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张居正是哪个朝代的人物?张居正是哪朝代的?是正面人物吗?

请问张居正是哪个朝代的人物?张居正是哪朝代的?是正面人物吗?
请问张居正是哪个朝代的人物?
张居正是哪朝代的?是正面人物吗?

请问张居正是哪个朝代的人物?张居正是哪朝代的?是正面人物吗?
靖四年(1525年),当张居正在荆州府江陵县(今荆州市)的一位秀才的家里呱呱坠地的时候,其先祖的余荫对他早已不能关怀庇护,迎接他的只是曾祖父的一个白龟梦.梦中的月亮落在水瓮里,照得四周—片光明,然后一只白龟从水中悠悠地浮起来.曾祖父认定白龟就是这小曾孙,于是信口给他取了个乳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白圭的确聪颖过人,很小就成了荆州府远近闻名的神童.嘉靖十五年,十二岁的白圭报考生员,其机敏灵俐深得荆州知府李士翱的怜爱,他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替他改名为居正.这一年,居正补府学生.一年后,参加乡试,受到湖广巡抚顾璘的阻挠而落榜.但顾璘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希望对他多加磨砺,以成大器.三年后,才高气傲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顾璘对他十分赏识,曾对别人说“此子将相才也”,并解下犀带赠予居正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做颜渊,不要只做—个少年成名的举人.”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三岁的张居正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 庶吉士是一种见习官员,按例要在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后可赐编修.张居正入选庶吉士,教习中有内阁重臣徐阶.徐阶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明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丞相,设内阁,其职能相当于皇帝的秘书厅.首席内阁学士称首辅,实际上也就是宰相.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当时的内阁大学士只有夏言、严嵩二人,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结果是夏言为首辅,然后被严嵩进谗接着被杀,严嵩为内阁首辅. 对于内阁斗争,作为新科进士的张居正自然没发言权.但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为此,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一五)首陈“血气壅阏”之一病,继指“臃肿痿痹”之五病,系统阐述了他改革政治的主张.而这些自然没有引起明世宗和严嵩的重视.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张居正没再上过一次奏疏. 嘉靖三十三年,张居正借口请假养病,离开京师来到故乡江陵.休假三年中,他仍不忘国事,亲身接触农民.家境本就贫寒的居正,在乡间体会到了人民的辛劳、饥寒和痛苦.他在《荆州府题名记》(《张文忠公全集》卷九)中说：“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这一切不禁使他侧然心动,责任感让他重返政坛. 嘉靖三十六年,张居正仍回翰林院供职.这时的他在苦闷思索中渐已成熟,在政治的风浪中,他模仿老师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嘉靖四十三年,居正进宫右春坊右渝德兼国子监司业,深谋远虑的徐阶荐居正为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逾德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邸讲读就不是等闲之职了.在裕邸期间,“王甚货之,邸中中宫亦无不善居正者”(《明史．张居正传》).而国子监司业则掌握了很多将来可能进入官场的人,为张居正打开了人脉.四十五年,居正掌翰林院事. 这一年,世宗殁,裕王即位,是为明穆宗.张居正的机会来了.隆庆元年(1567年),他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放擢为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年张居正四十三岁,此时的他大概不会忘记自己十三岁写下的诗句“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三十年后,他终于在暗暗的较量中“直上尽头竿”了.
　　摄夷蛮骚乱,锄当路芝兰
　　入阁以后的张居正并没有为个人的升迁而自鸣得意.这时的明王朝,内则土地兼并,流民四散,草译祸起,国家帑藏空虚,用度匮乏；外则北方鞑靼进兵中原,制造“庚戌之变”,南方土司争权夺利,尤其岑猛叛乱,“两江震骇”,东南倭寇骚扰沿海,民不聊生.面对这些,张居正无法轻松. 而更使张居正感到担心的还是内阁内部日益白热化的政治斗争.自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他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但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大权.高拱当政期间,起用了一批人才,仕路稍清. 张居正曾是高拱知己,后发生嫌隙.高拱又和权宦冯保不和.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十多岁的神宗继位.高拱因自己口无遮拦触动太后神经,加之冯保扇鬼火,太后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这样,张居正就成了首辅,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 平心而论,徐阶和高拱都是十分能干的首辅,他们为巩固明王朝的统治作了不少具体和局部的努力,然而终因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改革弊政的才干与气魄,到张居正继任首辅时,明王朝仍然是危机重重.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小修小补已无法挽救明朗的覆亡,只有进行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才能使国家真正走出困境.早在隆庆二年八月,他托《陈六事疏》(《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六)中,从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个方面提出改革政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他批评空作王霸之辩的人“不知王霸之辩、义利之间在心不在迹”,而误认为“仁义之为王,富强之为霸”(《张文忠公全集》卷三一《答福建巡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而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巩固国防,整顿吏治. 还在隆庆年间,入阁不久的张居正在首辅徐阶和内阁重臣高拱的支持下,主持了固巩边防的工作. 隆庆四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居正闻悉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携妻比吉和乳母的丈夫阿力哥共十几人情求内附,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决策受降.鉴于此事非同小可,张居正写信,要崇古立刻把详情“密示”于他.原来,俺答的第三个儿子死时遗一小孩即把汉那吉,把汉那吉长大娶妻比吉,后爱上姑母之女三娘子并再娶.然而,身为外祖父的俺答也爱上了三娘子意据为己有.于是祖孙之间为一个小女子心中结怨,演出失恋青年离家投汉的一幕. 居正接到报告,再次写信给崇古,要其妥善安排把汉那吉,并派人通报俺答：“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张文忠公全集》卷二二《答鉴川策俺答之始》)然后,指授方略,要祟古、逢时奏疏皇上纳降.朝中很多人极力反对,认为敌情叵测．果然俺答的骑兵如黑云压城至北方边境.祟古早在居正授意之下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居正顺水推舟应俺答之求,礼送把双那吉回乡,俺答则把赵全等叛臣绑送明室. 把汉那吉穿着皇上官赐的大红丝袍回鞑靼帐幕.俺答见到非常感动,说以后不再侵犯大同,并决定请求封贡、互市,和明友好相处. 隆庆五年,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北部边防的巩固使张居正可以把注意转向国内问题.
　　以心奉尘刹,不求自身利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认识的.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张文忠公全集》卷二六《答应天巡抚宋阳山论均粮足民》),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这才使他的改革能够顺应历史的潮流,并受到广泛的欢迎.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张文忠公全集》卷三八《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而而夕奉行”(《明史．张居正传》).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十七名,河南二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二名,河南九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据万历五年户部统计全国的钱粮数目,岁入达435万余两,比隆庆时每岁所入(含折色、钱粮及盐课、赃赎事例等项银两在内)250余万两之数,增长了74％(《明通鉴》卷六七).财政收支相抵,尚结余85万余两,扭转了长期财政亏虚的状况.正如万历九年四月张居正自己所说的：“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张文忠公全集》卷四五)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人“古之理财者,汰浮溢而不骛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竞“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到万历二年,北边“三镇二岁之中,所费不过万余,而所省已百余万”.还通过减客兵,清粮糗的办法减少支出,“岁所省,儿得数十百万”.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目前支持已觉费力,脱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何以给之?”他要求神宗节省“一切无益之费”.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甚至因为害怕浪费灯烛,将万历安排在晚上的课程改到了白天. 对于自己的用度,张居正也是力戒奢华.纂修先皇实录,例得赐宴一次.张居正参加篆修穆宗实录,提出辞免赐宴.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免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里祝寿.万历八年,居正次弟张居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难得的治国之才.他早在内阁混斗、自己政治生命岌岌不保的时候,写过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他的确是做到了.
　　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 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在他看来,“夫天地生财止有此数,设法巧取,不能增多”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他指出：“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但也有一些地方官吏缩短弓步,溢额求功.如浙江海盐“水涯草堑,尽出虚弓,古冢荒塍,悉从实税.至于田连阡陌者,力足行贿,智足营奸,移东就西,假此托彼.甚则有未尝加弓之田,而图扇人役积尺积寸,皆营私窖.遂使数亩之家,出愈增而田愈窄焉.”然而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尽管张居正清丈田亩、平均赋税的做法被海瑞等人认为是下策,并不能真正解决民间赋税不均的问题.但从理财的角度看,清丈田亩对于朝廷比较全面准确地掌握全国的额田,增加财政收入起了积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不久推行“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创造了条件.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当时御史姚仁中曾上疏说：“顷行一条鞭法.……通将一省丁粮,均派一省徭役.……则徭役公平,而无不均之叹矣.”此后姚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 万历五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 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户科部给事中光懋说：“至嘉靖末年,创立条鞭,不分人户贫富,一例摊派；……然其法在江南犹有称其便者,而最不便于江北.如近日东阿知县白栋行之山东,人心惊惶,欲弃地产以避之.请敕有司,赋仍三等,差由户丁,并将白栋纪过劣处.”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东阿巡察,才知道光懋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拟旨答复：“法贵宜民,何分南北?各抚按悉心计议,因地所宜,听从民便,不许一例强行.白栋照旧策励供职.”又致书支持白栋的左都御史李世达：“条鞭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 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四百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并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主张.因此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十九年未得见面的老父文明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年),五十七岁的居正,终于劳累病倒.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新历7月9日）,居正病逝,舍弃了他十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十年来竭诚拥裁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已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 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居正的震主之威.据传,一日万历读书,念到“色勃如也”时,误将“勃”读成了“背”.突然听见身边一声大吼：“这个字应该读‘勃’!”居正这一声大吼,让万历真的有些“勃如”了.但碍于居正当权,没有发作.但从此,居正在万历心里便不是敬爱,而是敬畏了.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居正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开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而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