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怎么死的?

韩非子怎么死的?
韩非子怎么死的?

韩非子怎么死的?
（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 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新郑是郑韩故城),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战国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韩非是战国末期带有唯物主义色彩的哲学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古人认为是阴谋学家,韩非的著作一大部分关于阴谋.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十万余言. 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 韩非自杀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 韩非据史料可考故土在西平县出山棠溪北岸的韩堂村.韩堂村建有韩家祠堂,而后迁至出山镇西南,韩堂村留名至今. 韩非之死的争议
韩非之死,史籍有两种说法. 一是司马迁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也是迄今为止韩非之死的母本说法和主流说法：“李斯、姚贾害之,毁之曰：‘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杀之.’秦王以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遗非药,使自杀.” 另种说法,较少为人提及,见于《战国策 秦五 四国为一》（以下单列篇名）,原文较长,兹概述其意.四国联兵进攻秦国,姚贾毛遂自荐,出使四国,消除了这次兵灾.“秦王大悦,贾封千户,以为上卿.”韩非得知此事,到秦王面前说了一通,意思是姚贾这人怎么有问题.秦王责问姚贾,姚贾对答如流,一番说话,比韩非说的漂亮多了.结果,“秦王曰：‘然’.乃可复使姚贾而诛韩非.”——姚贾没事,韩非被杀.（诛在先秦,并非只有杀死的意思,还有责问、谴责、惩罚之意,在此都通,但有人认为,诛韩非,就是把韩非杀了.） 这两种说法的相同处,是韩非之死,跟姚贾有关,也跟秦王有关.不同处,是司马迁笔下的韩非,是个无辜受害者,而《战国策》里的韩非,则有引火上身,咎由自取的味道. 但这两种说法,都有让人无法释疑的地方. 《战国策》的那篇文字,除了事由,只有三段对话,然后,秦王就把韩非给杀了,——假如那个诛字,真的是杀死的意思（《秦五 四国为一》注有“韩非,韩公子也,著刑名之书十余万言.是时在秦,故知之也.终死于谮姚贾也.”此即解诛为杀）——生硬,突兀,一点说明没有. 况且,此事的背景也让人生疑.韩非、姚贾、秦王的同时之间,有没有过一次所谓“四国为一、将以攻秦”（《秦五 四国为一》）的事件?还造成“‘寡人屈于内,…为之奈何?’群臣莫对”（同上）的局面?众所周知,韩非、秦王见面后的第三年,秦国就正式灭了韩国,之后九年,陆续扫来其余五国.在此前夕的大秦王朝,竟然还有过一次难以想象、匪夷所思的“群臣莫对”的场面?再说,此事的注释,——历史上《战国策》注屡经人手,此注未标明何人所作,——也让人费神迷惑,“四国,燕、赵、吴、楚也”（齐鲁书社版《战国策》86页）——吴国早于春秋末年灭于勾践的越国,怎么到了战国末期,又联兵燕赵楚进攻秦国?（《秦五 四国为一》正文引韩非语：“贾以珍珠重宝,南使荆、吴,北使燕、代之间三年,四国之交未必合也”,或许注文的燕赵吴楚四国,来源于此.但一则,这里所谓荆吴燕代,也许更多是指地名而非国名；二则,代,能即是指赵国么?）今年辞世的前复旦大学教授扬宽,在其所著《战国史》中,采用这段史料,但把吴国改成魏国,却未加以任何说明（见扬宽著《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52页） 再说《史记》.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写得简练、生动、传奇,前后相连,看上去有理有据,然若仔细推究,同样让人疑心难释. 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按司马迁的说法,是“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呼,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韩非所著书也.’秦因急攻韩.”（《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死不恨矣”、“因急攻韩”八个字,惊心动魄、排山倒海,所谓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被千古一帝秦始皇引为知己,以这种方式引为知己,不是空前绝后,也是绝无仅有了.——然而,费尽如此心机,为着李斯一句话,秦王就把韩非杀了? 杀韩非,具体操作者是李斯.按某种流行的理解看法,李斯是杀害韩非祸起萧墙的煽风点火者.李斯为何要杀韩非?照理说,韩非是李斯向秦王介绍的,韩、李二人还有同窗之谊,——但有人说,正因为俩人是同窗,李斯嫉妒韩非,所以杀了韩非.何以证明李斯嫉妒韩非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斯自以为不如非”,就一定是嫉妒?嫉妒就一定要杀人?当然,说李斯嫉妒韩非,还有一个证据,那就是“李斯、姚贾害之”的“害”字.《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语,其中的“害”字,通常都作嫉妒解,但《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话是“李斯、姚贾害之”,看来不仅是李斯一人,因同学关系而嫉妒.那姚贾为何也嫉妒韩非?假如“害”字真作嫉妒解,那姚贾嫉妒韩非,就至少缺乏背景交待. 总不能笼统来一句,因为韩非有才,所以,但凡一殿为臣的,都嫉妒他,都想弄死他,——了事? 司马迁写韩非之死,还留了个“尾巴”,即“韩非欲自陈,不得见.秦王后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死矣.”这是个极富戏剧性的“尾巴”.短短两句话,蕴含却相当丰富.一,它说明韩非不想死,但不得不死；二,它从侧面强化了李斯谋害韩非的说法；三,韩非之死,具有偶尔性.假如韩非能见上秦王一面（不得见的原因,是李斯捣鬼,还是秦王不愿见?）又假如秦王后悔得早一点（后悔,是在暗示杀韩非杀错了么?）,韩非不就不会死了么? ——韩非是不是死于偶然? 《史记》之中,另有几篇,也写到过韩非之死,如《秦始皇本纪》、《六国年表》和《韩世家》,但都是蜻蜓点水,片言只语,不足以构成一种完整的说法,最多只能说明,韩非的确是死于秦人之手. 韩非的死因,因此陷于扑朔迷离之中.究竟是无辜受害,还是咎由自取,抑或,还有别的原因,比如,自杀,或确实是一不小心杀错了.韩非的自杀倾向,下文将予以略述；而一不小心杀错,也不是没有可能.兵荒马乱的年代,杀人,从来不须严密的逻辑,也不必件件都太在意,就算曾经真的喜欢,那又怎样?喜欢你,不代表不会杀你,而且,正因为喜欢你,才越有可能杀你.杀了你,再后悔,装作后悔,或根本就不后悔,那都是另一回事了.——不管怎么说,韩非之死,司马迁和《战国策》太过简略的笔触,给人留下了难以释然的空白. 这中间,一定发生过别的事. 发生过不说不明,一挑即亮,足以廓清事件原委的事. 只是,我们也许,——或者应该说肯定,——再也无从知道,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又有谁愿意追究,——能怎么追究,——当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死亡是什么?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这话听上去充满物理学的味道,大概就是所谓中国哲学的达观吧,但也不妨看作中国人特有的对于死亡（暗藏恐惧感）的漠然.从整个地球来看,中国人都算得特别会生,也就特别能死.纵使是和平年代,太平盛世,持续不断的死亡数字,一点也不逊于惨暴的长平之战,或酷烈的凡尔登战役.面对滚滚而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层层叠叠的死亡,人们早已安之若素.死个把人,或一堆人,谁在意,又能怎么在意,顶多嘛及时,——或不那么及时,——地议论两声,算是对那位死者,或那堆死者,格外开恩的奖赏.真相云云,不是笑谈,难道还不是扯谈? 现在,让我们继续对韩非的奖赏,——不那么及时的奖赏. 从《战国策》和司马迁那两段仅有的叙述看,韩非之死,至少跟三个人直接有关：李斯、秦王、姚贾. 先说姚贾. 韩非之死,姚贾是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原因就在于所谓的“名人效应”.如果说李斯在中国历史上称得是赫赫有名（相对而言）,那姚贾就只能说是汲汲无名（也是相对而言）.所以,韩非之死的追光灯,都打到了李斯的身上,而让姚贾从人群的包围目光中,悄悄溜走了.尽管如此,有一点,应该为大家注意到了,即《战国策》和《史记》对韩非之死的叙述,不约而同,写到了姚贾,《战国策》更是直指韩非死于姚贾.要知道,《战》、《史》在韩非之死的叙述上,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从史料互证的角度说,正因为这差异的存在,也就更强化了其相同点的可信性（司马迁写韩非之死,是否取材了《战国策》,恐怕非易言之事.简言之,若取自《战》,则李斯之事何来?此说明,司马迁至少另有所本.）在这种情形下,韩非之死,李斯只出现一次,而姚贾二度在场,就无论如何不应成为可以轻易忽略、弃置不顾的细节.姚贾在韩非之死过程中的二度在场,固然不是说这里有什么春秋笔法,但事出有因,应该没有疑义. 因此,必须追问一句： 姚贾何许人也?他与韩非之死的真正关联何在? 翻查相关典籍,姚贾的名字,总共见到四处.除上述《史记》、《战国策》外,另两处,也在《战国策》中.一是《赵四赵使姚贾约韩魏》“赵使姚贾约韩魏,韩魏以友之.举茅为姚贾谓赵王惠曰：‘贾也,王之忠臣也.韩、魏欲得之,故友之,将使王逐之,而己因受之.今王逐之,是韩、魏之欲得,而王之忠臣有罪也.故王不如勿逐,以明王之贤,而折韩、魏招之.’”；另一处是《魏四周最（同音假借,取字上加宝盖头）入齐》“周最入齐,秦王怒,令姚贾让魏王.” 其实即使不知道这两条,单从《秦五四国为一》也能看出,姚贾的职业与身份（加上这两条就更加清楚）：姚贾是个标标准准,专以外交为务的游说之士,也就是所谓的纵横家. 至此,韩非与姚贾冲突的起因与实质,已清楚显现,呼之欲出. 在后人关于韩非与诸家学派（纵横家算不算一家学派,这既是个习惯用法问题,也是个仁智之见的问题.章太炎就干脆把儒家和纵横家合二为一.见洪治纲主编《章太炎经典文存诸子学略说》,上海大学出版社）关系的论述文字中,韩非对儒、墨两家的苛责、冲击,往往名列首位,而对于纵横家的言语、态度,倒较少见于提及.这是围绕在韩非身上众多误解的其中一项,也是中国文人懒惰思维的又一处“经典废墟”.事实上,韩非平生两大仇敌,在内,是“重人”、“擅臣”；在外,即是纵横家.如果说韩非对于儒、墨两家的指责,主要在于“无用”,那对于纵横家的攻击,则直指“有害”.《韩非,他被谁抛弃》写到韩国正是毁于纵横运动.其实毁于纵横的又何止是韩国.这场发生在先秦结束前夕、席卷当时天下、持续百年的“国际化运动”,不仅是中国历史在那个阶段的必然发作,反过来,又以风卷残云的气势,强力推动、改变了当时,乃至今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与面貌.如果说在当时,在“学术与研究”领域,是所谓儒、墨、道的地盘,那在现实的天空下,在红尘滚滚的大地上,真正风光无比的,却是纵横家.虽然纵横家在争鸣诸子中的排名是边缘化的,但他们才是时代和社会的主人,最大利益获取者.纵横家忙于天下兴亡,但他们从不把谁兴谁亡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从这兴兴亡亡中,可以获得多少利益和利润.因此,纵横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成功、最无道德价值感的“国家股票经纪人”.韩非痛恨纵横家,韩国的毁亡是主要和直接原因,但在思想上,至少,这三点,也是冲突的要害所在.其一,纵横家没有任何固定不变的理念与道义,只讲成败,不论是非.他们行走江湖,靠的是看山说山,见水说水,逢人说人,遇鬼说鬼,见机行事,随机应变,怎么有利怎么玩.而韩非,却是一个顽固、顽强的原则主义者.韩非在不同文中,多次强调,投机取巧、侥幸图存的“恃外”（即纵横之术）,是最凶险、最不可靠的败亡之道,只有“强法”、“守法”、“以法治国”,即内部自强,才是长治久安的大道.韩非在肯定外交重要性的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靠外援,是靠不住的（见《韩非子》中《亡征》、《饰邪》、《五蠹》等文）,针对的,都是纵横而言.这是韩非与纵横家的根本冲突和矛盾所在.二,韩非是坚定不移的国家（君主）至上主义者,而纵横家则是“国家股票经纪人”,因此,在纵横家与国家（君主）之间,就存在着尖锐、分明的韩非所谓“君臣不两利”,也就是公利与私利的对立状况.照韩非的看法,纵横游戏的最终结果,必定是国家被掏空,从而败亡,而纵横家却赚得盆满钵满.三,韩非是极端规矩主义者和安定主义者,纵横家的本质,却是商人.商人的一个特点,是流动性,纵横家更是流动的专家.商人、经纪人还有个特点,就是炒作,又名煽乎,没事都能给你忽悠出两道彩虹,何况时代到了,正是翻江倒海的好年头,什么样的人间奇迹创造不出来?但在韩非眼里,这中间,隐藏着极大的不安定因素.在韩非眼里,纵横家的问题,是整体流民（游民）问题的一部分（《韩非子五蠹》中的五蠹,基本就是游民,纵横家正是其中一员）.而流民（游民）问题,是中国社会自古及今,最为严峻的问题.但凡一位真正的思想家,没有人没关注、思考过流民（游民）问题. 由于历史书写的选择性倾向,纵横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被巧妙得刻意淡化了,边缘化了.这一做法,客观上,间接、无意识地掩盖了韩非的部分意义,从而影响了对于韩非的整体评价. 回到《战国策秦五四国为一》的具体叙述来看,韩非对姚贾的指控,冒昧而草率,不实而怪诞（成分论都搬出来了）,很是站不住脚,结果弄得自己一个趔趄,正好作了姚贾脚下漂亮的“上马镫”.其实,如果对照《韩非子》,人们也许会觉得,《战国策》里的韩非,跟《韩非子》的思想、说法,颇不相合（韩非至少不搞成分论,况且,韩非一再申明,“不求清洁之吏”（《八说》））,反倒是姚贾的说辞,更像韩非的出言吐语.但撇开这些表面现象,韩非与纵横家的矛盾,是一致未变的. 以上所言,当然是从大处着眼. 如若时光得以倒转,我们也许会看到,韩非与姚贾的矛盾、冲突,原来另有原因,比如,同时爱上了一只鼻烟壶,或一个超女,诸如此类,但这充其量只是韩、姚冲突的导火索.不管韩、姚冲突的直接原因和表面原因是什么,韩非与身为纵横家姚贾的基本矛盾,始终存在,并无可回避. 最后补充两句,韩非将自己的一生,至少半生,献给了反对纵横家的殊死事业,但韩非自己,却正是一个,至少半个,纵横家.韩非拥有纵横家必备的最精锐的言说能力（书面形式的）和思想意识,只不过没到过一个纵横家起码应到过的国家数（最少三个以上吧）.韩非的纵横化,是那个时代的整体投影.韩非在公元前140年陪张仪、苏秦一道,被汉武帝清除出局,说来不是没有半点缘由的. 现在,来说说李斯. 很久以来,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学术界和民间）,李斯一直被认定为杀害韩非的罪魁祸首（不少人眼中,还是唯一的凶手）,这已成为一种既固定又流行的看法.杀人动机被确定为因同学关系而嫉妒,证据则是司马迁的那段话.与此同时,也存在另一种反向看法,即不认为李斯是杀害韩非的凶手,证据是《史记李斯列传》中,李斯引用过韩非的话.李斯引用了韩非的话,就证明李斯不会杀韩非,跟李斯与韩非同过学,就会嫉妒,嫉妒就会杀人,是同一条思维理路,一条看似言之凿凿,实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思维理路.其实说起来,李斯杀了韩非,还是没杀韩非,或者谁杀了韩非,谁没杀韩非,如果没有新的、有足够说服力的资料从地下出土,韩非之死,只能是千古之谜.也许事实就是司马迁所写（最真实的事实,往往简单、直接,而且,常常不太符合逻辑.）也许,——假如有人说,说了你别惊讶,——原因是韩非、李斯同学期间,埋下一段情愫,咸阳重逢,旧情重炽,孰料斜刺里杀出个程咬金,被雄霸天下的秦始皇横插一杠,上演了一出惊天动地、旷世奇闻的“断袖大战”,结果,文弱秀气的韩非殒命其中.——你不也没折,只好干瞪眼么?谁叫你的“腰杆”不够硬呢. 因此,在韩非之死,及与李斯,或某某人的关系上（放言之,在一切疑义性历史问题上）,过分粘滞、拘泥本身严重短缺,疑影难去、孤立无征的史料,辅以轻率的联想,期以得出必然的结论,无异于胶柱鼓瑟,易沦为无意义的举动.若稍稍后退些许,拓展视野,重调焦距,也许,反而能看到些别的内容. 李斯辞别荀子,奔咸阳,十数年间,从吕不韦门人（郎）,一路攀爬,长史、客卿、廷尉,直至官居宰相,位极人臣,显示出极为成功的政治素质与才能：有想法,敢想敢干,判断准确,当机立断,勇于承担,雄才大略,能言能行,尤其是谏逐客一事,不仅是李斯个人仕途的枢纽转折点,同时,为秦国,也为李斯自己,保留了大批关键、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实,且不论政治实践能力,单就“实用理性”而言,李斯决不输给韩非,说李斯嫉妒韩非,我不知道,这是哪个山洞,吹出的风. 但李斯的政治才干,在韩非眼里,却可能是朵不祥的云. 这里又触碰到那道无法绕道、回避的铁栅（韩非与姚贾关系的阐述,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即韩非来到秦国,究竟是种什么情况?是单纯地奉诏出使,最后命丧他乡?还是借机摆脱了他的“第一次政治婚姻”,——对于祖国的“政治婚姻”,——决意在异国他乡,一展平生报负（即使战国末期,这也并不稀奇,李斯等人皆可为例.事实上,整个春秋战国,除了屈原,绝大多数名人,都不是祖国忠诚的儿子）如果是前一种,那韩非就是单纯的国家利益牺牲者,而且,还真有点为国捐躯的意味（韩国已是行将就亡的奄奄一息,李斯和秦王还用担心韩非回国后能力挽狂澜?韩非真要有这机会和能耐,何至于事到如今,事已至此?李斯真要是说了“非终为韩不为秦”,那他的《谏逐客书》,也就成了一页废纸,瞬间崩塌）而如果是后一种,那就得另当别论. 如果说韩非从韩国到秦国,是已下定决心,要投身秦帝国统一中国的伟大事业,加入到历史的洪流铁蹄,那韩非与李斯的矛盾,就顺理成章. 如果说一个人生下来,天生注定要做一件最符合自己的事,那最符合韩非的事就是：官场监工.韩非是天生的“官场猫头鹰”.那大大小小的官员小吏,就是“官场森林”里的“虫子”.终其一身,韩非都是以一种警惕、紧张、锐利、仇视的目光,紧盯官场.韩非似乎天生与官有仇,官位越高,仇意越浓. 李斯能不成为他的目标? 前面说过,韩非平生两大仇敌,一是“重人”、“擅臣”,二是纵横家.李斯的一生,就是走向“重人”的一生.如果韩非真把秦国视为“新祖国”,铁心为秦王尽忠效力,以他狐疑、尖锐、敏感的思想性格,跟李斯产生矛盾,就决不是难以理解的事（始皇乍崩,李斯稍一作姿态,旋即加入谋反集团.当然这是后话,不提）.何况,李斯的身上,还背负着纵横家的影子.还记得《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那句：“李斯、姚贾害之”,从上下文的语气看,这句话是李斯、姚贾置韩非于死地的起因.“害之”,既可直接解释为：陷害他,谋害他,也可能包含着“以之为害”的意思,——这家伙实在太碍事了.——官场冲撞,利益往往是真正的触动因.以韩非的国家君主思想,以李斯、姚贾的身份背景与处境,以韩非的偏激、极端思想、心理、性格,矛盾、冲突,不在今天爆发,就在明天爆发；不在上午爆发,就在下午爆发.只不过是爆发的时间问题,方式问题. 秦王与韩非的关系,在人们的印象中,总有点暧昧的味道.爱得奇特而凶猛,死得蹊跷而遗憾.但若拨开浮云,其实一切也都符合逻辑.这一点,可以从韩非之后,中国社会数次重演的同构版本中,悟出此道.韩非与秦王,无疑是韩非之死的重头戏,有兴趣者参阅拙作《韩非死于秦王的第三种猜想》. 最后,说说韩非的自杀倾向. 韩非的自杀倾向,用一句话说,就是：明知是个死,偏向死中行. 《韩非子》全书,若按涉及人群划分,可分为五类：君主、官员、民人、知识分子、法术之士.五类之中,除君主外,其余四类,互有交叉、交融,但分类的界限,是存在的.韩非属不属于法术之士,韩非自己,没有像“我是共产党员”那样,明确说过；但韩非在《问田》中,正面回答堂溪公,“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透过此言,假如说韩非对于法术之士,正像鲁迅晚年在那封《答托洛斯基》信中所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一样,视己为其中一员,应当不是什么牵强、穿凿之论（司马迁《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的那段话,也应视为此意） 因此,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的议论,也就可视为韩非自己的某种心声吐露,尤其是韩非对于法术之士生死处境的动情描述. “是以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故资必不胜而势不两存,法术之士焉得不危?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是明法术而逆主上者,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矣.”（《韩非子孤愤》） 不僇于吏诛,必死于私剑. 十分肯定,毫不含糊. 《和氏》一文,更明确指出,法术之士,必死的原因,即法术之士所得罪的三个对象： “则法术之士乃群臣士民之所祸也.人主非能倍大臣之议,越民萌之诽,独周乎道言也,则法术之士虽至死亡,道必不论矣.” “二子（吴起、商鞅）之言也已当矣,然而枝解吴起而车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 “群臣士民之所祸也”,“大臣苦法”、“细民恶治”,这说法不管客观属实,臣与民,已是对头；再加上“明法术而逆主上者”、“又将以法术之言矫人主阿辟之心,是与人主相反也.……以反主意（反人主之意）与同好恶争,其数不胜也；”（《孤愤》） 对立一面,官、民、君三者,尽在其中. 一个社会,除了官、民、君,还有谁? 这么一种“全民公敌”、“无党孤特”（《孤愤》）的濒危处境,韩非在《奸劫弑臣》中,将其概述为“处非道之位,被众口之谮,溺于当世之言,而欲当严天子而求安,几不亦难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至死而不显于世者也”,已算好的结局,真正的要害,在“求安,几不欲难哉!”.逆世而行,千夫所指,唾沫星儿如百八十条消防水柱,还得加上一个动辄翻脸、一怒即杀的“严天子”,可不是“求安,几不欲难哉!”么? 韩非们即使不死,也早已断绝了活路,——终将走向死路. 所以,当堂溪公言之谆谆地告诫韩非：“臣闻服礼辞让,全之术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术,设度数,臣窃以为危於身而殆於躯.何以效之?所闻先生术曰：“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彊,二子之言已当矣,然而吴起支解而商君车裂者,不逢世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祸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韩非的回答,却显得义正词严,直率而不够礼貌（俩人之间,可能存有年龄差距）：“臣明先生之言矣.夫治天下之柄,齐民萌之度,甚未易处也.然所以废先王之教,而行贱臣之所取者,窃以为立法术,设度数,所以利民萌便众庶之道也.故不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必思以齐民萌之资利者,仁智之行也.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臣不忍乡贪鄙之为,不敢伤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先王（当为先生）有幸臣之意,然有大伤臣之实.” 韩非认为,堂溪公虽是一番好意,但不了解自己,误解了自己,甚至,伤害了自己.同时,“惮乱主闇上之患祸,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身而不见民萌之资利者,贪鄙之为也.”之句表明,韩非早已下定了向死而行的决心,做好了向死而行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