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解释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解释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解释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开始,他们结诗社,首推谢榛为长,后以李攀龙为领袖,李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达20几年.李攀龙复古观点最执固,但创作上富于才力,时有雄迈之作.谢榛的文学主张较开明,重视诗作中的"超悟"、"兴趣",擅长诗歌,最富于个性.王世贞晚年放弃复古,肯定直写性灵,不求藻饰,诗富于才情,能达平淡之境.梁有誉摹拟之病较少,诗有南国情调,谢榛外,最富独立性.宗臣长于散文,《报刘一丈书》名动一时.徐中行爽健苍劲,吴国伦恳切朴实.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唐宋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是公安派的领袖.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袁宏道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北公安,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 “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竟陵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前七子后七子
明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为代表；
后七子是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以李、王为代表。他们相同的是提倡复古拟古，师唐废宋。
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反对充斥文坛的台阁体、八股文、理气诗，主张廓清萎靡不振、陈陈相因的诗风。在当时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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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子后七子
明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为代表；
后七子是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以李、王为代表。他们相同的是提倡复古拟古，师唐废宋。
前七子强调文章学习秦汉，古诗推崇汉魏，近体宗法盛唐，反对充斥文坛的台阁体、八股文、理气诗，主张廓清萎靡不振、陈陈相因的诗风。在当时有进步意义。前七子多在政治上敢与权臣、宦官作斗争。尽管诗文创作成就不等，但均有一些面对现实、揭露黑暗的作品。
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承接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思想。而比起前七子，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在这一方面，作为后七子复古理论集大成者的王世贞（1526—1590）显得更为突出。他提出：“思即才之用，调即思之境，格即调之界。”（《艺苑卮言》一）进一步结合才思来谈格调。他还主张诗与文的创作都要重视“法”的准则，而“法”落实到具体作品的辞采、句法、结构上都有具体的讲究。
唐宋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宗道、宏道、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3点：①反对剿袭 ，主张通变 。他们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应冲破一切束缚文学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 ，则不下笔。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给民歌和通俗小说以高度评价，甚至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所作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诗文所作多为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创作题材不够宽广，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竟陵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派”、“公安派”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派”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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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七子
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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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七子
明初制定并推行的八股文考试制度，这时日益成熟、定型；程、朱的理学教条，通过八股文考试成为独尊的统治思想：它们形成一种有力的精神上的连锁，牢固地束缚着文士们的思想，严重地阻碍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三杨的\"台阁体\"文风依然弥漫一时。这样在哲学思想上就出现了王阳明的心学运动，在文学上出现了\"前七子\"复古运动。它们同时并起，显然要冲破程朱理学教条、八股文和台阁体文风的统治地位，使哲学思想和文学更有效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
嘉靖、万历间，外患更甚，社会矛盾进一步复杂尖锐化，明王朝的统治日益腐败不堪。在文学上又出现了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再一次发起复古运动，重复着\"前七子\"的错误道路。
唐宋派
嘉靖间,继承南宋以来推尊韩柳欧曾王苏古文的既成传统,作为前后七子的反对派而出现的,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因为他们更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所以被称为“唐宋派”。
公安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后，文坛即为前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未能矫正其流弊。其后李贽、徐渭等有识之士相继对复古派提出批评，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而给复古拟古派最有力打击的则是公安派。
宗道、宏道、中道被称为公安三袁。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3点：①反对剿袭 ，主张通变 。他们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的倾向，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应冲破一切束缚文学创作的藩篱。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 ，则不下笔。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并给民歌和通俗小说以高度评价，甚至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积极作用。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所作游记、尺牍、小品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诗文所作多为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创作题材不够宽广，因而他们的创作实践未能达到其文学主张的理论高度。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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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

全部展开

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开始，他们结诗社，首推谢榛为长，后以李攀龙为领袖，李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达20几年。李攀龙复古观点最执固，但创作上富于才力，时有雄迈之作。谢榛的文学主张较开明，重视诗作中的"超悟"、"兴趣"，擅长诗歌，最富于个性。王世贞晚年放弃复古，肯定直写性灵，不求藻饰，诗富于才情，能达平淡之境。梁有誉摹拟之病较少，诗有南国情调，谢榛外，最富独立性。宗臣长于散文，《报刘一丈书》名动一时。徐中行爽健苍劲，吴国伦恳切朴实。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唐宋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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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陵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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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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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开始，他们结诗社，首推谢榛为长，后以李攀龙为领袖，李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达20几年。李攀龙复古观点最执固，但创作上富于才力，时有雄迈之作。谢榛的文学主张较开明，重视诗作中的"超悟"、"兴趣"，擅长诗歌，最富于个性。王世贞晚年放弃复古，肯定直写性灵，不求藻饰，诗富于才情，能达平淡之境。梁有誉摹拟之病较少，诗有南国情调，谢榛外，最富独立性。宗臣长于散文，《报刘一丈书》名动一时。徐中行爽健苍劲，吴国伦恳切朴实。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唐宋派
中国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
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是公安派的领袖。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袁宏道
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北公安，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反对剿袭，主张通变。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 “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竟陵派
明代后期文学流派。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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