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比较著名的事例最好多一点

文字狱比较著名的事例最好多一点
文字狱比较著名的事例
最好多一点

文字狱比较著名的事例最好多一点
苏轼的乌台诗案；
刘禹锡的《玄都观》被贬；
庄铤垅的明史案
焚书坑儒
胡X藻的一把心肠论浊清案

明史案。

焚书坑儒
康乾盛世中的许多事例

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

清朝吕良一案

焚书坑儒
明史案
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一把心肠论浊清
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
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

由清代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说开去楼主
最近看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里面摘引清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中的一段话，觉得有点意思，摘录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比岁兵兴东南海隅，忧患日出，士大夫习享承平，仓皇迷闷，欲访寻曩碟以为前事之师，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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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清代禁毁书籍的丰功伟绩说开去楼主
最近看谢国桢著《明末清初的学风》，里面摘引清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中的一段话，觉得有点意思，摘录出来让大家一起看看
“自朝廷开四库全书馆，天下秘书稍稍出见，而书禁亦严，告讦频起，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比岁兵兴东南海隅，忧患日出，士大夫习享承平，仓皇迷闷，欲访寻曩碟以为前事之师，而书之有者无几。呜呼！……”
我常听见有人为清朝文化专制辩护说，前有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有文化大革命，所以满清也并不特别值得谴责，甚至无足道。其实这是不确的。
第一，从维持的时间来说，满清的文字狱，对文化严厉摧残百年有余，这一点，无论焚书坑儒还是文革都不能与之相比，一长一短，后果便有本质的区别。
第二，从压制的规模广度程度上说，也有差异。
记得鲁迅曾经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为秦始皇叫过屈，说秦始皇虽然烧书，但技术科学方面的书籍是保留的，而且也有容纳博采别国思想的气量，所针对的仅仅是一披泥古不化的儒生和骗人的方士而已，所以和德国纳粹的焚书是有本质区别。
至于文革，把某某书批判成毒草倒是有之，把某某书籍彻底从地球上消灭禁绝。或者任意篡改的想法，却是从来没有，相反有些自信的可爱，一定要被批判的书作为毒草标本靶子来加以攻击的，如果靶子没有了，那还怎么攻击，怎么批判呢？
清朝的禁书就不是这样。我买了一本《清代禁书总述》，我大略翻了一翻，看看里面列出的书籍真是五花八门，蔚为大观，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那就实在不知道清朝的统治者肚子里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凡是涉及明朝，比如明人的文集，明人的诗集，明代的历史，明代人物传记，被禁毁也不算出奇，但是许多明明是为满清歌功颂德拍马奉承的书比如什么《大清典礼》《大清天定运数》，还有乾隆的爹雍正的作品《大义觉迷录》以及曾祖父顺治的作品也在禁毁之列，那就让人啼笑皆非了。更离奇的还是甚至连明人选编或者写过评注的一些唐诗选集都在禁毁之列，比如《杜工部集筏注》《杜工部诗集》《杜工部诗集辑注》《杜诗详注》都在名单上。敏感程度似乎已经有些神经器质性病变的征兆了。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妨摘取几个字，看看以这几个字开头的，有哪些书是被满清禁毁的。
先看个“经”字，禁毁名单有《经锄堂集》《经话甲编》《经济考》《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史辨略》《经史辩体》《经史镜》《经史提纲》《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文新编》《经世文新编序》《经世要略》《经武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
这些书被禁毁的原因，有些我也看不太明白，比如《经锄堂集》介绍里说是清叶奕苞纂写，而这个叶奕苞“博雅，擅诗歌，能画，康熙年间荐试鸿博，有《金石补录》等著作”，从这个介绍来看，似乎应该是清庭的一个好奴才，好帮闲，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这本书“被列入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之中”，莫名其妙。
至于《经济考》则被禁的原因都没有介绍，就交代说是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
《经济类考约编》则总算交代了被禁的原因，“此书因‘内有龚定孳序’，而为安徽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奏准禁毁”。我孤陋寡闻，不知道这个龚定孳是谁？他做了一个序，一本书就被禁毁。
《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全都是明朝的人写的书，对于谈明色变的满清来说，这些书被禁毁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再看看“军”字打头的，这个比较少，只有三本，两本是同名的书，都叫《军器图说》，另一本是《军中遗稿》，都是明代人的作品。第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万历年间的进士毕懋康撰写的，根据介绍，这本书“罗列各种火器，图文并茂，叙说军器之制造，使用与威力。书中云：‘夷虏所最畏于中国者，火器也’。此书为江苏巡抚闵鄂元奏缴，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奏准禁毁”。另一本《军器图说》是明代朱铮撰写，被收入《索引式的禁书总录》全毁书目内
我们最后不妨再选一个有代表性的字“明”，以这个字打头的禁毁书籍太多，故只列名单。下面就是了：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明一统志》《（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我数了一下，光是以“明”字打头的被满清禁毁的书籍就接近一百五十种。
因为好奇去看了《明宣宗宝训》禁毁情况的介绍，摘录如下“乾隆四十八年九月，检查红本办应销毁书籍总档载，此书‘系宣德宝训，查从前明代实录宝训已经奏明销毁，此册仍应销毁’”
《明杂录（佚名）》的情况似乎更有趣味，这本书的作者是清朝人，自己在书的序里就已经战战兢兢的说“后编所载之事皆出自……等书，并不敢妄增一字，第未经本朝颁定，似乎未可尽信。兹姑仍其旧说约略成篇，以自附于蒙瞽之义也，待史馆告成，此册竟作覆瓿可也”。也就是说作者编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已经低三下四的承认因为没有经过清朝的颁定，所以不能尽信，等到史馆告成，这本书就可以象破碗一样扔掉了。
清廷的统治者也终于没有辜负这个作者的期望，这本书“为两江总督萨载奏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四月二十六日奏准禁毁”
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就是被禁毁的关于明朝书籍的全部，去看以“皇”字打头的禁毁的书籍，几乎全部都是以“皇明”开头的书：《皇明……》，从《皇明从信录》一直到《皇明奏疏类抄》又是几十种书，清廷的统治者对“明”字的敏感和畏惧真是到了神经质和歇斯底里的程度。在书名中直接出现“明”字的禁毁书籍有这么多，至于名字当中没有“明”，而内容和明有关的禁毁书籍就更是不知其数了，比如《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还有以“甲申”开头的一系列书也都在禁毁之列。还有《朝鲜征倭纪略》讲述的大抵是明朝抗倭援朝的事情，和满清并没有直接关系，结果还是被禁毁。“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九月，检查红本处应销毁书籍总档续办第六次应毁书目中列入此书”。
不过看了开头摘引的王芑孙《洴澼百金方》序的话，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列出来的禁毁书籍名单还只是被满清统治下被消灭的书籍中的一小部分，是冰山一角。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幸运的一小部分，因为这些书毕竟都留下了名字，尽管有很大部分的禁毁书籍彻底消失灭绝，但还有一部分是逃过了满清罗网，甚至因为在名单之上，反而被刻意搜求保存，留存至今。相比之下，倒是更大部分的书籍干脆名字都没有留下，就直接在清廷制造的这种恐怖气氛下，被藏书者安全起见而销毁了，就如王芑孙所说的这种情况“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
“拉杂烧之”就是这些书的命运了！
少数书籍，比如《天工开物》，不在满清禁毁书籍的名单之中，经过满清两百多年的统治，几乎从中国土地上彻底消失，最后却从外国如日本法国的图书馆中找了回来，这是很幸运的。更大部分的书，恐怕就没有这么运气。
满清治下藏书者这种“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随便拿乾隆制造的百多起文字狱中的一个作为例子，就能明白清朝文字狱究竟恐怖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恐怖气氛下，不管三七二十一先自己把书烧了似乎是最明智的选择了
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江苏震泽县卓汝谐告发卓连之、卓培之收藏祖父卓铨能著的《忆鸣诗集》中有悖逆词句，于是清廷爪牙就到两人家中抄检，《忆鸣诗集》并没有抄检到（估计这两人看见有人告发，就赶紧把书烧掉了，以为把书烧掉就总没有事情了，可惜是天真的一相情愿），抄检到三本《高樟阁诗集》，这是两人的曾祖父卓长龄所著的诗集，里面查到有一句诗“可知草莽头垂泪，尽是诗书未死心”。结果就罪名落实，被指为“一家之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覆载所不容，阅之实堪发指”（也不知道乾隆和他的爪牙所谓的天良天理是什么，是汉人被他们入关的祖先屠杀了，残害了，还要歌功颂德感恩戴德感激涕零口无怨言么？他们的屠杀蹂躏或许在他们心里已经成为施与被屠杀者被残害者身上天大的恩德，如今不知报恩，反而要痛心垂泪，那自然是丧尽天良，灭绝天理了）。罪名既然已经落实，那么剩下的就是判决了，怎么判决的呢？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一个本来活的停滋润的家族，仅仅因为收藏了曾祖父和祖父的诗集，结果就导致了家破人亡，凌迟的凌迟，斩首的斩首，为奴的为奴的下场，的确是令人不寒而栗。如果不是满清自己的档案把自己凶虐残暴到顶点的作为记录下来，谁又能相信这是事实？设想一下如果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不是生活在明代而是生活在满清统治下，光凭他书中的一句“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光凭他对车迟国国王好道教而失德讽刺当朝皇帝，就足够他凌迟一百次了，不光他自己凌迟，他的家人，他的子孙都要被斩首。幸亏吴承恩是活在明代。
但我们也不能不叹服清廷这种极端高压残暴黑暗严密的恐怖统治也确实是收到了奇效。不仅历史被他们尽情掩盖篡改歪曲，制造了百多起类似文字狱，屠杀平民数量级在千万以上的清朝皇帝（特别是康熙乾隆两位）竟然被吹捧成为圣慈无比的仁君明主，甚至清亡之后将近百年，还有人对这种盛世明君的谎言深信不疑。
我一直以为从来没有哪一个政权能够象满清一样把恐怖的威力发挥的如此淋漓尽致，推到如此极端如此疯狂但又如此成功的地步。
对清廷来说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得不得民心的问题，他们有把所有人都彻底屠杀的决心和勇气，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残暴，反抗意志再坚决的人，最后除了屈服认输似乎也没有别的出路。他们要的就是所有人都大气不敢出一口，除了颂圣，就不敢发出别的声音的效果。当屠刀淫威下强迫的颂圣成了惯性的时候，慈君圣主的形象也就被牢固树立起来了，所谓康乾盛世的存在也就无可质疑！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是真理，更何况这谎言重复了不止一千遍，而是在屠刀的淫威下全国上下上亿人口重复了一百多年。如果不是外来更强大的暴力打碎了满清刻意制造的盛世谎言，露出了蒙在歌功颂德外皮下面的真相，那恐怕所谓康乾盛世还会变成康乾嘉道盛世，这恐怕也不会令人意外。
制造文字狱，焚书禁书是满清为征服人心而采取的措施。探究其源，其实这和满清从一入关开始就以不断屠城屠杀无辜平民来作为征服土地镇压反抗的手段，是一脉相承的
说起来屠城本来是满清向蒙元学的手段，但就凶残程度而言，实在是把这个手段发挥的更淋漓更透彻。蒙古人屠城的时候，至少还是保留工匠不杀，而满清却不然，只要稍遇反抗，就必定把满城无辜百姓屠杀干净而后满意，才不管什么工匠不工匠。所以如果蒙古遇到满清，那也是只能自叹不如的
在顾诚先生所作的《南明史》中是这样说的“清廷统治者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多尔衮，都以凶悍残忍著称于史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句话对他们不完全适用，因为他们的做法通常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就是说一遇抵抗，破城得地之后不分军民，不论参与抵抗或未参与抵抗，通通屠杀或掠取为奴婢。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屠戮汉民，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连经历了文字狱闹得最厉害的乾隆时期的御用文人纪盷也在《阅微草堂笔记》里透露了他一家在清军屠刀下的遭遇。多尔衮进关之初，为了取得汉族官绅的支持曾经一度有所收敛。从顺治二年四月遣兵南下开始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杀戮立威，演出了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屠城悲剧。‘扬州十日’、‘嘉定屠城’因为有专书记载为人们所熟知。此外像1649年（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平定大同总兵姜镶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平南王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充分暴露了满洲贵族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
就以扬州十日而言，这可以说满清刻意制造出来的一个屠杀标本范例！从《南明史》的记载，史可法实际上并没有对满清作出任何有效的抵抗，清军才一攻城，第二天扬州就陷落，史可法等于事实上投降，做了一点姿态，半推半就把这座城池拱手让给清军，只不过最后自己一死了之，算是心安理得，觉得名节无亏（以我一向的观点就是史可法是一个误国败类）。然而满清为了树立屠杀范本，震慑江南人民，依然毫不手软的进行，杀掉足足八十万人（这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根据《扬州十日记》的作者所说，这八十万仅仅是焚尸本上的记录，还有许多自杀的，自焚的，零落死在别处，尸体没有下落的更难以统计了）。
明末吴嘉纪有一首诗《过兵行》，描写了扬州浩劫以后的惨状：“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
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掾屋。
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
东郊踏死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
鼓角声闻魂欲死，谁能去见管兵人。
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
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
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
满清这种把凶残推到极致的屠杀，也确实收到了他们所想要收到的效果。现在的人不是常常在问，为什么满清十几万的军队能够征服上亿人口的明朝中国呢？原因当然很多，但满清这种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屠城政策，却绝对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这种残暴到极点政策下，任何想反抗满清暴行和黑暗统治的人就不得不三思而行，他自己可以不怕死，甚至他自己的家人，他也可以不顾惜，但如果是一城的人，一整个地区的人，几十万的人，乃至几百万的人的性命，他还能不考虑不顾忌吗？
越是有决心有勇气反抗满清暴行的人，就越是正直高尚的人，越是正直高尚的人，就越不能不考虑众多无辜百姓的生命。满清的屠城政策等于把所有无辜百姓作为人质，来要挟所有敢于反抗他们的人放弃反抗，屈服顺从。对满清统治者，他们杀戮的是异族，杀的再多也不顾惜，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私欲野心，就算把所有汉人全部屠杀光，他们也会去做的。而对于反抗满清暴行的人来说，他们又怎么能置这片土地上同胞的生命于不顾呢？
可以想见，面对满清这样一个残暴到非人程度的政权，那些一向真诚信奉仁义传统的明朝士大夫知识分子，确实有一种手足无措，无从下手的感觉。可以想见有多少视死如归铁骨铮铮的明朝志士，却不得不咬碎钢牙，饮恨吞声，老死山林。世间最悲惨最痛苦的事情，大约就莫过于此了。当然还是有那些铁骨中的铁骨，好汉中的好汉，依旧站出来反抗满清的残暴统治，他们是完全正确的！人的尊严高于一切，在满清屠刀的淫威下低头是比人民被满清屠杀干净更为可怕更为糟糕的结果。没有任何人能用自己的性命做要挟去要求别人放弃尊严去当奴才当顺民，更不必说用他人的性命了。
也正因为有这些人我们才能看见在满清屠刀肆虐的中国南方，依然有一波接一波对满清暴行的反抗，才能看见阎应元，张煌言，李定国，夏完淳这些光芒四射的名字，才知道什么是中国民族的脊梁。但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所以最终的结局还是脊梁被打断，文明陷入野蛮和黑暗之中，而这野蛮和黑暗又由于其登峰造极的程度，却反而被粉饰和美化成光明盛世
满清的残暴是成功了，而且是惊人的成功。这种残暴是在“良性循环”中不断得到加剧，不断增强。由残暴得到成功，于是变本加厉的残暴，得到更大的成功，乃至这种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的残暴可以作为满清的一个优良传统，由清初入关的屠城一直传承发扬到晚清的屠杀镇压太平天国。
在满清侵略明朝的一开始，那些投降清军的汉奸，还并不是很能够理解贯彻他们主子的意图的，杀俘屠城这种事情还似乎下不了手，在顾诚的《南明史》中引用了《清世祖实录》中这样一段记载“兵部以总兵官任珍阵获伪官兵四十九名，俱抚养不杀奏闻。得旨：凡平定地方降者抚之以示恩，抗者杀之以示惩。如此则人皆感恩畏死求生而来归矣。今平西王等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尔部其移咨平西王吴三桂、墨尔根侍卫李国翰知”
这段话说的很清楚了，在满清的统治者看来，“将阵获之人抚而不杀，……此事甚不合理”，怎么样才算合理呢？那当然是全部杀光才是合理的。他们的道德水准似乎还停留在将近两千年以前白起坑杀赵国战俘的时代，应该说是还不如！即便在那个时代，白起这样的行为都是受到严厉谴责，白起临死自杀都是把这件事情列为平生的亏心事。再看看满清三百年前的朱元璋，打仗之前，攻城略地之前几乎是三令五申，严禁滥杀无辜，严禁杀俘杀平民的。一向被某些人称作残暴的朱元璋是如此，怎么被吹成仁慈无比的清朝统治者评判合理与否的标准相反到这个程度呢？同样是人，难道满清统治者和朱元璋之间的差别比猿和人之间的差别还要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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