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争霸发生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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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濮之战“退避三舍,后发制人
　　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在军事上,“先发制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早在《左传》中便有“先人有夺人之心”的提法,后人也多强调“兵贵先”、“宁我薄人,无人薄我”,意思都是主张争取作战中的先机之利.
　　可是,事情并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后发制人”也是军事斗争的重要手段,它与“先发制人”之间存在着辩证的统一.其实质便是积极防御,即以防御为手段,以反攻为目的的攻势防御,它常常成为较弱一方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春秋时期的晋楚城濮之战,就是历史上这方面的典型战例之一.
　　城濮之战发生于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它是春秋时期晋、楚两国为争夺中原霸权而进行的第一次战略决战.在这场战争中,楚军在实力上占有优势,但是由于晋军善于“伐谋”、“伐交”,并在战役指导上采取了正确的扬长避短、后发制人的方针,从而最终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楚军,“取威定霸”,雄踞中原.
　　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最先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齐桓公死后,齐国内乱不已,霸业遂告中衰.这时,位于长江中游地区的楚国乘机向黄河流域扩展势力,并在泓水之战中挫败宋襄公图霸的企图,将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展到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控制了郑、蔡、卫、宋、鲁等众多中小国家.
　　正当楚国势力急剧向北发展的时候,在今山西、河南北部、河北西南一带的晋国也兴盛了起来.公元636年,长期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历尽艰辛,终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他执政后,对内修明政治,任贤使能,发展经济,崇俭省用,整军经武；对外高举“尊王”旗帜,争取与国,从而逐步具备了争夺中原霸权的强大实力.
　　晋国的壮大崛起,引起了楚国的严重不安.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日趋尖锐.而围绕对宋国的控制权,终于导致了这一冲突的全面激化.
　　公元前634年,鲁国因和曹、卫两国结盟,几度遭到齐国的进攻,便向楚国请求援助.而泓水之战后被迫屈服于楚的宋国,这时看到晋文公即位后晋国实力日增,也就转而依附晋国.楚国为了维持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便出兵攻打齐、宋,并想借此来扼制晋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而晋国也不甘心长期局促于黄河以北一带,于是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
　　公元前633年冬,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宋都商丘.宋成公于危急中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国大夫先轸认为这正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良机,力主晋文公出兵.但是,当时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劳师远征,有侧背遇敌的危险；况且楚军实力强大,正面交锋也无必胜把握.正当晋文公为此踌躇犹豫之际,狐偃进而向晋文公提出建议：先攻打曹、卫两国,调动楚军北上,以解救宋国,这样就坚定了晋文公出兵的决心.战略方针确定后,晋国君臣随即进行了战前准备,将原来的两个军扩编为上中下三个军,并任命了一批比较优秀的贵族官吏出任各军的将领.
　　准备就绪后,晋文公遂于公元前632年1月统率大军渡过黄河,进攻卫国,很快占领了整个卫地.接着,晋军又向曹国发起了攻击,三月间,攻克了曹国都城陶丘（今山东定陶）,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
　　晋军攻打曹、卫两国,原来的意图是想引诱楚军北上,然而楚军却不为所动,依然全力围攻宋都商丘.于是宋国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求援.这就使得晋文公感到进退为难：如不出兵驰援,则宋国力不能支,一定会降楚绝晋,损害自己称霸中原的计划；但若出兵驰援,则原定诱使楚军于曹、卫之地决战的战略意图便将落空,且己方兵力有限,在远离本土情况下与楚军交战恐难以取胜.为此,晋文公再度召集大臣进行商议.先轸仔细分析了形势,建议让宋国表面上同晋国疏远,然后由宋国出面,送一份厚礼给齐、秦两国,由他们去请求楚军撤兵.同时晋国把曹、卫的一部分土地赠送给宋国,以坚定宋国抗楚的决心.楚国同曹、卫本来是结盟的,如今看到曹、卫的土地为宋所占,必定会拒绝齐、秦的劝解.齐、秦既接受了宋国的厚礼,这时便会抱怨楚国不听劝解,从而同晋国站在一起,出兵与楚国作战.晋文公对此计颇为赞赏,马上一一施行.楚成王果然拒绝了齐、秦的调停,而齐、秦见楚国不给自己面子,也大为恼怒,便出兵助晋.齐、秦都是当时的大国,他们放弃中立立场,使得晋、楚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国结成联盟,形势明显不利于己.就主动把楚军撤退到楚国的申地（今河南南阳）,并命令戍守谷邑的大夫申叔迅速撤离齐国,要求令尹子玉将楚军主力撤出宋国,避免与晋军冲突.他告诫子玉,晋文公非等闲人物,不可小觑,凡事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知难而退.
　　但是子玉却骄傲自负,根本听不进楚成王的劝告,仍坚决要求楚成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以消弥有关他指挥无能的流言,并请求楚成王增调兵力.楚成王优柔寡断,同意了子玉的决战请求,希冀他侥幸取胜；但是又不肯给子玉增拔充足的决战兵力,只派了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等少量兵力前往增援.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这部分援兵后,更加坚定了他同晋军作战的决心.为了寻找决战的借口,他派遣使者宛春故意向晋军提出了一个“休战”的条件：晋军撤出曹、卫,让曹、卫复国,楚军则解除对宋都的围困,撤离宋国.子玉这一招不怀好意,实际上是要让晋国放弃争霸中原、号令诸侯的努力.但晋文公棋高一着,采纳了先轸更为高明的对策：一方面将计就计,以曹、卫同楚国绝交为前提条件,私下答应让曹、卫复国.另外扣留了楚国的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来寻战.子玉眼见使者被扣,曹、卫叛己附晋,果然恼羞成怒,倚仗楚、陈、蔡联军兵力的优势,气势汹汹地扑向晋军,寻求战略决战.
　　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选择有利的决战时机,诱敌深入,后发制人,遂下令部队主动“退避三舍”,撤到预定的战场——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
　　晋军的“退避三舍”,实际上是晋文公谋略胜敌的重要一着妙棋,它在政治上争得了主动——“君退臣犯,曲在彼矣”,赢得了舆论上的同情.在军事上造就了优势——便于同齐、秦等盟国军队会合,集中兵力；激发晋军将士力战的情绪；先据战地,以逸待劳等等.从而为晋军后发制人,夺取决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晋军的主动后撤,楚军中不少人都感到事有蹊跷,主张持重待机,停止追击.然而刚愎自用的子玉却认为这正是聚歼晋军,夺回曹、卫的大好时机,挥兵跟踪追至城濮.
　　晋军在城濮驻扎下来,齐、秦、宋诸国的军队也陆续抵达和晋军会合.晋文公检阅了部队,认为士气高昂、战备充分,可以同楚军一战.楚军方面,决战的准备也在积极进行之中,子玉将楚军和陈、蔡两国军队分成中、左、右三军.中军为主力,由他本人直接指挥；右翼军由陈、蔡军队组成,战斗力薄弱,由楚将子上统率；左翼军也是楚军,由子西指挥.
　　公元前632年4月4日,城濮地区上空战云弥漫,晋楚两军在这里展开了一场战车大会战.在决战中,晋军针对楚中军较强、左右两翼薄弱的部署态势,以及楚军统帅子玉骄傲轻敌、不谙虚实的弱点,采取了先击其翼侧,再攻其中军的作战方针,有的放矢发动进攻.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匹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军中战斗力最差的右军——陈、蔡军猛攻.陈、蔡军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打击,顿时惊慌失措,一触即溃.楚右翼就这样迅速就歼了.
　　接着晋军又采用“示形动敌”,诱敌出击,尔后分割聚歼的战法对付楚的左军.晋军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竖起两面大旗,引车后撤,装扮出退却的样子.同时,晋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战车拖曳树枝,飞扬起地面的尘土,假装后面的晋军也在撤退,以引诱楚军出击.子玉不知是计,下令左翼军追击.晋中军主将先轸、佐将郤臻见楚军中了圈套,盲目出击.便立即指挥最精锐的中军横击楚左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偃也乘机回军夹攻.楚左翼遭此打击,退路被切断,完全陷入了重围,很快也被消灭了.子玉此时见其左、右两军均已失败,大势尽去,不得已下令中军迅速脱离战场,才得以保全中军.楚军战败后,向西南撤退到连谷,子玉旋即被迫自杀.城濮之战就此以晋军获得决定性胜利而告结束.
　　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朝觐周王,会盟诸侯,向周王献楚国俘虏四马兵车一百乘及步兵一千名.周襄王正式命晋文公为侯伯.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
　　城濮之战初期,晋军兵力劣于对手,又渡过黄河在外线作战,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晋文公能够善察战机,虚心采取先轸等人的正确建议,选择邻近晋国的曹、卫这两个楚之与国为突破口,先胜弱敌,取得以后作战的前进基地.随后又运用高明的谋略争取齐、秦两大国与自己结成统一战线,争取了战争的主动权.当城濮决战之时,敢于贯彻后发制人的作战方针,主动“退避三舍”,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争取政治、外交和军事上的主动,诱敌冒险深入,伺机决战.同时与齐、秦、宋各国军队会合,集中起相对优势的兵力；并针对敌人的作战部署,乘隙蹈虚,灵活地选择主攻方向,先攻打敌人的薄弱环节,予敌各个击破,从而获得了这场战略决战的辉煌胜利.
　　反观楚军方面,则是君臣不睦,将骄兵惰,君主昏庸无能,主帅狂妄轻敌,既不知妥善争取与国,又不能随机多谋善断.加上作战部署上的失宜,军情判断上的错误,临战指挥上的笨拙,终于导致了战争的失败,将自己在争霸中原中的优势地位拱手让人,给后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