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间的关系

如何理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间的关系
现代的世界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也不可能无中生有,它必定是一个整体的历史演变和扩张的过程,往昔的人的获利欲望和所为不断扩张并延续到现在,最终演变成席卷全球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就是人性中固有的获利的欲望,它深藏于所有的人身上：皇帝、王公,大臣、贵族、富人、判官、宗教家、商人、侍者、学者、艺术家、运动员、士兵、车夫、妓女、贪官、赌徒、乞丐——概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实现其获利欲望的现实的可能性如何,全都深藏这种欲望,无论这些人是生活在古代、中世纪、近代还是现代,无论这些人是生活在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罗斯,还是在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埃及.这就是资本主义的人性基础.
根据布劳代尔的说法,资本主义应该是一个上层建筑,是一种“交换的系统”,应当细心的将之区别于“市场经济”.在我看来,应当更细心一些,将资本主义区别于“市场”,也区别于“经济”,因为资本主义不仅仅是“市场”和“经济”,而是一种综合的因素,一股人性涌动的力量.如果说资本主义是邪恶的,那人就是邪恶的,资本间的制约就是以邪恶制约邪恶.各种资本获利能力的占有、保护、转让、削减、提高,是资本的拥有人,对利益做了繁复的算计和博弈之后做出的妥协的结果.
二. 资本的类型
如果要考察人类赖以获利的资本要素,不外乎权力、财富、智能、权利四大资本要素,它们组成了支撑整体社会的最深层的资本主义结构.
由于各种资本间获利能力的竞争,因此才有资本间的制限,才有不同类型的资本及其不同获利能力的区别,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群体存在,形成不同的社会、历史、文明.资本主义的历史就是各类资本间对资本的获利能力的认同、组合和调整的演变史.
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解释皇帝(获利无数者)和乞丐（不劳而获者）,这两类与经济的产出没有直接关系的人,所拥有的获利能力和获利方式.前面说过,皇帝主要是靠权力资本以获利.乞丐主要靠权利资本以获利,包括行乞的权利和社会保障制度.对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资本的惊人的获利能力实行越来越严格控制和监督,对以乞丐为代表的权利资本的合理获利能力实行越来越有效的保护,是文明社会进步的特征,今后无疑仍将如此.如果一个社会无法,或难于对以皇帝为代表的权力资本掠夺性的惊人的获利能力实行严格控制和监督,或者无法,或难以对以乞丐代表的权利资本的合理获利能力实行有效的保护,这样的社会则不可能保有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
三. 各类资本相互制约,构成资本主义精神
在我看来,无论是权力资本,知识资本、财富资本或权利资本,任一资本部门的独大,就意味着非理性的资本主义,严重危害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以权力资本为例.权力资本并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像其它资本一样,既有其效用,又有其费用.在权力资本独大的社会状态下,拥有巨大财富的人往往并不一定是节省支出的人,而是某个有权有势的人.他是靠随意剥夺别人节省的支出而获利.剥夺虽然在经济上的算计和节省是一回事,但其政治上的含义和潜在的社会冲突是不同的.古代中国社会是权力资本部门独大的社会.这源于大一统中国的生存与管治对政治强权的强烈需求,极大的强化了权力的地位,强化了权力资本封闭式的获利能力.这是中国何以没有出现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最根本的原因.在古代中国,最大的权力资本的拥有者就是皇帝和皇帝所代表的家族,不管他们是否有意掠夺全国的财富,但皇帝和皇帝所代表的家族通过官僚系统的权力延伸,拥有足够的权力将整个国家视为家族的所有物,视为家族的财富,形成巨大无比的权力资本部门.如此,就出现了一个长期的、历时几千年的,大规模的挤入权力阶层的资本运动,相对压制了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部门的扩张和获利能力,迫使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部门处于依附的,微不足道的地位.财富资本部门独大的结果,就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原始的野蛮的资本主义”.权利资本独大的结果,就是社会福利的泛滥,少劳多获和不劳而获的泛滥.
在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上,舍勒采取了不同于经济史观的观点.舍勒将资本主义首先看作是整个生活和文化的制度,其次才是财产分配制度.他认为,以为经济组织、技术生产引发了资本主义精神,是混淆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资本组合的区别.舍勒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一文中认为,仅仅改变经济制度并不足以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改变,乃至造成资本主义的消亡.
在我看来,经济组织和技术生产能够改变资本的组合,但不能产生也不会消灭资本主义精神.现代的、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使得资本主义精神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衡量标准.人们随时随地的以资本主义精神去衡量资本的价值,追逐可获利的热门的资本.资本的获利能力在各类型的资本间转移,表现出资本在社会中地位的偏移,和获利能力的强弱的变动,及其对社会财富增长的限制程度.如此,社会的衰退,停滞、或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不过是对不同类型的资本部门的规模,及其获利能力和风险调整的结果.
科斯发现,市场中的交易是要耗费大量成本的.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市场的内外的交易,都是要耗费大量成本.搜寻交易对象,讨价还价,订立契约,监督契约执行,维护交易秩序,解决交易纠纷以及对违约加以惩罚,这些,都可以成为削减、维持、提高资本获利能力的很好的理由.权力资本部门的获利能力在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增加社会的交易费用.当权力资本的获利增长使得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的增长为零或为负时,社会的经济就会停滞不前或衰退.
四. 和谐发展约束各类资本的获利能力,但其中,智能资本开拓可持续发展的获利空间
在市场经济的交易之外,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参与的获利交易,也是资本获利的重要的交换领域.借用布罗代尔的说法,可称之为“市场外的市场”.在这里,市场产出和收益的法则对资本的获利不起作用,或起的作用不大,而资本的地位、资本的封闭式获利能力却在起着很大作用. （注：此段位置已由原文向下移动.）
适者生存以及获利能力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全部内容.但资本的高效率并不就是高获利能力.资本是因其高获利能力,而不是高效率而致富.很多时候,一个高效率的人,也会因为来自权力资本、财富资本、知识资本、甚至权利资本的剥夺而一贫如洗.所以,对于个人来说,资本的地位和获利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不同的社会根据自身的生存与管治需要,决定对权力资本、财富资本、知识资本、权利资本采取鼓励,压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而以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有节制的现代的资本主义体系,同时为权力资本、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甚至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提供了有效的保护.随着财富资本和智能资本、权利资本的地位和获利能力的提高,权力资本也不得不尊重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甚至尊重权利资本的日益提升了的地位和获利能力.
1. 权力资本
权力资本的封闭式的获利能力是可大可小的,这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关系.例如政府的权力来源、权力结构、社会文化、宗教、道德、经济规模、人口流动等等.例如,平遥协同庆票号北京分号张治达,在京善于酬酢,结识满汉大员很多.一次见有旗人穆某某面有忧色,从二人闲谈中得知穆要活动福建省将军一职,短缺活动银六万两,张答应穆氏由协同庆借支.穆氏非常高兴.不日,穆氏果然被任命为福建将军.穆到任后即向当地官员宣称；“平遥协同庆资本雄厚,信用昭著,以后公私款项尽存该号”.穆又提出要拨50万银两交张治达,请他独立办票号.张氏不愿背离协同庆,便劝穆氏把50万两白银浮存协同庆.穆氏依言,全部存入协同庆.协同庆在穆氏身上完全收到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效果.（以上有参考张正明的研究） （注：此段位置已由原文向下移动.）
2. 财富资本
在近现代的奉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中,财富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的过度增长,也影响了其他资本获利能力的增长,影响了社会的持续和谐的发展,因此也受到社会的强烈的质疑和激烈的批评.马克思也对工业时代财富资本的获利能力过度增长持激烈的批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主义运动,抑制了工业革命后财富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迅速增长的势头,推动了权利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的增长,其最典型的结果就是累进所得税和现代社会福利.
3. 权利资本
在现代福利国家中,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的过度增长,也影响了其他资本获利能力的增长,影响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因此也受到社会的质疑.根据菜斯特·瑟罗在“资本主义的未来”中 的说法,“ 移民美国的人比土生的美国人更有可能享用社会福利.一旦享用了社会福利,每人的福利开销比美国人大.最终结果是人均福利开销是美国本地人的两倍.我们的社会将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经济上不活跃的老龄阶层,他们是富有的选民,他们需要昂贵的社会服务,如医疗保健,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有赖于政府的支出.他们正在拖垮社会福利国家,损害政府的财政,并威胁着社会为未来的成功需要进行的投资.”
4. 智能资本
1997年初,OECD（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 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关于“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的报告中,提出了“以智能为基础的经济” (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概念. 椐估计,OECD的成员国的高智能经济在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中已经占据50%以上.而（只有低智能教育的）工人人数却由占劳动力的33%减少到17%.再过10年（2007年）,将只有12%,到2020年, 将只会占不到2%.英语中Worker的词义将要发生重要的变化.对工业——智能社会来说,智能如果不是资本的唯一来源,起码也是资本的主要来源.因此,“智能工作者将拥有双重的身份,他们既是别的资本的获利对象,同时别人也是他的获利对象(智能雇员对雇用者来说,是投资于雇员,也是寻求雇员向雇用者投资).
小结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表面上看似公正,实则不然,也不符合社会的事实.按劳分配原则是以产出来决定收入,如此,就会危害弱势群体的获利能力,危害社会的稳定.如果追溯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某一类型的资本的社会地位也高,越有益于该类型的资本获利能力的提高.才会被社会大众拼命的追逐,投下大量的资源.在以国家为代表的权力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太强大的地方,财政资本和知识资本就不可能得到很好的对待,更不用说权利资本了.在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社会的政制如要有利于社会的持续、良性（和谐）的发展,就必须同时尊重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特别是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推动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推动社会自由化、票选民主,而不仅仅是中央集权、自由市场,产权保护,诸如此类.
资本的地位先于获利能力,获利能力先于获利结果.获利是对资本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仅仅是对生产关系的一种回报.因而财富的创造可以是一回事,财富的分配可以是另一回事.换句话说,就是两者之间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关系.所有社会的所有的政治制度、经济活动、文化思想,都可以影响各类型的资本的获利能力,社会成员通过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渠道,拥有资本及其获利能力.例如,权力资本和权利资本获利与其社会地位就有着直接的关系,与按劳分配就没有直接的关系.当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权利资本的经济属性,通过社会地位分配给个人之后,从人性自私的考量出发,限制每一个所有者的资本的封闭式的获利能力,往往是防止个人侵吞公共领域利益的有效安排.
总结马克思所描述的资本主义,只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之下的,财富资本独大的资本主义.财富资本主义企图以财富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独大的方式,取代权力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独大的方式,这同样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这与权力资本独大一样令人痛恨.社会主义运动和票选民主推动了社会福利的发展,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建立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了权利资本的获利能力.但如果权利资本也试图通过社会主义运动和票选民主的手段,肆无忌禅的强化权利资本部门和获利能力,这同样是非理性的资本主义,我相信那同样令人痛恨,并遭到权力资本、财富资本、智能资本的联手反击.理性的全面发展的资本主义是通过四大资本全面发展来达成资本间的制衡,达成各资本部门的规模和获利能力平衡和合理的增长.
资本主义是一种人类欲望的整体性的历史运动,一种社会变动的基本形式.从资本获利的一般条件和相互间的制衡关系来考察社会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资本主义无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一面不可取代的,兼容不同的历史和主义的旗帜.资本主义的不可战胜,就是人本有的自私之心之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