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刘邦最好能从现代人的角度和古人的角度分做评价..

如何评价刘邦最好能从现代人的角度和古人的角度分做评价..
如何评价刘邦
最好能从现代人的角度和古人的角度分做评价..

如何评价刘邦最好能从现代人的角度和古人的角度分做评价..
一、 刘邦的战力评估
自反秦以来,刘邦的余生基本上都在战争中度过,其作战能力究竟如何,好象没有说法.从他与项羽对抗百战百败来看,估计后世对此评价不高.刘邦得天下后,曾与群臣探讨刘胜项败的原因,推出了汉三杰论,在作战能力上首推韩信.而韩信在与刘邦探讨带兵能力时,也只说刘邦不过能带十万兵,而自己则多多益善.从这个记载来看,韩信应该还有所保留,也就是在他的真实想法里,刘邦可能连十万人也带不了.之所以要说这个数字,无非是要给刘邦留足面子.刘邦对此并不服气,他说：“多多益善,何为为我禽?”韩信答曰：“陛下不能将兵,而善将将,此乃信之所以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谓天授,非人力也.”历史没有记录下刘邦对此有什么响应,或者认可了这个评价,或者他对这个问题不想顶真了.于是造成了这样一个后果,即在后人看来,刘邦的强项就是会驾驭人,其作战能力则不值一提.但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其实际作战能力或者大大超出后人的估计.
其实有关刘邦的作战记录还是相当多的,其作战之频、作战对象之多恐怕也是有史以来屈指可数的.但在人们的印象里,最容易记住的就是他常常被项羽打得落荒而逃,连子女及部队都顾不上,只顾一个人逃命了.确实,比起刘邦取得的胜利来说,这些败仗场面在司马迁的笔下既精彩又传神,让人看过一次,就牢牢记住.但在整个秦楚之际,刘邦也就败给项羽一人,其它人则均败在刘邦手下.如在反秦战事中,刘邦于起兵之初就在战斗中击杀泗水守,这是见之于史的秦军阵亡的最高军事长官.在秦三十六郡中,肯定为刘邦部战斗征服的至少有三分之一.在刘邦加入项梁阵营前,项梁对秦作战还没有取胜的记录,只有项羽有攻克襄城的胜果.而刘邦的加入,使得项梁部取得对秦作战的连续胜利.《留侯世家》记张良以《太公兵法》告刘邦,被刘邦用得很好,说明刘邦很有用兵的天分.在最后的灭秦作战中,刘邦以不足万人的部队（郦食其语）完成了策应援赵、拱卫楚都、西进灭秦一连串繁重的任务,没有非常的军事才干是不可想象的.
有关刘邦的战力或可从平定天下后的几次作战中反映出来.在刘邦死前,先后有击燕王臧荼、击韩王信之叛、击陈豨之叛、击黥布之叛,每次均由刘邦挂帅出战,说明在汉阵营中,其它的人（韩信除外,因其过早被废王为侯不受重用）的能力均不能让刘邦放心.《高祖本纪》记其击陈豨时分析道：“豨不南据邯郸而阻漳水,吾知其无能为也.”后果如其言.黥布反时的心态也能说明问题.黥布以为：“上（指刘邦）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在黥布看来,汉阵营的将领除韩信、彭越外,均不在话下.只有刘邦的本事值得顾忌,但他又太老,估计不会亲自带兵作战.所以黥布反了.可以肯定,在当时人的眼里,刘邦的作战能力是相当受推崇的.但为何会留下与项羽作战百战百败的记录呢,原因只能是项羽的作战能力更高,刘与项不在一个档次上,所以刘邦长期处在项羽阴影下,其作战能力根本显不出来.
关于韩信以为刘邦不能将兵的说法,《韩信卢绾列传》有一条反证,击陈豨时,刘邦先于全国军队到达时抵赵,问赵相周昌赵地有无可用之人,周昌推举了四人,刘邦面试后骂道：“竖子能为将乎?”四人惭伏.上封之各千户,以为将.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陈豨反,邯郸以北皆陈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独邯郸中兵耳.吾胡爱四千户封四人,不以慰赵子弟!”表明刘邦能在无兵可用的情况下,充分利用权威手段调动当地士兵的积极性,可能也因此抵挡住了陈豨的凶猛攻势.刘邦每每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不断取得胜利,应该与他善于激励士气有关.仅此一条证据,就使得不善将兵说不那么可靠.
二、 刘邦的杀降杀俘倾向
后世总结楚汉成败时,总不会忘记说残暴是造成项羽失败的重要因素.而项羽残暴的重要证据之一便是杀降.其坑秦降卒、坑齐降卒,杀秦王子婴及秦国宗室,尽失人心.但刘邦的杀降杀俘就很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其实这个问题不仅存在,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严重.
早在反秦战争期间,刘邦与项羽协同作战时,就有过共同屠城的记录.如屠城阳.因为当时有项羽在,或可将此罪行记到项羽的账上.但刘邦入秦时的屠武关（《秦始皇本纪》）,就不能由项羽本分担了.众所周知,当时战争的酷烈,使得获胜一方在经过艰苦拼杀后,往往做出极其残暴的举动,即屠城.《项羽本纪》在汉四年,欲屠外黄事上,为后世留下了这方面的记录.估计刘邦的屠武关及楚汉战争时樊哙的屠煮枣,性质与此相类.但刘邦的问题不出在屠城上,而是在有计划地杀害降将方面.
整个楚汉战争期间,为汉军俘获的一方势力人物为数相当不少.如魏王豹、赵王歇、代王陈余、代相国夏说、雍王章邯、齐王田广、塞王司马欣、韩王郑昌、殷王司马昂均属被俘.然而除郑昌不详其所终外,其余均留下死于非命的记载.
首先,明确记为禽,又记为斩或死者.如代相国夏说被擒（《淮阴侯列传》、《郦生陆贾列传》）,《曹相国世家》记为斩；齐王田广为汉将曹参所虏,而《田儋列传》言田横“闻齐王广死,自立为王”.至于其何故而死则不可知.类似情况有：章邯分明为都昌侯朱轸所虏（《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高祖本纪》言其自杀；陈余分明为张苍所虏（《张丞相列传》）,《曹相国世家》等均言其为斩.赵王歇为禽（《淮阴侯列传》）,《张耳陈余列传》则明言“追杀赵王歇襄国”.两种记载之差异究竟如何,今已不可考.但笔者倾向于,这些人都是先被俘后被杀.因为死是不可改变的最后结局,而被俘可能是死前的某种状态,如章邯的被擒,就是上了功臣表这样的档案材料,应该最可靠；而《曹相国世家》记曹参之功为得王二,即俘虏了两个王,应该分别是魏王豹和齐王广.那么,上述人等皆有先俘后杀的嫌疑.这些人都是一方领袖,杀掉他们可以减少敌对势力的凝聚力.
其次,明确被俘,又在相当一段时间后被处死,或死因不详者.如魏王豹明确被俘,却未立即就死,只是在日后找理由将其杀害.汉三年,楚围荥阳,刘邦与陈平等人弃军出逃,留投降的魏王豹与周苛等守城.周苛即以“反国之王,难与守城”为名,将其杀害.此等手段类似于秦二世以出巡期间诛杀大臣事,刘邦亦不想让这类杀降事与己沾上边,所以杀魏豹的周苛或因此而立功,其子周成或也因周苛之功而封侯,除此之外,周苛确实没有值得称道的功劳,所谓的守城被俘不屈,可能传说成分大于事实成分,毕竟周苛不是守城的最高甚至重要的汉军首领,项羽未必肯开出那么高的条件来收买他.在《功臣表》里有堂阳侯孙赤就是以惠侯的身份在荥阳被楚军俘虏并投降了,楚要封高官也轮不到周苛.与此同类,故塞王司马欣之死亦属可疑.史称其因汉胜楚于成皋,与曹咎同自刭于汜水上.实际上,曹咎并非自杀,而是被斩.《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则以曹咎为龙侯陈署所斩,这是陈署功劳薄上的记录,恐其斩曹咎事属实.因此,《项羽本纪》言曹咎及司马欣之自刭,皆不可信.再联系到日后汉王受伤入关,枭故塞王欣首之事,距其战败战“死”时间更已达数月之久.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将一个死者首级或尸体完好保存.如果不能保存,或就是能保存,枭其首于栎阳又有何意义呢.一种更大的可能是,故塞王司马欣当时只是被俘,后被处死.也只有在示众后的斩首,才能显出汉之武功,也可以平当地之民愤,顺当地之民心.
司马欣之死,当为《史记》中隐而微之事,却仍属有蛛丝马迹可寻者.而殷王司马昂之死,就毫无迹象留存.自汉二年司马昂降汉后（实则为灌婴所虏）,就在《史记》中失了记载.而《汉书·高帝纪》却明确记其死于汉二年、汉从彭城败退后.此事不见于《史记》,班固或另有所见.如果班固所见不假,则司马昂之死与司马欣之死似有相通之处,即二者都死得不明不白.
尽管刘邦的杀降属于隐而微,但事实俱在,不容置疑.问题是,为何在放弃或失去抵抗后,这些人却遭到杀戮了呢?这个问题确实耐人寻味.联系到汉定天下后,韩信、彭越之死,或可对理解这个现象有所帮助.即,杀降是为了避免出现混乱局面,如果这不是全部理由,至少是一部分人如此结局的原因.
魏王豹、代王陈余、赵王歇、齐王田广还有司马昂虽然不是最厉害的角色,但也都曾是领袖一方的人物.尤其前二人,都具有一定的开拓能力,有一定的凝聚力,可以登高一呼,从者云集.这样的人之存在,总是让志在天下的刘邦心存忌讳.而司马昂亦非泛泛之辈,在赵王武臣失败后,司马昂曾一度变成了一支独立作战武装,其在秦之腹地作战,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得到发展壮大.更有甚者,其先反叛项羽,后因力不能敌,与项羽派来讨伐的陈平媾和罢兵.这等能屈能伸的功夫,与刘邦极为相似,刘邦容他不下,亦是情理之中的事.至于章邯和司马欣,此二人是秦将,双手沾满了反秦武装的鲜血,刘邦对他们不仅在感情上不兼容,在理智上也不能允许他们继续存在.故在俘虏二人不久,即将其处死,满足了刘邦及其部下感情和理智的需求.还应该考虑到,赵地与齐地的平定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让赵、齐二国之王留下来,对于二地的敌对势力来说,等于是留下了精神支柱.故处死二人,或可使两地的平定得以顺利进行.因此,刘邦的杀降将,是有其政治上的考虑的,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刘邦的本性残忍.如果与天下大势相联系来考虑,才能见其深意.
鉴于上述考虑,刘邦的杀降,或可包括临江王共尉.据《荆燕世家》：“汉王因使刘贾将九江兵,与太尉卢绾西南击临江王共尉.共尉已死,以临江为南郡.”而《傅靳蒯成列传》则另有说曰：“（靳歙）别定江陵,降江陵柱国、大司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生致之洛阳,因定南郡.”江陵王,即临江王,江陵为临江国都.则共尉并非战死,而是被生擒,《高祖本纪》明言,共尉是被“杀之雒阳”.其实汉击共尉一事,本来就不合情理.据《高祖本纪》,汉令卢绾、刘贾击共尉在汉五年正月后,其罪名是“故临江王驩为项羽,叛汉”.而《秦楚之际月表》记汉五年十二月,“汉虏驩”,表明,汉击临江之事是紧接着项羽之死、楚地大定之后就进行的.《史记》以一事之始的时间记其最终结果的现象经常发生,此为其一例.故临江之定或非此时的事,其始则可确定为此时的事.《韩信卢绾列传》称：“汉五年冬,以破项籍,乃使卢绾别将,与刘贾击临江王共尉,破之.”汉初以十月为岁首,十二月在正月前,汉击临江时间的不统一,表明了罪名的不成立.没有任何资料表明,临江在楚汉战争中的立场.尽管临江与汉、九江、衡山一样均为旧楚将而封王,但其没有在战争中帮楚是有一定根据的.据《黥布列传》：“项王方北忧齐、赵,西患汉,所与者独九江王,又多布材,欲亲用之,以故未击.”则与项羽交好的楚军旧将惟黥布一人,其余三人,汉王刘邦已叛,临江王共敖与衡山王吴芮不执行项羽杀义帝的密令,估计也与项羽关系疏远.而吴芮因与黥布的姻亲关系,在黥布归汉后,可能也有助汉的倾向.据《汉书·高帝纪》,汉五年正月,劝刘邦即皇帝位的诸侯中有衡山王吴芮,而刘邦的答谢诏称：“故衡山王吴芮,与子二人,兄子一人,从百粤之兵,以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则吴芮与项羽有积怨,并肯定至少在楚汉战争后期,加入到汉阵营.而临江国可能在整个楚汉战争中都处于两不相帮的境地,《高祖本纪》称其叛汉,只是欲加之罪的说法,不足为信.何况此前临江没有助汉之举,就谈不上什么叛与不叛的问题.事实可能是,先发起对临江的攻击,然后再安上罪名,因此,战争的性质是统一而非平叛.
根据共尉一事的隐秘因素,或者燕王臧荼的反叛也存在问题.《高祖本纪》称：汉五年“十月（实际上应该是七月）,燕王臧荼反,攻下代地.高祖自将击之,得燕王臧荼.即立太尉卢绾为燕王.使丞相樊哙将兵攻代”.从这个记载来看,臧荼是反了.但臧荼反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臧荼之燕在楚汉战争中是帮助汉阵营的,此年正月的劝进诸侯中也有臧荼的名字.在前一年楚汉相持荥阳时,燕出兵助汉击灭楚大司马曹咎.在刘项胜负未定时助汉,到天下归汉时叛汉,情理上不通.应该考虑汉欲加之罪的情况.代地的情况当时是怎么样的呢.自汉三年韩信等汉将击灭代相国夏说后,代地就落入了汉的掌握,主事者是张苍,其职位是代相,即在没有代王的情况下,代汉行使权力,署理代地事务.而汉定天下时,张苍又从赵相的位子上,回到代相之位,而汉击燕时,张苍以“代相从击臧荼有功”,看不出燕有攻下代地的痕迹.而从张苍事迹来看,这一段的历史有点乱.《张丞相列传》记张苍相代王在臧荼反前,而当时代地无王,至汉七年才由刘邦兄刘仲为代王.另有陈豨在战争中曾以游击将军别定代,汉击燕时,或者陈豨仍在代地,由张苍扶佐也未可知.《樊郦滕灌列传》记樊哙击燕,未及攻代一事,与张苍事迹合.《高祖本纪》记樊哙攻代可能是误记,因为汉七年,刘邦从白城败退下来,就让樊哙定代地,或许有将二事搞混了的可能.所以,在臧荼问题上不能排除捏造罪名的可能.为什么要为臧荼捏造罪名,这就要从楚汉战争结束时诸王的情况来分析了.项羽分封立十八王,三秦王、三齐王、代王赵歇都死于战事,辽东王韩广为臧荼所杀,韩王成为项羽所杀,河南王申阳降汉失地,项羽自立之韩王郑昌也被汉俘虏,魏王被汉诛死,殷王死得不明不白.剩下的汉王称帝,九江王黥布被项羽杀了全家,死心塌地归汉；常山王张耳被陈余击败失国归汉,得汉助而为赵王；衡山王吴芮受汉封四郡之地,虽然实领一郡,应该比项羽时多.剩下的临江国共敖传子共尉,已安了个罪名剿灭.而臧荼之燕,实则是合并了项羽分封时燕与辽东之地,相当于战国燕的全境,疆域相当大.而此燕在战争中没受什么损失,也没得汉什么好处,要笼络住也颇为不易.这样一个与汉关系不甚密切的大国,总是让人不放心.所以,就不能排除汉为取得长治久安而给燕安个罪名的可能性.
从韩信、黥布事件来看,汉为求得安定是愿意付出一定代价的.比如告发韩信造反的栾说,与告发黥布造反的贲赫,就分别被封为慎阳侯与期思侯,并各受封二千户.而很多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立下赫赫战功的人,受封户数远不及这二人.韩信之叛,始终存在着不足以取信于人的问题,汉室也因此没有把韩信的功劳化解于无形,反而把一些不是他的功劳说成是他的,比如定魏、定代、定齐就有吕泽、陈豨等人的功劳,基本上都划归了韩信.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刘邦为了消除不安定因素,是会采用捏造罪名的办法.临江与燕的情况应该归于这一类.
总而言之,刘邦的杀降更像是一种出于为了江山社稷安定的深谋远虑,而项羽的杀降则很具有滥杀无辜的施暴狂意味.于是,刘邦的杀降常常消除了后患,而项羽的杀降,则激起了更大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