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家教 译文

欧阳修家教 译文
欧阳修家教 译文

欧阳修家教 译文
《宋史•苏轼传》说苏轼被录为第二名,是因为欧阳修认为那是曾巩的文章,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如果把学生录为第一,恐朝野非议,于是录为第二名.此说不合情理,未必当真.如果考官不作弊,并不能确认考卷属谁.这是文人“为尊者讳”的老毛病,替名人——“六一居士”文过饰非.倒是上面的故事符合情理,老师为了自己的面子,让学生委屈,古今中外屡见不鲜.但是,因为上面的对话使老师无地自容,当然也就会因此产生一系列的负面效应.而且这负面效应,很快就立竿见影.
皇帝想起用苏轼,给他的官也不小——政治局第一秘书,不但列席政治局会议,还专门负责起草政治局重大决策文件.但是,时任政府行政长官的韩琦不同意.韩琦说：“苏轼这个人啊,是个奇才,志存高远,前途无可限量.但是现在就提拔他坐这样高的位置,恐怕大家不服气,对他个人的影响也不大好.”皇帝想,既然这样,那就给他低一点的位置,当个机要秘书,给政治局会议做记录吧.韩琦仍然不同意,说：“那也有问题,机要秘书与第一秘书,属于同一类,只是级别和分工不同,都能够参与政治局的活动,还是提拔太快.应该让他在下面多多锻炼.如是者三,皇帝只好妥协,让苏轼远离最高权利中心,到直史馆做个“清官”——清闲之官.
这就是苏轼自找的,谁让你有那么高的才干?有就不行.你苏轼能唱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情壮志,又有“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山林之远则忧其君”的政治抱负.皇帝喜欢,可同僚们不喜欢.不但不喜欢,而且还讨厌.所谓“是龙你得趴着,是虎你得卧着”,说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非得让你那个书生意气,见识见识什么叫攻于心计.于是,苏轼第一次在官场上亮相,就败在了老谋深算的韩琦手里.
但是,你也不能由此就把韩琦打入坏人的堆里.看《宋史•韩琦传》上的记录,韩琦还是一个不坏的宰相.出身世家,“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而且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只是久居相位,无甚作为,也不希望别人有所作为罢了.韩琦当年也是以第二名考取进士,算是文人当官,自然就有文人的通病——相轻.整治苏轼,只是文人相轻的惯性手段.这种手段,在苏轼也是有的.苏轼自称生性急躁,遇有不惬心意之事,便觉得“如蝇在食,吐之方快”.一次,他厌恶某诗人之诗,就直说那诗“正是东京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古人有句俗语,叫做“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苏轼的书生意气能成事吗?不能!毛泽东对此有更精到的解释,他曾经对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古人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古人是说少了,光靠秀才,三十年,三百年也不行噢……因为秀才有个通病：一是说得多,做得少.向来是君子动口不动手； 二是秀才谁也看不起谁,文人相轻嘛.”
所以说,苏轼晦气缠身,不如意事常八九,一生都在官场搏杀——宋朝的“朋党之争”中坎坷度过.但是,苏东坡的晦气,似乎不能说是皇帝故意强加给他的,因为几任皇帝对他的印象都一直不错.《宋史•苏轼传》对此有记录：“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
皇帝这样抬爱他,还能主动出击,整治他这样一介书生吗?当然不会.可是,皇帝不想整治他,不等于同僚们不想整治他.于是,才华横溢,又常常锋芒毕露的苏轼,就要在同僚手上栽跟头,倒大霉.
开始是因为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如果只是“腹议”,大概还不至于惹恼了掌权的“改革派”,但他是公开上书反对变法.最让“改革派”难以接受的是,他公开说皇上“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这是直接指责改革派,想断了“改革派”晋升的来路.以今天看,就是“明火执仗”地反对改革开放,攻击“坚持改革的革命领导干部”,当然为“改革派”所不容.
于是,“改革派”开始给苏轼罗织罪名——说苏氏兄弟运父灵乘船回四川原籍途中,曾滥用国家卫队,并购买家具瓷器,还可能偷运私盐,从中牟利.甚至说他有诱奸外甥女之嫌.所以,中央不能不派人到苏轼运灵途经之地调查,从船夫、士兵、一般干部嘴里搜集资料.可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此事后来不了了之.苏轼给自己的小舅子写信说：“某与二十七娘甚安,小添寄叔并无恙……某为权率所嫉久矣.然抢拾无获,徒劳掀搅,取笑四方耳.不烦远忧.”
苏轼以为雨过天晴,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但是,皇上却由此对苏轼的人品产生了疑问.尽管有司马光出面解释,但还是没有打消皇帝的疑问.这时苏轼才知道,官场上不见血的搏杀,比战场上见血的撕杀还厉害.你看不见,说不清,也找不到对手的来去路.这就叫“明枪好躲,暗箭难防”.但是,心里不设防的苏轼,也有自己的套路.所谓“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一看在中央机关的日子不好混,干脆主动要求下放锻炼.于是,就坡下驴的皇帝和“改革派”,也就借此把他下放到杭州.对宋朝官吏来说,下放锻炼,与其说是惩罚,不如说是一种奖赏.
大家不必误会,以为下放,当时叫做“贬谪”,是什么不得了的坏事情.其实不然,那是一种悠闲自得的安逸修养.而且自己还由此换取一个好名声——为民请命,直言抗争.宋朝因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宗家法,言境宽松,所以,因“朋党之争”而上书言事,得到下放处理的干部,早已成为朝政的寻常风景.许多人,也乐得借此到外地转一转.这是日后的做官资本.前面提到的“元佑党人碑”,虽然是所谓的“黑名单”,但当对手一派失利后,许多人,包括他们的子孙,都以自己或父兄的名字上了“黑名单”,引为自豪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