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顾颉刚先生墓在何处先生是苏州人,小弟在苏州太仓,清明想去扫墓,但苦于不知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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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顾颉刚先生墓在何处
先生是苏州人,小弟在苏州太仓,清明想去扫墓,但苦于不知道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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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12月25日,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北京逝世,终年87岁
8成在八宝山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顾颉刚先生de墓确实不知道。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从而对考古学抱以冷漠态度，导致了他在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1972年他对《孙子》的辨伪及其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失之交臂，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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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的兴起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从而对考古学抱以冷漠态度，导致了他在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1972年他对《孙子》的辨伪及其与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的失之交臂，无疑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令人惋惜的一件憾事。
关键词 顾颉刚 古史辨派 考古学 辨伪学 上古史 出土简帛
一、古史辨派的史料学定位
早年共同创立古史辨派的胡适和顾颉刚先生，中经变革，值其晚年，一人以数十年之力校《水经注》，一人以数十年之力译《尚书》，其归宿虽不必相同，其用心则确然相似。
许冠三先生曾比较顾、胡二人学术风格说：顾颉刚先生“他的晚年著述仍时有胡学烙印出现。即使是在颇有王风格的《尚书》诸篇校释译论中，《尔汝篇》的影子也是依稀可辨。《盘庚校释·二》从文字文法语义上考证今本《盘庚》非商代原文各节，尤为显著。”又比较顾颉刚与王国维二人的治学成就说：顾颉刚先生“最后二十年的工夫，则完全以立为宗，已发表的《尚书》诸篇校释议论和待印行的《周公东征史事考证》，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造诣之高，无论就规模、见识、方法、资料与体例的全体或任何一方面看，已远在王国维的《尚书》研究之上。”许冠三先生并由此提出，顾颉刚先生是“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1〕（第六章《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P182）
就顾颉刚先生一生治学路径而言，晚年有较大变化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即便顾颉刚先生在对待《尚书》、《周礼》等重要典籍的态度上观点已有较大折中，他总体上的疑古倾向其实并没有改变。据钱谷融先生选自顾颉刚读书笔记主编的《顾颉刚书话》，其中建国后所作的一条《〈尚书〉学工作计划》，所列计划共有8项：（1）《尚书今译》；（2）《伪古文尚书集辨》；（3）《尚书余录》；（4）《尚书学书录》；（5）《尚书集解》；（6）《尚书文字合编》；（7）点校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8）点校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2〕（P278－279）总体而言，仍以辨伪性质居多。近年有学者提出，顾颉刚先生虽然放弃了20年代曾引起轩然大波的“禹为虫”的假设，但在50年代所作学术笔记中，仍有“禹之为虫，又得一证”的思考，“顾颉刚对‘禹’的怀疑至死也没有放弃。”〔3〕（P6） 本文同意这一看法。
在顾洪据顾颉刚读书笔记选编的《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有《科学思维与宗教、神话之联系；向新的知识领域探索之不易》一条，说：“四十年来，为予辩论古史，不知中了几多明枪暗箭；前数年中被批评尤甚，假使予自信力不强，真将被迫作全部否定矣。其中当
然有若干假想，但古史本属破甑，不作假想就联系不起；至于其中之科学成分，乃可一笔抹杀乎！‘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之言洵有人间经验在也。”〔4〕（P247－248）反映了他“历劫终教志不灰”的精神。
建国以后古史辨派顿失学术主流位置，经过50－60年代农田水利整治过程中的考古文物集中发现，特别是70－90年代简帛文献的大量出土，考古学的前沿作用已为学界广泛认同。正如郑良树先生所说：“就古籍辨伪而言，竹简帛书出土所带来的震撼，恐怕与古史辨学派新说的震撼不相伯仲；因为古史辨学派为古籍真伪带来‘石破天惊’的新说，而竹简帛书却为这些新说带来‘冷酷无情’的否决，尽管这些否决不是全面的。”〔5〕（《论古籍辨伪的名称及其意义（代序）》）（P3）
在新的学术趋势下，顾颉刚先生等于《尚书》学的关注是有所期待，还是有所创新，抑或是出于自守，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而言似尚难以判断。在50年代，当古史辨派受到政治性的批判时，顾颉刚先生曾极力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当时政治界学术界包括顾颉刚先生部分好友在内的积极努力，是将古史辨派的“上限”提高到史料学的层面，而顾颉刚先生自己则也将古史辨派的“下限”降格到史料学层面，这种史料学定位一直持续到1980年顾颉刚先生逝世，其中除了学术评价以外，不无对古史辨派予以政治保护的含义。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古史辨〉与史料学》一条载有方诗铭对古史辨派的评价：“诗铭云：‘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在建立新史学上，《古书辨》固然负不了这个任务。但在建立史料学上，《古史辨》仍然有它的需要。’”〔4〕（P248）顾颉刚先生称此语“似颇公允”。据方诗铭所说，当时对顾颉刚先生的评价尚有属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之说，相比之下史料学的定位已是十分宽容的了。又据《顾颉刚书话》中与上文蝉联的《考据学为史料学基础》一条：“诗铭又云：‘凡是新事物都是在旧事物中发展出来的，新史学自当由旧史学中发展出来。而旧史学之方法为考据，故考据亦当批判接受。’”顾颉刚先生于引文后加按语说：“考据学者，史料学之基本方法也。”可知当时他自己也是使用的史料学的术语。
1956年11月，胡绳在一篇文章中曾说：“所谓‘古书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虽然整理文献的结果会有助于了解古代历史，但是当然不能把上述命题当做古代历史本身的规律。《古史辨》的编者说：‘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古史辨》第3册顾颉刚先生自序中指出，人们有理由认为他的书其实是‘古书辨’，而不是‘古史辨’，这只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这个意思我们以为是对的。）”〔6〕（《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论现代中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观念》）（P145）到1993年5月在苏州召开的“顾颉刚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胡绳又重申了这一观点。（见胡绳《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原刊《北京日报》1993年11月30日，题为《由顾颉刚的“古史辨”提出一个问题》(题目为编者所加)；又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3年第5期，题为《在纪念顾颉刚诞生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又载《学习与探索》1994年第3期，题为《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历史价值：纪念顾颉刚先生诞100周年》。）
二、对考古学的冷漠及《孙子》辨伪的缺憾
在这样一种“守势”状态之下，顾颉刚先生对于考古学的看法大体没有改变。
在上引《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的《〈古史辨〉与史料学》一条中，顾颉刚先生说：“《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一方面，将来地下发掘工作一定大发达，也必须将古史整理了才容易把地下实物和书籍记载相印证，从两重证据法上作确实的考定。”〔4〕（P249）说明他一方面预见了考古学的大发展，另一方面又坚持了先辨伪学、后考古学的两阶段观点。同书中《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一条说：“现代学者，无论治考古学、古文字学、社会史、民族学，皆欲跳过经学的一重关，直接从经中整理出史来（如王静安先生即其最显著之一例）……然此不可能。”〔4〕（P291－293）另一条《夏族起源与发展》说：“夏代历史，除《史记》所载王名外，竟是一片空白。予曾与考古家夏鼐同志言，《左传》有‘崤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之语，最好将此陵发掘一下，或可得些实物证明。以予推测，三代惟夏称‘夏后’或‘夏后氏’，而在甲骨文中，‘后’字为‘毓’，毓像妇人产子，或夏尚为母系社会，即使不然，此名亦是母系社会之所留遗。”〔4〕（P40）同样坚持了疑古辨伪为考古学服务、考古学不能脱离疑古辨伪的观点。
在此情况下，顾颉刚先生在他有机会接触考古学最新进展的条件下，往往表现出不该有的冷漠态度。以下试举二例。
（一） 关于五六十年代的考古收获
《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载有顾颉刚先生在1962年的一则笔记，题为《新出土文物与文献之结合》，说：“沈从文同志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有年，深慨文献与文物之未能结合，因言解放以来，至今1962年，发见古物已逾400万件，整理作报告者已难其人，欲其作专题之研究以充实史学者更属绝无仅有。而今日已有之资料，足以解释《尔雅》、《考工记》，纠正《三礼图》者，不胜枚举，长此耽搁，可惜孰甚。并谓所发墓葬，其中制度，凡汉代者，以《礼记》证之皆不合；凡春秋、战国者，以《礼记》证之皆合；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不当属之汉人也。又云：《列士传》、《列仙传》诸书，向以为非刘向作，而今日汉墓所出石刻画像，足证诸书实成于汉代。予谓诸书为汉人作是一事，诸书非刘向作则为另一事，即刘向实为之，亦不能保无后人之羼厕，犹之年鉴、手册、字典之日在迁变中也。”〔4〕（P175）
建国后至1962年是考古学总体上有较大发展的时期。有大量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在全国各地陆续发现，特别重要的是1954年春，文化部主办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展出各时期出土文物3700余件，翦伯赞先生为此撰文，提出“考古事业的新时代来了，我们将以最大的注意应接新的发现”，（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P59，原刊《光明日报》1954年5月20日。）1959年，徐旭生先生率“夏墟”调查组在豫西发现了偃师二里头遗址。1961年，夏鼐先生主编了《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顾颉刚先生的笔记记录极为翔实，由沈从文所说400件文物的总量以及墓葬、石刻画像来看，说明考古学的研究在礼制等制度史研究方面已开始有所突破。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成绩，从顾颉刚先生的态度来看，是比较冷漠的。比起他早年批评章太炎，“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画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7〕（《自序》）（P26）的情况，在学术敏感上已有所减退。对沈从文“足证《礼记》一书必成于战国”的意见，他没有给予评论。对《列士传》、《列仙传》诸书实成于汉代一事，他认为即使为汉人所作也不一定非刘向所作，即使是刘向所作也不一定没有增删，态度上明显偏于消极。所谓“犹之年鉴、手册、字典之日在迁变中也”的说法，已没有多少建设性的意义。与此相关联的尚有《研究中国古史必由经学入手》一条，说到：“战国时有伪撰神农、黄帝书者，西汉时自会有伪撰周公、孔子书者。不必为刘歆，在此大潮流中之作者固多矣。……各时代各有其需要，即各有其托古，本是一长流，不能但指其一节。康氏但斥刘歆，钱宾四等但为刘歆辩护，皆非也。”〔4〕（P291－293）在假设汉代有一造伪潮流前提下，认定即使刘歆未曾造伪也必有其他汉人造伪，以此为刘歆遍伪群书之说辩护，而并没有考虑到吸收考古学的成果。
（二） 关于《孙子》的辨伪
《顾颉刚书话》中载有一条重要笔记，题为《剑桥格芮菲司来询〈孙子〉书之年代》〔2〕（P161－165），时间为1972年，当时顾颉刚已80岁。当时，英国剑桥新学院教授格芮菲司（Samuei B. Griffith）因为翻译《孙子兵法》，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询问有关《孙子》书的年代等共6项问题：一、几世纪来的中国学者，除掉极少数的例外，都承认《史记》里面的《孙子传》是正确的，《孙子兵法》也是可靠的，这个意见现在怎样了？二、在过去700年间，中国史学或其他学术刊物，有没有孙子或他的《兵法》的研究？假如有，是何刊何期，怎样能得到这些材料？三、关于《孙子兵法》中“彍弩”和“发机”的问题。四、关于铁制兵器使用的年代问题。五、关于马车在战争中的使用方法问题。六、关于毛泽东等人对《孙子兵法》的引用和评论问题。
当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来函上作了批示，除第2项问题外，共有5条批示：一、《孙武传》不可靠，是小说。《孙子兵法》是战国时书，作者不知何人，是否即孙膑也难定。《韩非子·五蠹》篇有“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足见流传甚广。二、弩在古代用铜制，不必涉及铁的问题。三、铁兵的使用是在战国末期。铁的使用可以提前，作为耕具，在战国相当普遍。春秋时的铁器尚未从地下发现。四、驷马之乘可以用作战车，也可以用作普通的乘舆和打猎，殷王打猎用两马拉的车子。五、毛泽东和其他将军们在文章中偶有《孙子兵法》的引用，但没有专门的研究性评论。
在作出这5项非常具体的批示以后，郭沫若安排顾颉刚先生书面答复格芮菲司的询问，实际上主要是在第一条批示的指导下，回答第二项问题。根据顾颉刚先生的治学风格，虽然已有郭沫若的批示，他也一定会在独立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真实看法，所以这封答复应当视为史观派的郭沫若与古史辨派的顾颉刚先生合作的一项共同成果。
郭沫若的第一条批示实际上回答了三个问题：一、《史记·孙武传》不可靠；二、《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是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是否孙膑，难于确定。
顾颉刚先生在20天后作出了答复，结论部分说：“从以上诸证看来，《孙子》决不作于春秋时。既不作于春秋时，即与吴军攻楚入郢无关，《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孙膑杀庞涓是前三四一年的事……但何以说他和吴国有关系？书中已两次提到越人，我们可以猜想：前三四一年，齐伐魏救韩，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其后田忌奔楚，楚封田忌于江南，江南即吴境，说不定孙膑跟了田忌去，就在那里写出他的兵法。后人弄错了时代，说他是春秋时人，另外造出一个帮助阖闾伐楚的孙武来，这故事就为司马迁所采取了。”顾颉刚先生的这项结论也可以分析为三项：一、《史记·孙武传》全不可信；二、《孙子兵法》决不作于春秋时，而成书于战国时期；三、《孙子兵法》的作者猜想是孙膑。
在此之前，《古书辨》7册中没有讨论孙子的专门文章。梁启超的《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有简短的考证，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第七为《孙武辨》，第八十五为《田忌邹忌孙膑考》，梁、钱二人都断定《孙子》为战国人伪托。在作出结论之前，顾颉刚引证的“以上诸证”有11家，较钱、梁二人都详。其中自宋代以后有梅尧臣、叶适、高似孙、陈振孙、胡应麟、姚际恒、全祖望、姚鼐等8家，日本斋藤拙堂、武内义雄2家。最后一个结论注明出于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的《田忌邹忌孙膑考》，共12家。归纳起来这些考辨有如下论点：1、《左传》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2、《国语》也述吴国事甚详，而不载孙武；3、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也很少记载孙武；4、《孙子》所述为战国战术，非三代战术；5、《孙子》讲权诈，与春秋时讲礼义不合；6、春秋时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吴国不可能兴师十万；7、春秋时各国都由卿率师出征，没有专任将军的，孙武事与春秋制度不合；8、孙武以妇女实验兵法不可信；9、春秋时大夫的家臣称大夫为“主”，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以后称谓没变才称国君为“主”，10、《孙子》中称国君为“主”，说明此书作于战国时；11、《孙子》中载“越人之兵虽多”，说明此书作于越强于吴之后；12、《孙子》中载“吴人与越人相恶”，说明此书作于吴越相仇之后；13、《孙子》内容与《战国策》中所载孙膑之言相似，说明孙子即战国时的孙膑；14、《孙子》有《势篇》，而《吕氏春秋·不二》说“孙膑贵势”，说明子即战国时的孙膑。再加上这次询问中所涉及的一条：“弩”的使用大概在前400年左右，而《孙子》中正有“弩”的记载。这总共15条论证，从逻辑上确有令人信服的推论，给人以《史记》不可信的“印象”。但在上古史研究方面逻辑上的推论即使可通，仍然含有危险性，没有错误的推论并不一定就是对的，已有不止一件事例证明了这一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笔记的末尾，顾颉刚先生写道：“闻今年山东某地出土木简《孙子兵法》，视今本倍多，不知何时可见到。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陈金生君来谈及。”这段话不知是否补记，前面的部分没有注明时间，如果这段话是补记，按文意前面的部分也应写于1972年，在这段话所说的8月23日之后。所说正是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同时出土《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的大事，完全推翻了宋代以来对《孙子兵法》及《史记》孙武传的种种怀疑。这次考古发现（同年出土的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与顾颉刚先生的上述考辨在同一年发生，正可看作古籍辨伪与考古研究两种方法的明显差异，而顾颉刚先生一生所从事的古史辨和古籍辨伪工作，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大量简帛文献的出土可谓失之交臂，无疑便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最令人惋惜的一件憾事。
参考文献
〔1〕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
〔2〕钱谷融、印永清.顾颉刚书话[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3〕王学典、孙延杰.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
〔4〕顾洪.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
〔5〕郑良树.诸子著作年代考》[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
〔6〕胡绳.枣下论丛（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7〕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8〕翦伯赞.史料与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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