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性
革命是无法告别的
孙中山的排满革命思想与其在李鸿章那里受阻有一定的关系,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还是因为清廷的政治腐败,历史给了清廷上百年的机会,但都被清廷不知不觉放弃了.中国没有踏准工业革命的节奏,没有在近代国家的建构上做出积极准备,三十年洋务新政只是造成了一种虚假的畸形繁荣,中国没有在政治体制、社会重建等方面做一点积极的工作,这是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孙中山排满思想革命思想得以发生的背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在近代中国先知先觉者的角色定位是对的,确实是他第一个看到了中国问题的症结.
更重要的是,孙中山不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发现了问题,而且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的排满革命就是为中国寻找出路.孙中山还是一个行动家、宣传家,他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症结,他就按照自己的认识去落实去发动.1894年底他就在海外鼓动华侨参加革命,明确告诉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将满洲人赶出中国,重建中国人的天下.第二年,孙中山就着手发动了一场武装起义,这虽然不可能从根本动摇清廷的政治根基,但毫无疑问,孙中山是在遵循孔子的教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在孙中山的鼓吹、行动影响下,意识到中国必须革命必须排满的人越来越多,参加革命追随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革命的影响急剧扩大,自然引起清廷的关注.
按理说,孙中山排满革命的兴起,是体制外力量对体制的反抗和彻底失望,清廷如果是一个发愤图强知道未来的政府,那么面对这种反抗,其实应该反求诸己,应该反省自己的体制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有哪些可以改进应该改进.然而,正如所有统治者一样,清廷面对孙中山这样的政治反抗尤其是武力反抗,本能的反应第一是镇压,第二还是镇压.统治者到了这个时候,都不明白早期儒家反复陈述的一个道理,即马上可以得天下,马上无法治天下.武力或许是夺取政权的工具,但武力绝对不是维护政权的利器.1896年,清廷在伦敦将孙中山秘密绑架,弄巧成拙,这个国际事件将孙中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造反者塑造成了世界级政治领袖.孙中山虽然在此后岁月中长时期流亡海外,有家不能回,有国归不得,表面上看这对孙中山是一种折磨和摧残,其实际后果则是帮助孙中山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力,几年后,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名正言顺成为中国政治格局中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对于庞大的清帝国来说,孙中山领导的武装革命当然不可能很快从根本上威胁帝国的安全,革命的真意义是以革命促动了清廷的变革,并为这种变革提供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外部推动力.在此后十年,只要清廷的自改革有懈怠迹象,革命就凸显,革命与清廷的改良成了跷跷板的两端,这才是革命在那个时代的真意义.
实事求是地说,清廷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很快就意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马关条约》签订后很快就进入了一个维新时代,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维新运动.从维新运动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清廷的目的是期待向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进行体制改革,在深度与广度上肯定与先前几十年的中体西用不一样了.
清廷主导的维新运动在1895年后确实做了不少事情,政治上的言论空间打开了,新的社会团体、新的传播工具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全面开花健康成长,一代新知识分子也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不知不觉形成,这为后来的政治变动社会发展提供了助力；在经济上,清廷根据《马关条约》的约定,几乎全面放开对国际资本的管制与限制,国际资本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全面开花,铁路修筑从无到有,也就几年时间,中国就利用国际资本构建了一直影响到现在的基本路网.在矿产资源开采方面,清廷也对外资全面放开,各地的矿产资源利用国际资本和国际技术广泛兴建,许多影响深远的大型煤矿、铁厂及各种特色资源的矿产,都在这个时候被发现被利用,中国经济不仅出现一个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不曾有的规模,更重要的是,维新时代的经济增长是一种健康的增长,经济增长主要在重工业和制造业.
维新运动打开了中国与国际交往的空间和渠道,中国在那几年与各国重建了一种比较和谐的近代国家关系,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往来都为中国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保障和机会.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但由于中国人的世界理念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许多中国人对外国人觊觎蚕食中国的主权还是非常敏感.随着经济交往的扩大,列强需要在中国征用土地修建港口,以便他们的货船以及保护货船的军舰能够得到及时维护,海员能够有一个休整的地方,由此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德国人在协商未果的情形下强占了胶州湾,要求租借一百年.
胶州湾事件的由来并不蕴含主权流失问题,但由于这件事情牵涉列强之间的利益纷争,随着各国按照利益均沾原则纷纷要求租借港口和土地,这就被一些人渲染为一次灭亡中国的行动,于是激起1898年急剧的政治变革.
1898年急剧的政治变动是维新运动的延续和高潮,也是维新运动的终结,急剧的政治变动及其各方面的反对,而维新派不知妥协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异想天开筹划兵变扩大光绪帝的权力,结果使这场原本具有希望的政治变革瞬间毁灭.新知识阶层对此深表失望,而列强也对清廷的解释不再信任,中外之间的互不信任加剧终于引发了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
义和团战争无论如何都是中国发展的一股逆流,及至《辛丑条约》签订,在列强建议和压力下,清廷重启政治改革,至1903年,这次新政在地方自治、司法改革、教育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相当成就,人民逐步淡忘清廷几年前对政治改革的压抑,重新燃起政治改革的热情,中国的政治改革面临新的机遇.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清廷的政治改革其实又遇到了一个瓶颈,下一步往哪儿走,清廷自身也处在困惑与焦虑中.一部分人主张中国应该大刀阔斧像日本那样实行君主立宪,一个有限责任的政府和一个半御用半民选的议会,一定会对政治改良有帮助；而另一部分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在君主的权力过大,而是地方诸侯的权力严重削弱了中央的及皇帝的权力,中国的未来不是将君主的权力过分分散,而是应该像俄罗斯那样加强中央集权,重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君主享有至上权威,这样就能尽早带领中国踏上世界一流强国的道路.
就理论而言,正反两方的争论都有道理,都有政治学的基础,只是第二年即1904年的日俄战争给了中国一个正面的极大教训,“小日本”战胜了“大俄国”,所有争论随之烟消云散,君主立宪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惟一选项,经过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至1906年清廷正式宣布,中国终于在政治改革方面找到了一条大致合乎国情的道路.由此既凝聚了国人共识,也使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在经历了1905年高潮之后迅速陷入困境,革命的希望日趋渺茫,国家极有可能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所以在那前后发生吴樾舍身炸五大臣、徐锡麟舍身刺杀安徽巡抚恩铭,以及同盟会内部纷争及分裂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大背景就是中国踏上了一条新路.
1908年,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君主立宪路线图.稍后,清廷虽然发生两宫相继突然死亡的大变故,但政治变革的既定安排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君主立宪依然在比较健康的轨道上前进,革命也就在这种情形下日趋落寞,1911年春天发生的黄花岗起义,与其说是革命高潮的到来,不如说是中国在向革命告别.一旦中国进入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革命或许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所以孙中山、黄兴等领袖好好筹划了这次起义,但依然失败,他们也就心灰意冷,在失败之后各奔东西,听天由命去了.
天无绝人之路,革命也是如此.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一个多月,清廷宣布了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引起轩然大波；紧接着,清廷又宣布铁路干线国有,更是激起全国范围的反抗.原本毫无希望的革命因清廷的错误起死回生,重新活跃.及至10月10日湖北新军武昌首举义旗,革命再次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重要选项.
武昌起义后,清廷并非没有回旋余地,湖北军政府也并非一定要推翻清廷,重建国家.只是清廷重犯过去的错误,对自身问题没有丝毫反省,一味相信武力相信镇压.无奈这一次并非孙中山革命党人单方面起义,而是革命党、新军及立宪党人的全面联合,甚至有整个民族觉醒联合的意思,因此到了滦州兵谏发生,清廷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以平息动荡,几乎全面接受了自5月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之后所不曾答应不愿答应的条件.可惜的是,此一时彼一时,清廷如果在一个多月前答应这些条件的一半,机会都有,现在全部答应了,也未必有机会.这就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的真实意思.只有经过了这样的痛苦经历,清廷主政者、满洲贵族才知道时不我待的意义.
从皇室立场和利益说,重大信条十九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简直就是将君主弄成了一个端拱无为的虚君.这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的精神不必说了,但尽管这样,皇室并不再刻意反对,因为保全一家一姓的大清帝国,保全爱新觉罗家族万世不替,即便是名义上的,也是极有意义的,甚至也是当时比较合乎中国国情,是各方力量最容易接受的.然而,皇室同意,并不意味着满洲贵族统治集团都同意,这个时候,皇室之外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与皇室的利益似乎并不一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冲突.
按照重大信条十九条的制度设计,除了皇室享有名义上的至上地位外,皇族、满洲贵族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享有特权,他们可以和一般百姓同台竞争,可以从政,可以经商,当然也可以做官,只是不再享有特权,没有办法利用皇族贵族身份官商勾结,更不可能享有从事政治的天然优先权,新的政治形态不会刻意排斥皇族、贵族从事政治,但其政治起点及晋升步履与平民无异.这大概就是尽管皇室同意了虚君立宪,尽管南北和谈也谈出了大致线索,但南北和谈的协议无法执行,虚君立宪的希望实际上因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反对而成为一纸空文.清廷究竟以什么样的方式继续存在,成了各方争执的焦点,最后还是革命占了上风,只有走上共和,才能结束南北纷争,才能重建统一与和平.这就是革命的意义,也就是为什么说“革命是无法告别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