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派遣遣唐使

日本为什么派遣遣唐使
日本为什么派遣遣唐使

日本为什么派遣遣唐使
在中/日两国2000多年的交往史中,双方曾发生过几次直接军事对抗.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今韩国西南部的锦江地区)海战,是中日之间的第一次正式交锋.正是这次战争,影响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改变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关系格局.
　　公元4世纪,朝鲜半岛形成高句丽、百济、新罗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百济因受到高句丽和新罗的威胁,想借日本之力进行对抗.日本则企图利用这种形势,在朝鲜半岛建立自己的统治势力.4世纪60年代,日本大和(奈良)朝廷出兵侵略新罗,征服弁韩之地(今韩国庆尚南道),设“日本府”进行统治.百济由此成为日本的朝贡国.4世纪末,随着日本国土统一、国力增强,大和朝廷又多次入侵朝鲜半岛.
　　公元594年,高句丽、百济、新罗开始向隋朝朝贡.日本也于600年向隋朝派遣使节.622年,唐朝与高句丽、百济、新罗建立册封关系.7世纪中叶,朝鲜半岛纷争升级.655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合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朝求援.660年,唐高宗派大将率水陆联军13万前往救援,大败百济,俘获其国王.同年九十月间,百济遗臣两次遣使日本朝廷,请求援助,并要求送还在日本作人质的丰璋王子.大化改新后的日本,开始由农奴制向封建制转化.为了转移国内守旧势力的锋芒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扩大在朝鲜半岛的影响,日本借机出兵朝鲜半岛.于是,朝鲜半岛的纠纷扩大为东亚地区的国际争端.
　　661年正月(农历,下同),日本齐明女皇和中大兄皇子(后来的天智天皇,668年即位)亲赴九州,欲统兵渡海西征,但齐明女皇因旅途劳顿,于当年七月病死,出征计划被迫推迟.八月,中大兄皇子监国,令先遣部队及辎重渡海.九月,5000日军护送百济丰璋王子归国即位.662年正月,日本向百济赠送大批物资.同年五月,日本将军率舟师170艘增援.日本本土则“修缮兵甲、各具船舶、储设军粮”,随时准备渡海作战.663年三月,日本又增兵2.7万人,唐朝也任命右威卫将军孙仁师为熊津道行军总管,统舟7000进驻熊津城(今韩国公州).五六月间,百济君臣之间发生严重内讧,实力锐减.唐军与新罗军队趁机调兵遣将,于八月十三日包围了百济王所在的周留城(今韩国扶安).至此,惨烈的白村江海战拉开序幕.
　　663年八月十七日,唐将刘仁愿、孙仁师与新罗王率陆军团团围住周留城.唐将刘仁轨、杜爽与百济降将扶余隆则带领战船170艘列阵白村江口.八月二十七日,日本援军万余人,分乘战船千艘,与唐朝水军不期而遇.《三国史记》中描述道：“此时倭国船兵,来助百济.倭船千艘,停在白沙.百济精骑,岸上守船.新罗骁骑,为汉前锋,先破岸阵.”翌日,日军诸将与百济王商讨对策.他们依仗兵力优势,妄言“我等争先,彼应自退”,遂未加整顿部署,便“率乱伍中军之卒,进打大唐坚阵之军”.结果,唐军“左右夹船绕战”,巧施包抄合击之术,致使日军“赴水溺死者众,舻舳不得回旋”.《旧唐书·刘仁轨传》史载：“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战后,百济丰璋王逃亡高句丽,残军尽皆投降,百济复国化为泡影.
　　一战决定东亚格局
　　白村江战役,基本上决定了当时东亚地区的政治格局.百济灭亡后,667年,唐朝和新罗联军乘机进攻,翌年攻陷平壤,存在705年之久的高句丽灭亡.
　　白村江之战,促使日本退守本土,九百余年(至1592年丰臣秀吉侵略朝鲜)间未敢再大规模入侵朝鲜半岛.白村江战败后,日本中大兄皇子深恐唐朝与新罗军队进攻日本本土,于是从664年起,花费巨资,先后构建了四道防线.其中,日本在九州的太宰府建“水城”.它实际上是一座用于防御的土坝,坝长1.2公里,底部宽80米,高十几米,外侧是一条5米深的水沟.为了保险,667年,日本将都城从飞鸟迁至近江大津宫.然而,唐朝和新罗的军队并没有乘胜进军日本本土.
　　白村江的战败,也加深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人民群众对沉重的战争负担深为不满,守旧势力趁机向革新派施加压力.在守旧势力的攻势下,天智天皇一方面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另一方面颁布法典,编制户籍,积极致力于内治,为奈良时代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白村江海战,是日本与唐朝的一次直接较量,它确立了唐朝在东亚地区的中心地位.面对强盛的大唐帝国,战争的惨痛教训,促使天智天皇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对外政策.于是,日本及时修正对外政策,恢复了与唐朝的国交,开始积极选派遣唐使,全方位地学习唐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在白村江战役之前,日本已经派遣过4次遣唐使.但史实证明,白村江战役后,日本派出遣唐使的频率、使团规模和影响力都远远超过战争之前.最具典型意义的第7次至第10次(669-733年)遣唐使,使团规模较大,一般为4条船,五六百人,约是战前的两三倍.这一时期中日间的文化和经济交流也最为兴盛,彪炳史册者很多.遣唐使作为日本朝廷派遣的国使,政治上发展与唐朝的睦邻关系,经济上交换宫廷贵族需求的珍贵物产,文化上积极吸取唐代丰富的典章制度,他们推动日本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