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老舍大概意思

我的母亲老舍大概意思
我的母亲老舍大概意思

我的母亲老舍大概意思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警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人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订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里,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的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嫩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实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铜活久以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如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他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他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他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为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于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母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过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竽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的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以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画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二十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说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圆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示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加重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掷千金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二十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二十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详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母亲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若不是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一）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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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母亲 胡适
我小时候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绉绉的。所以家乡老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麇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麇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老辈走过，见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 ，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句话，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的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博，钱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见了香炉便拿出去卖，捞着锡茶壶便拿出押。我母亲几次邀了本家长辈来，给他定下每月用费的数目。但他总不够用，到处都欠下烟债赌债。每年除夕我家中总有一大群讨债的，每人一盏灯笼，坐在大厅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厅的两排椅子上满满的都是灯笼和债主。我母亲走进走出，料理年夜饭，谢灶神，压岁钱等事，只当做不曾看见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门”了，我母亲才走后门出去，央一位邻居本家到我家来，每一家债户开发一点钱。做好做歹的，这一群讨债的才一个一个提着灯笼走出去。一会儿，大哥敲门回来了。我母亲从不骂他一句。并且因为是新年，她脸上从不露出一点怒色。这样的过年，我过了六七次。
大嫂是个最无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个能干而气量很窄小的人。他们常常闹意见，只因为我母亲的和气榜样，他们还不曾有公然相骂相打的事。她们闹气时，只是不说话，不答话，把脸放下来，叫人难看；二嫂生气时，脸色变青，更是怕人。她们对我母亲闹气时，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这一套，后来也渐渐懂得看人的脸色了。我渐渐明白，世间最可厌恶的事莫如一张生气的脸；世间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这比打骂还难受。
我母亲的气量大，性子好，又因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儿比我只小一岁，她的饮食衣服总是和我的一样。我和她有小争执，总是我吃亏，母亲总是责备我，要我事事让她。后来大嫂二嫂都生了儿子了，她们生气时便打骂孩子来出气，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话骂给别人听。我母亲只装做不听见。有时候，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或到左邻立大嫂家去坐一会，或走后门到后邻度嫂家去闲谈。她从不和两个嫂子吵一句嘴。
每个嫂子一生气，往往十天半个月不歇，天天走进走出，板着脸，咬着嘴，打骂小孩子出气。我母亲只忍耐着，到实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这一天的天明时，她便不起床，轻轻的哭一场。她不骂一个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来照管她。她先哭时，声音很低，渐渐哭出声来。我醒了起来劝她，她不肯住。这时候，我总听得见前堂（二嫂住前堂东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门开了，一个嫂子走出房向厨房走去。不多一会，那位嫂子来敲我们的房门了。我开了房门，她走进来，捧着一碗热茶，送到我母亲床前，劝她止哭，请她喝口热茶。我母亲慢慢停住哭声，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着劝一会，才退出去。没有一句话提到什么人，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这十天半个月来的气脸，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进来的嫂子总是那十天半个月来闹气的人。奇怪的很，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两个月的太平清静日子。
我母亲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一句伤人感情的话；但她有时候也很有刚气，不受一点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个无正业的浪人，有一天在烟馆里发牢骚，说我母亲家中有事总请某人帮忙，大概总有什么好处给他。这句话传到了我母亲耳朵里，她气得大哭，请了几位本家来，把五叔喊来，她当面质问他，她给了某人什么好处。直到五叔当众认错赔罪，她才罢休。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极大极深的影响。我十四岁（其实只有十二零两三个月）便离开她了，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
（二）我的母亲 老舍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结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廿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一）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幼年在故乡家塾读书。笔名有天风、藏晖、铁儿等。现代著名诗人、学者。14岁到上海求学，1904年随兄到上海，先后进梅溪学堂、澄衷学堂，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 1910年赴美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农科，1912年转文学院，修哲学、文学。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是杜威。从此一生信奉杜威的实用主义。 1916年开始与在美同学讨沦白话文，最后写成《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1月发表于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这是最早全面系统地提倡白话文的论文，在新文化运动初期产生重大影响。 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新青年》编辑，1920年出版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 五四运动以后，思想逐渐趋于保守。1928年受聘担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31年回北大任文学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2年5月创办《独立评论》。 抗战期间一直担任驻美大使。1946年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到美国，次年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图书馆馆长。1958年回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为欢迎新院士举行的酒会迎新院士举行的酒会结束时，因猝发心脏病逝世。享年72岁。
（二）老舍（1899.2.3~1966.8.24），字舍予，原名舒庆春，老北京（满族正红旗）人，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著名作家，因作品很多而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曾任小学校长、中学教员、大学教授。笔名“舍予”、“老舍”，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笔名，另有鸿来、非我等笔名。曾经担任山东大学等名校教授。一生主要作品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红旗下》，话剧《龙须沟》、《茶馆》等。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现名小杨家胡同），满族正红旗人，父亲是一名满族的护军，阵亡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巷战中，“老舍”这一笔名最初在小说《老张的哲学》中使用。老舍出生于北京一个贫苦旗人家庭。一岁半丧父，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国联军的意大利军人劫掠，还是婴儿的老舍因为一个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难。老舍九岁得人资助始入私塾。1913年，考入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数月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同年考取公费的北京师范学校。于1918年毕业。
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民主、科学、个性解放的思潮，把他从“兢兢业业办小学，恭恭顺顺侍奉老母，规规矩矩结婚生子”的人生信条中惊醒；文学革命的勃兴，又使他“醉心新文艺”，由此开始生命和事业的新起点。1922年任南开中学国文教员。同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1924年赴英国，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中文讲师。教学之余，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并正式开始创作生涯。陆续发表《老张的哲学》、《赵子曰》和《二马》三部描写市民生活的讽刺长篇小说。自1925年起，陆续写了3部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对乌烟瘴气的教育界做了生动的揭露；《赵子曰》的鞭挞锋芒指向以新派自诩其实醉生梦死的青年学生；《二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国的北京人，讽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土壤里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畸形心态——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语，俏皮的幽默笔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风情，通过闭塞守旧、苟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对于祖国命运的忧虑，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和思想视角。3部作品陆续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后，引起文坛的注目。1926年老舍加入文学研究会。1929年夏，绕道欧、亚回国。在新加坡逗留期间，为当地高涨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创作反映被压迫民族觉醒的中篇童话《小坡的生日》。1930年回到中国，任济南齐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并编辑《齐鲁月刊》。
[编辑本段]〖写作背景〗
（一）胡适的母亲冯顺弟是旧社会传统的“母亲形象”。她23岁守寡，一直守了23年，受尽了人生的痛苦和折磨。而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许多亲人相继死去。为了她唯一的儿子胡适，她含辛茹苦，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她忍受一切，挣扎着熬过了23年。她宁可自己遭受困窘，也要供胡适读书，她处处为儿子设想，是一位注重智力投资的开明的母亲。1918年11月，她历尽寡居的艰辛，离开了人世。
[编辑本段]〖评析〗
（一）文章在平淡的语言下，多了一份感情。这份宽广、持久的母子之爱，通过淡似白描的勾勒，显示出那样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本文之所以能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当然不是凭借什么宏伟的结构和华丽的文字。而是凭着它的平实。
平实的语言，朴素明净，把母亲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催我去上早学”。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旧中国，女性的地位极低。更何况胡适之母是一个封建大家庭的主妇，她身为寡妇又兼后母后婆，除了巴望亲生儿子“踏上”他“老子”的脚步外，还企盼什么?所以“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对于非己所生的儿子、女儿，母亲则“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她实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门去”，母亲忍辱负重的痛苦形象，只通过这平淡的叙述，便跃然纸上，并在读者心中碰出同情的音响。没有华丽词藻的堆砌。对母之爱倒显得深沉而质朴。
其实，平实的风格来源于作者的真情实感。因此任何虚情假义、矫揉造作都不会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通读全篇，我们能够感到胡适对母亲的深深爱意。胡适作为书香门第的后代，在幼年时期接受的便是论述传统儒家忠孝仁爱的伦理教育，以后又从朱子《小学》中，学会了“勤谨合缓”，因而对于母亲的不易，便理解得更深、更切，所以说除了家乡“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当然，对于自己的母亲，也就爱得更深。“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爱母之情，敬母之意，透过字里行间，强烈涌现出来。感情之真、之纯，动人心弦。
（二）文章通过记叙母亲一生的身世、经历、性格及遭遇，表达了作者对自己母亲的无限敬爱和无以报答母亲恩情的愧疚之情，也塑造了一位有着典型东方女性性格特征的平凡而伟岸的母亲形象。首先,这篇文章多处运用了刻画人物的写法,使母亲的形象灵活现.此文章能感动我,是因为文中列举了老舍母亲的生前往事.没有普希金的波澜壮阔,也没有文一多的特殊见解.有的,只是对母亲一颗真切的心.
从"我"生下来的那刻开始,母亲就与我相依为命.一句"把我端在怀中.致为冻死",体现出了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同时也表现出了老舍母亲对老舍的重视．在父亲的死后的日子里，母亲非常穷苦，但她还要养着自己的儿女，她整天为人们洗衣服，手终年都是鲜红微肿的。从手终年都是鲜红微肿的这句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母亲的辛苦。天天为人们洗服装，母亲为了什么？母亲为了儿女的生活，甘愿受苦，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啊！又如”我这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此句写出了母亲从小到大对我的无尽关怀,指明了我的人生道路,让我成为了一个素质人格品德都健全的人.
本文采用口语与书面语相结合的形式，既流畅朴素生动，又凝练含蓄隽永，抒发了对母亲的敬仰感念追怀和永世不忘的深情。叙述语言流畅、朴素、亲切，极富表现力。这也是老舍文学语言的基本特点。如“史不到十岁……一直到半夜”这一段记述就把父亲死后，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含辛茹苦，日夜劳作的经历与精神写得很充分了。而所用语言则是唠家常式的朴素、流畅、亲切的语言。议论语言凝练、深情、隽永，蕴有哲理意味。在文章中，老舍经常在叙述到一定的时候，便适时地插进议论文字，这对于深休全文题旨，抒发浓郁的感情，都发挥了如点睛般的作用。例如“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心里是安定的”，这段话是作者在抗战时期被迫躲到四川成才见不到滞留在北平的母亲，无比思念又担心年迈的老母遭遇不测所表达的忧惧、思念交织的复杂感情的一段话，是人处在特定的环境中时才会有的感觉和想法，作者以其凝练的文字表达出来，其隽永意味是颇具启发性的，所以，足以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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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