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是怎样出现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相关资料: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影响与作用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要维持统治，维持社会的安定，首先要统治百姓的精神，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思想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为符合统治者的要求。要百姓安于听命，遵守条条框框。所以也可以说因为儒家正好顺应了君权的要求，所以被加倍推崇，促进统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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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维持统治，维持社会的安定，首先要统治百姓的精神，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儒家思想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最为符合统治者的要求。要百姓安于听命，遵守条条框框。所以也可以说因为儒家正好顺应了君权的要求，所以被加倍推崇，促进统治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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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由于战国及秦初时“言论自由”的传统，各个门派相继出现，有了百家一说，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崇尚法家，并由统一六国开始，法家开始独大，但秦王朝短命，随着汉的兴起，百家复苏，武帝为了借用儒术里“忠君”等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就和封建统治阶级携手并进，统治中国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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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初，由于战国及秦初时“言论自由”的传统，各个门派相继出现，有了百家一说，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崇尚法家，并由统一六国开始，法家开始独大，但秦王朝短命，随着汉的兴起，百家复苏，武帝为了借用儒术里“忠君”等思想巩固自己的统治，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就和封建统治阶级携手并进，统治中国两千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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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屏弃儒家一些思想，选择更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思想为己用．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相关资料: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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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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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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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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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影响与作用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附:儒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以孔丘为创始者的儒家法律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以等级为基础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主张“礼治”和“德治”，也就是“人治”。儒家人治论的要旨在于：圣贤决定礼法；身正则令行；法先王，顺人情。儒家在礼与法的关系上强调礼治，在德与法的关系中强调德治，在人与法的关系中强调人治[1]。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极，后世无非是对它进行修修补补，它独霸中国二千余年。封建思想实质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现实社会中影响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生活，并及于法律等各个层面。物极必反，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单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那就是专制。历史证明，人治和专制是一脉相承的。要建立现代司法理念，这种本土环境法律思想的人治化，与强调以制度、规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的法治观是格格不入的。儒家思想是建立现代司法理念的最主要的思想障碍。那就是法治观念先天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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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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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刘彻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秦汉之际，遭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政策摧残的儒家逐渐抬头。陈胜、吴广起义后，有些儒生参加了反秦斗争，如孔子后裔孔甲一度为陈胜的博士。西汉初年，著名儒生叔孙通被任为太常，协助汉高祖刘邦制订礼仪。惠帝四年（前191）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由于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统治阶级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恢复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当时，五经博士仅为具官待问，在政治上并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两家在政治、思想上的斗争相当激烈。
武帝即位时，社会经济已得到很大的恢复和发展。武帝依靠文、景两代积累的财富，大事兴作。与此同时，随着地主阶级及其国家力量的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也逐渐加重，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因此，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而居于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还荐举儒生
■图
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权势颇重的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者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元朔五年（前124），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为博士官置弟子员五十人，根据成绩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吏有通一艺者则选拔担任重要职务。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治狱官吏张汤、杜周，迎合汉武帝的需要，也主张以《春秋》决狱，用儒术附会粉饰法律。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有其时代特点。他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影响颇为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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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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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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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于元光元年（前134年）提出.
相关资料: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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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适应恢复社会经济，倡导黄老“清静无为”的治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对内要强化皇权，对外由妥协转为扩张，在这个大有所为的时候，黄老的政治主张已失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指导作用。
汉武帝做太子时候的少傅就是申公弟子王臧，因此在即位前就接受了儒家思想。即位后，诏令丞相、御史、列侯及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罗致儒生对策查问。中间由于窦太后干涉，他不得不暂时罢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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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期适应恢复社会经济，倡导黄老“清静无为”的治术。到了汉武帝时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对内要强化皇权，对外由妥协转为扩张，在这个大有所为的时候，黄老的政治主张已失去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指导作用。
汉武帝做太子时候的少傅就是申公弟子王臧，因此在即位前就接受了儒家思想。即位后，诏令丞相、御史、列侯及诸侯相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罗致儒生对策查问。中间由于窦太后干涉，他不得不暂时罢斥儒者。窦太后死后，汉武帝遂诏令“贤良”对策，阐扬儒家学说，提拔儒生，以议定治国大计。在诸贤良对策中，以董仲舒的议论最能切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因而为汉武帝所重视。
董仲舒依据儒家的传统学说并杂糅了阴阳五行和法家的思想形成了带有神学性质的新儒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思想实质在于：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永恒存在制造理论依据，构成一套较为完整的旨在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是一个治春秋公羊传的儒家学者，在贤良对策中，他以大一统思想来附会解释春秋，说孔子做春秋就是主张大一统的，他认为全国政权应“一统天下”，统一集权的政治制度乃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即永恒不灭的真理。并且根据公羊传所说的“诸侯不得专地”，“大夫不得专势”的原则，反对当时诸侯王的割据和地方上豪强的专横。并且，提出“王者无外说”，为汉武帝向外扩张提供了依据。至于如何完成中央集权制度，他认为不仅要大力推行削弱地方割据实力的政策，而且需要统一思想的确立，树立起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地主阶级思想体系。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建议。理由是：“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旨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启道，勿使并进。邪僻之说灭，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提出的这个大一统思想的主张，既合乎汉武帝的口味，也合乎时代的需要，随即被采纳成为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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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提出的.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汉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全部展开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实行的封建思想统治政策。
汉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
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
汉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
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
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
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
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
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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