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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和柳宗元文章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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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进学解》,旧说作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是年韩愈四十六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教授生徒.进学,意谓勉励生徒刻苦学习,求取进步.解,解说,分析.全文假托先生劝学、生徒质问、先生再予解答,故名《进学解》；实际上是感叹不遇、自抒愤懑之作.
文章分三段.第一段是国子先生勉励生徒的话.大意谓方今圣主贤臣,励精图治,注意选拔和造就人才.故诸生只须在“业”和“行”两方面刻苦努力,便不愁不被录用,无须担忧用人部门的不明不公.“业”指学业,读书、作文都属于“业”.“行”指为人行事,所谓“立言”即发表重要见解也属于“行”.韩愈认为这二者是主观修养的重要方面.例如他曾作《五箴》以儆戒自己.其中《游箴》感叹自己少年时学习的劲头和精力很足,而如今年岁大了,便不如少时了；痛心地说：“呜呼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弃,而小人之归乎?”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学业之重.又《行箴》要求自己的言行合乎正义,认为这样做了,便虽死犹生.还说“思而斯得”,要求自己一言一行都须认真思考.可见《进学解》中关于“业”和“行”的教诲都不是泛泛之语,而确是韩愈所执著的立身处世之大端.第二段是生徒对上述教诲提出质问.大意谓先生的“业”、“行”均很有成就,却遭际坎坷,则业精行成又有何用呢?先说先生为学非常勤勉,六经诸子无不熟读精研,叙事之文必记其要略,论说之文必究其深义,夜以继日,孜孜不倦；次说先生批判佛、老,力挽狂澜,大有功于儒道；再说先生博取先秦西汉诸家文字之长,写作古文已得心应手；最后说先生敢作敢为,通晓治道,为人处事,可谓有成.这四个方面,一、三相当于“业”,二、四相当于“行”.验之韩愈其他诗文,可知这里生徒所说实际上是韩愈的自我评价.以学而言,他曾说自己“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凡自唐虞以来,编简所存……奇辞奥旨,靡不通达”（《上兵部李侍郎书》）,并能穷究奥妙,达于出神入化之境.以文而言,他以“文书自传道,不仗史笔垂”（《寄崔二十六立之》）自许,欲以古文明道,传世不朽.以捍卫儒道而言,他说道统久已不传,即使荀子、扬雄也还有小疵,隐然以上继孟子、振兴儒学自期（见《原道》等文）.以为人行事而言,他自称“矫矫亢亢,恶圆喜方,羞为奸欺,不忍害伤” （《送穷文》）,即坚持原则,正直不苟；又颇自负其政治才干,青年时便说己潜究天下形势得失,欲进之于君相（见《答崔立之书》）.这些评价,虽有的受到后人讥评,如有人批评他儒道不纯,但大体说来,他在这几方面确实都相当有成绩.可是其遭遇并不顺遂.下文生徒所说“跋前踬后,动辄得咎”云云,就是概述其坎坷困窘之状.他青年时本以为功名唾手可得,然而经四次进士试方才及第,其后三次于吏部调试,都未能得官,只得走投靠方镇为幕僚的道路.至三十五岁时才被授以四门博士（其地位低于国子博士）之职.次年为监察御史,同年冬即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县令.三年后始召回长安,任国子博士.当时宪宗新即位,讨平夏州、剑南藩镇叛乱,显示出中兴气象.可是韩愈并未能展其怀抱,却困于谗方诽谤,次年即不得不要求离开长安,到洛阳任东都的国子博士.其后曾任河南县令、尚书省职方员外郎之职,至元和七年四十五岁时又因事黜为国子博士.生徒所谓“三为博士,冗不见治”,即指一为四门博士、两为国子博士而言.冗,闲散之意.博士被视为闲官.不见治,不能表现其治政之才.“头童齿豁”,也是真实情况的写照.韩愈早衰,三十五岁时已自叹齿落发白,作《进学解》时更已发秃力羸,只剩下十来个牙齿在那里摇摇欲坠了.仕途失意和体力衰退,使他愤慨而悲哀.生徒的这一大段话,其实正是他“不平而鸣”,借以一吐其胸中块垒而已.第三段是先生回答生徒的话.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宰相之方”在于用人能兼收并蓄,量才录用.次说孟轲、荀况乃圣人之徒,尚且不遇于世；则自己被投闲置散,也没有什么可抱怨.最后说若还不知止足,不自量力,岂不等于是要求宰相以小材充大用吗?这里说自己“学虽勤而不繇其统”云云,显然不是韩愈的由衷之言,实际上是反语泄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是说自己动辄遭受诽谤,而同时却名声益彰.这就更有讽刺意味了.这里所谓“名”,主要是指写作和传授“古文”的名声.其《五箴•知名箴》就说过,由于自己文章写得好,又好为人师（其实是宣传“古文”理论）,因而招致怨恨.《答刘正夫书》也说：“愈不幸独有接后辈名,名之所存,谤之所归也.”据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韩愈就是因“奋不顾流俗”,作《师说》,教后学,而遭受谤言,不得不匆匆忙忙离开长安的.至于说孟、荀不遇云云,看来是归之于运命,借以自慰；实际上也包含着对于古往今来此种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愤慨.他看到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总是“贤者少,不肖者多”,而贤者总是坎坷不遇,甚至无以自存,不贤者却“比肩青紫”,“志满气得”.他愤慨地问：“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均见《与崔群书》）这正是封建时代比较正直的知识分子常有的感慨.可贵的是韩愈并未因此而同流合污.他说：“小人君子,其心不同.唯乖于时,乃与天通.”（《送穷文》）决心坚持操守,宁可穷于当时,也要追求“百世不磨”的声名.
《进学解》表现了封建时代正直而有才华、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苦闷,批判了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具有典型意义,故而传诵不绝.此外,第二段中谈古文写作一节,可供了解其古文理论和文学好尚,也值得注意.其所举取法对象止于西汉,那是因东汉以后文章骈偶成分渐多,与古文家崇尚散体的主张不合之故.所举除儒家经典外,尚有子书《庄子》、史书《史记》以及《楚辞》和司马相如、扬雄的赋、杂文等.这数家作品往往雄深宏伟,奇崛不凡,韩愈好尚正在于此.他曾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答崔立之书》）.这与古文运动前期某些论者片面地将“道”与文学的审美特性对立起来,以至鄙视屈原、宋玉以下作家是很不相同的.
《进学解》以问答形式抒发不遇之感,此种写法古已有之.西汉东方朔作《答客难》,扬雄仿之而作《解嘲》,其后继作者甚多.但《进学解》仍能给人以新鲜感.这与它善于出没变化有关.如第二段先大段铺写先生之能,浩瀚奔放；再以寥寥数语写其不遇之状,语气强烈.其间自然形成大幅度的转折,而全段总的气势是酣畅淋漓的.第三段则平和谦退,似乎火气消尽；而细味之下,又感到有辛酸、无奈、愤懑、嘲讽种种情绪包孕其中,其文气与第二段形成对比.又如通篇使人悲慨,使人深思,但有的地方又似有谐趣.如先生谆谆教诲,态度庄重,而生徒却以嬉笑对之；先生为说服生徒,不得不痛自贬抑,甚至自称盗窃陈编.这些地方见出先生实处于被动,而具有滑稽意味.总之,全文结构虽简单,但其内在的气势、意趣却多变化,耐咀嚼.它之所以使人感到新鲜,又与其语言的形象、新颖有关.如以“口不绝吟”、“手不停披”状先生之勤学,以“踵常途之促促,窥陈编以盗窃”形容其碌碌无为,以“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写选拔培育人才等等,不但化抽象为具体,而且其形象都自出机杼.至于“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蓄”、“投闲置散”等词语,既富于独创性,又贴切凝练,今天都已成为常用成语.又如“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将丰富的人生体验提炼为短句,发人深思,有如格言.在一篇不长的文章中,此类具有独创性的语句却如此之多,实在使人不能不惊叹作者在文学语言方面的创造能力.此外,本文文体系沿袭杨雄《解嘲》,采押韵的赋体,又大量使用整齐排比的句式,读来声韵铿锵,琅琅上口,也增加了其艺术的魅力

柳宗元写作风格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
柳宗元的议论文、传记、寓言都有佳作。议论如《封建论》，逻辑谨严，文笔犀利而流畅；《捕蛇者说》从渲染捕蛇之险，反衬赋税之沉重，点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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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写作风格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
柳宗元的议论文、传记、寓言都有佳作。议论如《封建论》，逻辑谨严，文笔犀利而流畅；《捕蛇者说》从渲染捕蛇之险，反衬赋税之沉重，点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题，篇幅虽短而波澜曲折。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截取了段秀实治理驻军、孤身入营劝谕郭晞、卖马市谷代农偿租、拒纳朱泚大绫四个典型事迹，生动而有说服力。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犀利精炼，篇幅虽短而寓意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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