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发展的线索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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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封建君主专制发展的线索是什么
两千多年来,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从总体上看,究竟是不断加强,还是不断削弱?中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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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一般看法,这一权力是不断加强的,至明清而尤甚.可是如果仔细探究一下,便会感到历史事实未必如此.-中国历史|历史论坛|军事|历史故事|国学|Chinese History1 w! H1 R' M1 H1 k5 }
　　中华历史网（一）
　　为了论述这个问题,首先得分清两种不同的情况：
　　一种是君主按照通行的具体政治制度行使权力,这种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统治中经过无数政治家、思想家反覆总结经验教训,逐步固定下来的.
　　另一种情况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实际行使中,他不但可以超越任何前代君主、大臣留下来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以随时扬弃他自己和大臣制定的任何政治制度.换言之,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的约束.他可以“任心而行”[1].
　　如果就后一种情况言,可以说,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两千多年全都一样,并无变化.试看：秦始皇统治之时已是：“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办于上”（《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这话虽有夸张,天下小大之事极多,秦始皇一个人精力不管怎样充沛,也是处理不过来的,可是它却说明,皇帝拥有这种权力.至于他平时行不行使,以及行使到什么程度,那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只要他想行使,他就可以撇开周围的“丞相、诸大臣”,为所欲为.早在战国之时,申不害、韩非等已强调,君主决不能将手中权力分给臣下,必须最大限度行使,实行“独断”,宣扬“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2].在秦始皇之后,李斯又总结说：君主必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3].这些表明,秦始皇“独断”所反映出来的制度,并非偶然出现,是有思想基础、理论根据的.1 {1 V.
　　如果认为秦代统治时间短,我们再来看汉代的君权：
　　《汉书》卷六十《杜周传》：汉武帝时为廷尉,“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怪他“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条材料充分反映了一个根本事实：“人主意指”是凌驾一切的,君主爱怎么办就得怎么办,过去一切制度、律令,都必须依据在位君主承认与否,而决定是否继续生效.《汉书》卷六六《刘屈氂传》：汉武帝时为丞相.戾太子起兵叛乱,战败,“会夜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皇恐,自杀”.其实,自汉高祖以来便存在着官吏有罪先请制度[4].当时,戾太子已败,大局已定,暴胜之以为不当擅斩田仁,是对的.可是汉武帝因为是儿子造自己的反,愤怒已极,哪里管过去有什么制度,他认定这时丞相斩司直就合“法”,于是暴胜之便只得自杀了.这是杜周“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话的一个例证.试看汉武帝一生,除年青时受到太皇太后、皇太后一点约束外,完全是独断专行,为所欲为,宰相无不唯命是从.这不就是秦代“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制度的继续吗!
　　东汉也是一样.史载汉光武“总揽权纲”,“政不任下”；明帝“总揽威柄,权不借下”[5].以至有人说宰相（三公）变成“备员而已”[6].这和李斯所说“明君独断,故不在臣也”,也没有多少区别.
　　试问：秦汉两代皇帝这种独断专行之权,后代君主和制度加强了些什么呢?
　　当然,由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全国各地交通联系越来越密切,后代一些爱揽权的皇帝,手伸得很长,所处理的统治事务,数量增多,范围扩大[7],为保证“独断”,控制臣属的手段也进一步严密和多样化（如明帝对臣下行廷杖等）,表面看来,似乎权力加强了.其实,这只是这一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在具体行使中,多行使一些,还是少行使一些,方法高明一些,还是粗疏一些的发展变化,至于这一权力本身,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形成以来所具有的至高无上、不受任何制度、法律约束的特点,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说,权力没有任何加强,也不可能再加强.
　　后一种情况既然如此,要讨论封建君权不断加强与否的问题,便只能根据前一种情况来考虑.
　　如所周知,为了保证封建君主专制权力的有效行使,更好地保护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两千多年的具体政治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于这些制度主要是宰相制度,有的皇帝遵守,有的皇帝摆脱,摆脱时便表现为“任心而行”,大权独揽,出现上面我所提到的情况.可是就历代王朝绝大多数一般君主言,还是遵守远多于摆脱.如果考虑到这个基本事实,则应当承认：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其发展总趋势,不是加强了,而是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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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提出上述看法首先一个根据便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历史上各王朝兴亡之经验教训的反覆提供,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在总体上不得不拥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前提下（因为没有新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力量出现,只有这一制度能统一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的意志与行动）,对它与皇位世袭制度结合所产生的弊病与危害[8],也看得日益清楚.因而他们在原则上几乎全都要求君主信用宰相与大臣,虚心纳谏,克制“私”心,遵守各种由长期统治经验凝固而成的具体政治制度特别宰相制度,实际上就是想限制（实即削弱）皇帝独断专行的权力,尽可能防止它的弊病、危害.
　　我们知道,皇帝并非自封,要*地主阶级通过官吏拥立[9]；政治制度也不是个人意志所能决定,归根结底得看能否适应整个地主阶级利益之需要,而决定是昙花一现,还是较长期行用.现在既然反映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思想、舆论,越来越强烈地要求通过具体政治制度限制君主专制权力,则纵然少数英主、暴主例外,绝大多数君主就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舆论的影响而遵守具体政治制度；而这些制度的发展变化,从总趋势看,也就不可能不是限制和削弱君权的.
　　下面我们来看历代有关这一问题的政治思想." }
　　早在春秋末年孔子已提出一个思想：“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战国时孟子也引用了这话,并作了发挥（《滕文公上》）.后代儒家多理解为这是指君主之任务在于任贤使能,放手让大臣去干,而不必亲自参与具体政事之处理.将“而不与焉”之“与”,释为参与[10].这种理解大概是对的.因为荀子也宣扬同样的思想.他说：“彼持国者,……强固荣辱在于取相矣”.如得到贤相,由他“要百事之听”,自己便清闲了.这就叫“劳于索之（指贤相）,而休于使之”,“垂衣裳而天下定”.例如“汤用伊尹,文王用吕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周公旦”,齐桓公用管仲便是[11].　　儒家的这一政治思想是鉴于战国时期各国变法以后,君位世袭虽无法选择,然相位不世袭（变法废弃了世卿世禄制）,尚贤使能,可以选择,这一基本情况提出的[12].随着汉代以后儒家学说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13],随着秦汉以后不少世袭皇帝独断专行,胡作非为,带给整个地主阶级统治的严重危害日益明显,上述政治思想便成为后代限制君权的一个主要思想武器,反映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思想家的意志和愿望.
　　需要指出的是,在汉代曾经流行天人感应说,宣扬“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春秋繁露·玉杯》）,它的企图之一便是用“天”,用“灾异”来限制君主滥用权力[14].这也是一个重要思想武器,而且反映了封建政治家、思想家为了限制君权,绞尽了脑汁.不过随着社会生产发展,天文学进步,这种思想武器日益退居次要地位[15].魏晋以后,在不同的情况下,不断被用来宣扬限制君权的,主要仍是上述儒家政治思想,以及历史上的政治得失,经验教训.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魏文帝即位,大权独揽,三公（宰相）“希与朝政”.高柔上疏曰：“天地以四时成功,元首以辅弼兴治.成汤仗阿衡（伊尹）之佐,文、武凭旦、望之力.逮至汉初,肖、曹之俦并以元勋代作心膂.此皆明王圣主任臣于上,贤相良辅股肱于下也.今公辅之臣,皆国之栋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养高,鲜有进纳,诚非朝廷崇用大臣之义,大臣献可替否之谓也.……自今之后,朝有疑议及刑狱大事,宜数以咨访三公.……庶有裨起天听,弘益大化”.这就是要宰相在重大政事上出谋划策、把关,防止文帝专断可能发生的弊病、危害,以“弘益大化”.这话文帝无可反驳,只得“嘉纳焉”.晋代儒学地位进一步尊崇,这种主张更加流行.《群书治要》卷二九引臧荣绪《晋书·百官志》称：西晋裴頠“以万机庶政,宜委宰辅,诏命不应数改”,上疏歌颂“尧舜劳于求贤,逸于使能,……无为而治……”,反对皇帝“亲细事,躬自听断”,建议“尊崇宰辅,动静咨度,保任其负”.裴顾上疏时间已不可考,但要求用宰相限制君权的意图十分清楚.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有的英主也看到皇帝独断专行的危害.范祖禹《唐鉴》卷三记载：唐太宗便批评隋文帝“事皆自决,不任群臣.天下至广,一日万机,虽复劳神苦形,岂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惟取决受成（即听任他独断专行）,虽有愆违,莫敢谏争,此所以二世而亡也”.《贞观政要》卷一又记他接着说：“朕意则不然.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同上卷二又记唐太宗对宰相房玄龄等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恒欲公等尽情极谏……”.这些话表明唐太宗之所以欢迎“极谏”,不敢“独断”,并非着眼于人民疾苦,而是总结历史教训,为了避免自己的统治垮台,是从整个地主阶级利益出发的,但他毕竟看到了这个问题,而且成了一个实行前述懦家政治思想的楷模.他的言行对后代君主起着不小影响,同样推动着限制君权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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