例急腹症患者的过程中受到感染的。该患者因为急腹症被送进二沙岛分院进行紧急手术抢救，细心的医务人员经过认真的判断，高度怀疑该患者可能同时也伴有非典型肺炎。之后患者情况出现非典型肺炎重症的表现，叶欣与其他同事一起为患者进行了紧急的抢救，并及时转进了ICU，由于抢救和发现及时，该患者的生命得到了挽救。可就在这期间，叶欣护士长却与其他几位同事都受到了感染，于3月4日，出现发烧等症状，接受隔离治疗，很快被确诊为非典型肺炎。

四、病后仍不忘使命和职责

(转 载于:wWw.SmHaIDA.cOM 海达 范文 网:sars事件)

叶欣护士长在病倒后对马上赶来探视的医院领导所说的第一句话却是“院长，对不起，我没有完成任务，受到了感染，给医院添麻烦了！”在住进ICU接受治疗的头几天，仍然每天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息给科室询问大家工作情况，叮嘱大家

要多加注意，过问几个重症患者的护理情况和病情变化，直到上了呼吸机，无法说话为止这才停了下来。早期一度她感觉不错，甚至对看望她的科室同志说，“科室工作太辛苦了，有什么干不完的，拿一点给她在病床上干”，大家都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可以说，她自始至终直到昏迷前都始终没有停止过履行自己的使命和职责。

五、生死抉择中，她把生给了别人和患者

特别具有意义的一幕是，在ICU中，叶欣病床恰在经她手挽救的患者的病床旁边。该患者日渐康复，在出院后一个星期不到，叶欣护长却因为病势沉重，终于不治。在抢救叶护士长的过程中，医院专门为她成立了一个医疗小组，不惜一切代价，要用最好的办法挽救她的生命。全省乃至全国的很多一流的专家都被请到了医院参加了会诊。医院领导每天了解情况，组织专家制定治疗方案。叶欣护士长的事情不仅牵动着全院同志们的心，也牵动了上级领导的心。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多次过问病情，并委托省委秘书长蔡东仕亲自到医院了解情况和慰问；副省长雷于蓝亲自到医院了解情况；卫生厅、省中医药管理局、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领导也非常关心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叶欣护士长去世后，雷副省长以及卫生厅黄庆道厅长、省中医药管理局长彭玮等领导参加了追悼会，慰问家属。

六、家庭理解支持，共谱动人的乐章

叶欣护士长的家人自始至终非常理解她的工作，给予他了非常大的支持。他的丈夫张慎在不仅承担了整个照顾家庭的责任，甚至叶护士长去世后，非但没有一句埋怨，还主动向医院领导询问在抢救叶护士长过程中受到感染的医务人员的康复情况，并表示要自己出钱慰问他们。

七、多年来一贯出色，点滴事迹感人至深

叶欣护士长长期以来一直在技术精益求精，在工作上兢兢业业，认真负责。是一位优秀的护士长和共产党员，多次被评为医院“先进工作者”、“优秀护士”、“优秀护士长”！她曾经多次代表医院下乡参加义诊，足迹遍及翁源等贫困山区。她对同事关怀备至深得大家的喜爱；她对患者无微不至，灿烂的笑容曾经感染了很多到医院看病的患者。

钟南山同志先进事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他既是一名可亲、可敬、可爱、可信的医学专家，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旁人看来，抗击非典是钟南山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但钟南山不这么认为，他坦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早年留学英伦时的求学生涯。 1979年钟南山考取公派留学资格，前往英国伦敦爱丁堡大学进修。但英国法律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导师不信任钟南山，把2年的留学时间限制为8个月，钟南山暗下决心为祖国争口气。他拼命工作，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和糖尿病学会上发表。他的勤奋和才干，彻

底改变了外国同行对中国医生的看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他“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称号。当他完成2年的学习后，爱丁堡大学和导师弗兰里教授一再盛情挽留。但钟南山回国报效的决心已定，他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为党工作高于生命 2003年我国局部地区发生SARS疫情，国外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势力借机丑化中国。钟南山作为防治SARS的权威专家，利用经常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实事求是地告诉各国的专家学者在中国发生的SARS事件，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5月28日，钟南山应邀在全美胸肺学会（ATS）上作了《中国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发病情况及治疗》的专题学术报告，他专业、开放、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论风格，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著名的CNN电视台在《今日美国》中评论“中国大陆的SARS发病率已经明显下降，令人鼓舞”。钟南山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外势力借SARS事件丑化中国的“话语垄断”企图，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有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认

那段时间，钟南山既要在临床一线救治SARS患者，又要协调各地的防治工作，极少休息，身体很疲惫。老伴经常劝他少外出、多休息，甚至为此朝他发脾气。但钟南山停不下来，因为他把自己为祖国服务、为党工作的有限时间，看得比健康、比生命更宝贵！看病“三个一样”说起钟南山，广州市邮政局女工阿琼总是很动情。她说：假如不是遇上钟院长，自己就没命了。8年前，阿琼反复咳嗽、气喘，吃了很多药也不行，病越来越重，后来慕名找到了钟南山。根据阿琼的病史和症状，钟南山给她做了哮喘检查，结果呈阳性，一般而言，诊断应该已经明确，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了。而钟南山却不放心，继续细心地观察了一段时间，终于从一个细微的症状里发现了新问题，怀疑是气管肿瘤。为确诊，钟南山亲自为她做了支气管纤维镜检查。病情得到证实后，钟南山又亲自安排了医生手术，术中一看，好险，那隐蔽得很好的肿瘤竟已堵住气管的五分之四，什么时候堵满了，阿琼什么时候就没了。阿琼深情地说：“钟教授的过人之处岂止在于他的医术，他对病人的高度责任心和对病人的爱心，同样常人难及。”

对个别医生索取红包礼物的行为，钟南山深恶痛绝，“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不能有任何折扣，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必须具备这个品德。”在钟南山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看病只看病情，不看背景。他还有著名的“三个一样”———高干、平民，有钱、无钱，城市、农村，一样的热情耐心，一样的无微不至，一样的负责到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三个一样”成了所内医务人员的共同追求。

学不能明哲保身钟南山是一个求实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早在留学英国的时候，他决定开展关于吸烟与健康问题的研究。为了取得可靠的资料，他让皇家医院的同事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检验。当一氧化碳浓度在血液中达到15%时，同行们都不约而同地叫嚷：“太危险了，赶快停止！”但他认为这样还达不到实验设计要求，咬牙坚持到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22%才停止。

实验最终取得了满意效果，但钟南山却几乎晕倒。要知道，这相当于正常人连续吸60多支香烟，还要加上抽800cc的鲜血。在2003年抗击SARS战斗中钟南山更是这样。他坚持实事求是，不畏权威,勇敢地对“衣原体之说”提出质疑，促成广东省决策层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这也是广东省取得SARS患者病死率最低、治愈率最高的很重要的原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人要活在理想中钟南山很喜欢中学老师的一句教导：“人不只生活在现实中，还应生活在理想中。”他经常跟身边的人强调，一个人的理想信念最重要，它是精神的灵魂和支柱。从医以来,钟南山先后取得了国家、省市各级科研成果20多项，其中国家级科技进步三等奖一项，部省级科技进步二等奖各一项，三等奖一项，在国内外医学杂志发表论文70多篇。他是近十几年来推动我国呼吸疾病科研和临床事业走向世界前列的杰出领头人之一。他和他的同行们在这个专业的突出贡献，奠定了我国呼吸疾病某些项目的研究水平在亚太地区的领先地位。用“著述等身”、“声名显赫”来形容钟南山的成就一点也不为过。但这位68岁的老人，他仍然对事业保持着炽热的追求，在科学的殿堂坚持创新、永不停步。这种性格也深深地感染了他周围的人，熏陶出了一个勇于奉献、蓬勃向上的群体，使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成为了国内瞩目的学术阵地———国家重点学科、广东省重点实验室、国家临床药理基地、博士学位授予点。多年来，钟南山“奉献、开拓、实干、合群”的精神被同志们亲切地誉为“南山风格”。1997年1月15日，中共广州市委授予他“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广东省卫生厅也专门行文，要求全省医疗战线的同志学习“南山风格”。2003年6月19日，因在抗非战斗中表现卓越，他被广东省委省政府授予唯一的特等功。2004年4月8日，又被授予国内卫生系统的最高荣誉称号———白求恩奖章。

丁秀兰：

丁秀兰是一位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的医务工作者。面对非典病魔，她没有什么豪言壮语，只有坚定的眼神和匆忙的脚步。生前，她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头上少有耀眼的光环，甚至没有多少人留心她在一线付出的种种辛劳。她只是在日常的一点一滴中，忠实地履行着救死扶伤的职责

可当她离去后，人们却被她的事迹深深感动了，并对她寄予无尽的思念。人们发现，倒下去的是一位好同事、好医生、好党员，是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人。发生在丁秀兰身前身后的故事说明：为人民做好事的人，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她是一位挽救过无数生命的医生。面对肆虐的非典疫情，她毫不犹豫地奔向被病魔击倒的人群，勇敢地站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最前沿。她是一位众多人执意挽留的患者。在她病重期间，家人和同事为她日夜祈祷，包括钟南山院士在内的10多位专家先后多次为她会诊，一位康复出院的女大学生主动为她献出血清。

然而，人们期待的奇迹没有发生。5月13日凌晨，噩耗从北京地坛医院传来：

篇五：15从SARS事件反思中国的公共管理

从“SARS事件”反思中国的公共管理

张建明

关键词：SARS事件 反思 公共管理 经济师治世

2002年11月，一种不明病毒（后来：世界卫生组织取名为SARS，中国称为“非典型性肺炎”）开始在中国南方出现，由于人类对SARS 病毒的无知，以及媒体、权威机构在舆论上的沉默、政府的不作为，延误了对SARS 的最佳防控时机，最终导致了2003年初春SARS 疫情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扩散，及至后来迫于国内外各方的压力，中国政府处理了几名高官，成立了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的临时性机构——全国防治非典型性肺炎指挥部,并在一周之内建立了小汤山定点收治医院、从而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防非”运动。面对这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有关人士评论说：“非典”可以带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机遇，预示着中国公共管理春天的到来。SARS只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何以能和公共管理挂上钩？其实，这正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的独特性的反映，说明了中国公共管理的发展已经落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公共管理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新领域，其内涵可以界定为：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资源、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的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脱胎于科层制模式的公共行政，但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它不仅包括行政，而且涉及组织：强调组织社会资源，建立具有较强应变力、创造力和富有弹性的、以市场为基础的、能使公众广泛参与的人本管理。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是随着西方诸国工业化的完成而建立起来的，毕竟有着上百年的发展历史，而公共管理的发展严格来说只是始于20世纪70-80年代，还处在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实践中还时不时地受到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在我国，公共管理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吸收了当代公共管理理论成果，但总的来说，仍然是以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为主导，以致于在处理社会事务时，无论是现行体制、还是现行观念，都已表现出诸多的“不适症”。

现代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市场、政府、和公民社会（NPO非赢利组织）构建的“三足鼎立”的社会，任何一方面力量的薄弱，必将影响这个社会的稳定。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在“一个中心、二个基本点”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经济的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有了较大的积累，市场经济已经建立，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公共管理的发展已经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SARS事件在一定层面上暴露了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诸多缺陷，特别是以下五个方面值得我们深思。

1. 关于信息公开、决策透明的思考。

公民享有知情权，这是现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多年来，中国政府与公众的联系主要是以“链状”型沟通为主，基本上是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的信息传递与联系，致使有多少信息被“贪污”、多少决策有“内幕”的存在！从去年11月广州出现首例“非典”病例，到今年4月中央作出依靠科学战“非典”的决策，无论中央领导还是地方领导，无论中央媒体还是地方媒体，似乎只有一个“口径”：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人类灾难??是这样吗？半年之久才发现疫情，岂非“白痴”一个？据说，若非一位正直的曹姓老医师义愤填膺地将中国的“疫情”透露给国外媒体，恐怕北京还要继续“安全”下去了！中国的事情还要借助于国外的压力，这实在是我们公共管理体制的一大遗憾。所幸的是，在内外压力下，中国政府在后来处理SARS危机时加强了与专家、学者的沟通和联系；加强了与国际卫生组织的沟通和联系；加强了与国内外新闻媒体的沟通和联系；逐步注重利用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来提高决策的透明度、民主化，我们期望这样的“复归”日趋制度化。新闻立法是否应该启动？

2. 关于风险预警及应急机制的思考。

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各样的公共危机事件就始终层出不穷。SARS现在可以说是“突如其来”了，人类是否还会将面临比SARS更可怕的灾难呢？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此，如何树立风险意识、建立应

急机制、防范于未然，应该引起我们深思！在处理SARS事件中，中国政府的表现：反映的迟滞性（在情报、信息的收集分析处理上缺乏必要的预警机制）、决策的机械性（从首例病例的出现到疫情的爆发，再到政府的作为，可见一斑）、操作的无序性（条块分割、地方割据，由来已久，将疫情的一度失控归咎于卫生部实在有失公允）。这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官僚制组织缺乏弹性——组织成员无法跨越功能与结构的界限。随着带有弹性化政府特征的“抗非”指挥部的建立，打破了从中央到地方依层级、角色的垂直划分，卫生部、公安部、交通部、以及旅游等部门才开始走上协调、合作的轨道。中国抗击“非典”可以说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抗击“非典”产生了《公共卫生紧急条例》，我们是否还应该建立一些其他突发事件的预警、应急机制？专家认为：只要政府能定期反思自身的价值及政策，弹性治理就有可能引导政府有效运转。“抗非”指挥部具备了快速适应环境、以不固定的方式回应新的挑战的弹性组织的特征，但这究竟能指引中国建设弹性化政府有多远，也就决定了处理突发应急机制的未来。

3. 关于国家安全概念扩展的思考。

国家安全是否仅指御敌平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地球村愈发明显，传统国家安全观念已从理论上、实践上受到了时代的挑战。SARS疫情最初只发生在广东省局部，进而蔓延全国大部分省、市，及至扩展到香港、台湾、东南亚、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从一般疫情升级为人类灾难，影响的已不仅是个人的健康，而且危及到国家的安全、人类的生存条件。世界卫生组织采取了相应措施，对中国实施了“封锁”，严重影响了国外在华的投资、旅游和中国的外交，所以中国政府出于政治、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考虑，不得不“挥泪斩马谡”（中国特有的政治文化艺术），采取被动的政策措施，无不反映了新的国际环境下国家安全概念的新取向。在内忧外患、战乱频繁的年代，御敌平寇无疑是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处在“冷战”对峙的中间地带，我们艺术地追求政治安全也是成熟的表现；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之际，我们一心一意谋发展本无可厚非!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地球村的呈现，单纯地追求经济安全已显得相当脆弱，国家安全已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SARS起初只不过是一般的疫病，何以竟扩展到危及国家以至全球的安全？事实已经说明，国家安

全的触须已经从“大角度”的政府行政延伸到“小角度”的公共管理事务上来，敏感性、洞察力、安全意识和决断能力，已经成为时代对政府的基本要求。

4. 关于政府治理观念的思考。

现代政府的职责大体上包括五个方面：法制基础、国家安全、经济稳定繁荣、人民基本福利保障和环境保护。这些职能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式下，应该有所侧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这无疑是正确的方向，但这不是政府忽视其他职能的理由。“非典”肆虐初期，中国政府表现出一个消极的、回避的、被动的姿态，这与政府出于政治目的（党的“十六大”即将召开）、经济稳定（担心影响招商引资）是分不开的，一厢情愿地追求“社会稳定”，结果却导致了社会动荡，这不能不说是政府治理观念的偏差：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一些政府部门较多地考虑了市场效益，使得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服务职能在市场中表现得相当薄弱，这也正是政治改革和公共管理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危机关头，政府仍然提出“一手抓经济、一手抓非典”，可见政府的施政视野还相当狭隘。单纯依据经济职能是相当不科学的，特别是在国民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的时候，就应当适时强调政府系统职能的协调配合。

5. 关于社会文明发展的思考。

在当今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人类可以登天、可以入地，物种可以改良、可以克隆。人类在与天斗、与自然斗的同时，究竟该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处理物质享受与文教卫生的关系？如何处理公共文明与个人素质的关系？技术革命与其正反效应孰轻孰重？经济发展、物质丰富、技术进步究竟代表了多少社会文明？人类虽然尚未完全明了SARS病毒的真正由来，但这次事件至少再次给人类敲响了生态环境保护的警钟。且不要追究SARS病毒为何如此厉害，实践已经证明：长期滥用各种激素、抗生素，已经使人类免疫系统的抵抗力明显下降。人类发明了“原子弹”，“原子弹”足以毁灭整个人类！相生相克的原理，使我们不得不审慎地对待科技。恩格斯指出过一条纯朴的道理: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我们阶段性地

战胜了“非典”，依靠的不是科技、而是人民群众的群防群治，依靠的是政府的人文政策。实现政府善政是该强调如何实行“天人合一”而治了！

一点启示：

SARS给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给人民群众带来了身体病痛、给我们的政府又带来了什么呢？改革（政治）喊了十年，不如“非典”一场！反思固然很多，但愿“不要好了伤疤就忘了疼”！如何实现政府“治世”理念的变革？如何实现“天人合一”而治？中国政府缺少的就是以人为本的“治世”思想。试看当今社会：有多少工程、多少项目仅是工程技术专家的“精品、杰作”。在“三峡堤坝”堪称世界之最的同时，世界上却掀起了“撤堤毁坝”的浪潮；阿斯旺大坝几乎毁了尼罗河三角洲，三峡大坝是否会造成中国的“血栓”？我们拭目以待。美国学者弗兰克·费希尔在《评估公共政策》中提出：一项公共政策的产生，应该遵从技术性评价（技术可行性怎样）、情景性评价（地理环境等局部问题影响）、社会性评价（社会影响面与公共价值问题）、意识形态决断（宏观性问题）的轻重顺序，应该从表面的技术问题、发展上升到深层的价值评判。究竟由谁来制定公共政策？是工程师、技术专家，还是公共管理大师？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龙头的上海，这一次又在公共管理领域走在了前列：上海市已经逐步由“工程师治市”过度到了“经济师治市”（香港《文汇报》称）。在上海市政府成员中，包括市长韩正在内，共有三人拥有经济学硕士学位，最年轻的唐登杰（38岁）是工商管理硕士，另外三人拥有高级经济师职称，两人拥有经济师职称，新班子里只有理工科类博士、硕士各一名。舆论界称，上海此举在国内无疑、至少又领先了十年：“经济师治市”在提供城市基本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方面会比“工程师治市”更加游刃有余。“非典”肆虐期间，在科学技术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依靠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群防群治，能够“六十天搞掂非典”，再次体现了“人文治世”的威力！在政治、经济、社会有了一定程度发展的今天，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考虑如何实现“工程师治世”向“经济师治世”的转变了。

2003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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