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责骂自己是因为?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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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季羡林,1911年生于山东清平（今并入临清市）.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近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人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两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乔冠华同游.10月,抵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能有所发明."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O多堂课,学习了异常复杂的全部梵文文法.接着部分著作年轻时的季羡林 读梵文原著,第5学期读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第6学期准备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土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A《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游记》有些成分来源于印度的论证,说明中印文化"互相学习,各有创新,交光互影,相互渗透"；（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编《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今译》,并撰10万字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6）翻译介绍印度文学作品及印度文学研究--《罗摩衍那》是即度两大古代史诗之一,2万余颂,译成汉语有9万余行,季羡林经过1O年坚韧不拔的努力终于译毕,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空前盛事；（7）比较文学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导恢复比较文学研究,号召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为我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8）东方文化研究一一从8O年代后期开始,极力倡导东方文化研究,主编大型文化丛书《东方文化集成》,约50O余种、8OO余册,预计15年完成；（9）保存和抢救祖国古代典籍--9O年代,担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两部巨型丛书的总编纂；（10）散文创作--从17岁写散文起,几十年笔耕不辍,已有80余万字之多,钟敬文在庆贺季羡林88岁米寿时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朴素,季先生的作品就达到了这个境界.他朴素,是因为他真诚.""我爱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话家常."
　　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
　　季羡林是中国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作家.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季羡林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并入临清市）.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1984年研究所分设,改任北京大学南亚东南亚研究所所长.他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南亚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等.著作已经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叶火罗文、散文、序跋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浮屠与佛》（1947）,揭示梵语Buddha（佛陀）一词在早期汉译佛经中译作“浮屠”是源自一种古代俗语,译作“佛”则是源自吐火罗语,从而纠正了长期流行的错误看法,即认为佛是梵语Buddha（佛陀）一词的音译略称.这里顺便指出,季羡林在1989年又写了《再论浮屠与佛》,进一步论证汉文音译“浮屠”源自大夏语.
　　《论梵文··td的音译》（1948）,揭示汉译佛经中用来母字译梵文的顶音·t和·d是经过了·l一个阶段,而t··＞·d＞l这种语音转变现象不属于梵文,而属于俗语.因此,依据汉译佛经中梵文··td的音译情况,可以将汉译佛经分为汉至南北朝、南北朝至隋和隋以后三个时期.前期汉译佛经的原文大半不是梵文,而是俗语或混合梵文；中期的原文也有很多是俗语和混合梵文,但梵文化程度有所进步；后期的原文是纯粹的梵文.
　　季羡林的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季羡林也据此提醒国内运用音译梵字研究中国古音的音韵学家,在进行“华梵对勘”时,一定要注意原文是不是梵文这个大前提.
　　在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方面,以往国内外学者大多偏重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至有论者据此认为中印文化关系是“单向贸易”
　　（one－way－traffic）.季羡林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文化交流的历史实际.因此,季羡林在研究中,一方面重视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着力探讨为前人所忽视的中国文化输入印度的问题.他先后写成《中国纸和造纸法输入印度的时间和地点问题》（1954）、《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1955）和《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1957）等论文,以翔实的史料,考证了中国纸张、造纸法和蚕丝传入印度的过程.
　　与此同时,季羡林兼治梵文文学,翻译出版了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迦梨陀娑的剧本《沙恭达罗》（1956）和《优哩婆湿》（1962）,并撰写有《印度文学在中国》、《印度寓言和童话的世界“旅行”》、《〈五卷书〉译本序》、《关于〈优哩婆湿〉》和《〈十王子〉浅论》等论文.
　　季羡林随着80年代进入古稀之年,但他学术生命仿佛进入了黄金时期.尽管行政事务和社会活动缠身,他依然故我,“咬定青山不放松”,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研究,勤奋写作.
　　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10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p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