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国民性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人国民性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人国民性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人国民性是如何形成的
中国人经历才沧桑太多,苦难太多,欺骗太多,虚伪太多,像一张经过无数次揉搓的纸张,没有了最初的洁白挺括；像一条长河,被倒入太多的糟粕,以至污染过重,辨不出了本来颜色.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种之一,因为他们信奉老子所说的“上善若水”,他们的性格像水,总是在变动,总是显不出任何棱角.中国人不是没有过血性——赵氏孤儿、七百壮士、聂政刺侠累、荆轲刺秦王,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演绎了那个时代男人们的壮烈英勇和决绝.春秋战国时的中国人,活得有声有色,死得清白爽快,在后人看来他们还有些稚拙,有些简单,但却让人感受到他们生命的挺拔伟岸.在周边民族还处于沉睡中时,中国人那时已经有了思想启蒙,各类思想活跃,智慧肆意奔放,在早期中国文明史的天空中喷薄出一道道绚丽的霞光.（这段时期不同的历史学家有其各自看法,取其主流.）好景不长,统一中国的秦始皇挥剑阉煽了这个热血沸腾、满脑子想法的“青年”,早早结束了他的“性征”,从此中国人不再有个性.秦始皇的过错不在于统一天下,让百家思想枯萎衰竭,也不在于修建长城,将中华文化禁锢在大陆之上,而在于他视天下人为猎物,他深信老师韩非子的话：人是本性卑劣的动物,他们渴望的只有利益而惧怕的只有暴力,人是不值得相信和尊重的,统治他们的方法不外乎“执长鞭以御宇内”,用法、术、势来束缚和操纵,就如同对待栓在车子前面的牲口一样.继而,“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以愚黔首”,终于达到“偶语者弃市,腹诽者诛,道路以目”的程度,中国人的群体人格第一次遭受粗暴对待和摧残,不择手段的实用主义者才能适应这个严酷的社会.汉高祖刘邦显然适应了这样的社会,这个在楚汉战争中被杀得大败,逃跑途中为了让车速度快些,数次要把自己的一对儿儿女推下车的流氓,这个在项羽要将其父亲剁成肉酱时,嬉皮笑脸说别忘记分他一杯汤的小人,刚刚坐定天下就开始杀戮当初为他卖过命的战友.他的登堂入室,宣告了一个满嘴粗话的地痞的胜利,宣告了中国人精神上的第一次劣化,他证明了项羽式的高贵、矜持、理想化等已不适合秦始皇之后的中国了.中华文明富有生命力,人民有无穷的创造力,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和体制,各类物质和精神上的成果显现而出,中华文明遥遥领先于四邻,人民充满了自豪和自信,这种状态在唐朝时达到顶峰.那时候的中国人性格基调还有着阳刚、开放、乐观、进取,他们还没有学会裹小脚、立牌坊,还没有发明出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女子丧夫可以再嫁,夫妻不合可以离婚,文人用华丽的辞藻公开歌颂性爱,诗人用清新的诗歌表达生命的激情.中国历史上人格最健康的皇帝唐太宗出现在这个时候,他为人理智又富有人情味,雄才大略又懂得尊重民众.最伟大的诗人李白也出现在盛唐,他飘逸豪放的诗风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胸襟和气度,他也只能出现在那个时代.多灾多难始终是中国的宿命,唐朝之后的一千多年里,中国政权频繁更迭,外族屡次侵入,给以汉族为主的中国人在心理和性格上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两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吞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离,再移植到另外一副骨架上.中国道德的根基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以亡,此乃乾坤之大义,虽然有一些士大夫选择了“投井”、“阖家自焚”以显忠诚,但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屈辱地活下去.中国人也总结出一个世界各民族都少有的生存智慧——好死不如赖活着.皇位太诱人了,唐后,中国经历了五代十国宋元明清,而同一时期,朝鲜半岛上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再好的钢材在反复弯折之下也会产生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下也会变得冷漠麻木.中国人的自尊、自信原本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孝”的摧残,都是对“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实际就是二十四次挫折.走马灯式的篡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坚持、信守和认真,中国人的单纯和刚烈在一次次的弯折中渐渐消失,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逐渐被架空,人民越来越油条,不论从哪个方向有进城的大兵,他们都会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边迎接.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百姓赫然发现,两度从城门涌入的征服者竟然是浑身腥膻的异族,对于习惯于汉族人争夺政权的百姓而言,这又是巨大的心理打击,特别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他们被列为“末等公民”,如此耻辱长达百年；而满洲人南下后,中国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于父母不敢毁”的头发剃去,只留少少的一块.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根本没有健康的人格可言,这种打击对于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是毁灭性的,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又一次出现了显著的劣化.宋朝虽然衰弱,但却出现了岳飞、文天祥、杨家将等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但在他们之后,铁骨铮铮的中国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人民逐渐习惯灵魂和身体的分离,他们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动物的生存方式.和改朝换代和异族入侵相随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古代中国在日益走向集权的道路的过程,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活力,阻止人民思考和自发组织,不惜一切代价以维持社会稳定的过程.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都集中到功名利禄这单一指向,有效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文盲皇帝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将中国社会褪变为一个大农村；清朝干脆连内阁也取消了,彻底变成了一个人的天下.皇帝们的“智力接龙”使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这个社会的显著特征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对任何改革和变动,乃至科技进步等都给予毫不留情的打击.清朝末年时,外国观察家评说,中国的社会成员如同戴着沉重镣铐的囚徒,极端麻木儿又极端富有忍耐力.中国历史越往后,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中国文化在高度成熟之后散发出腐烂的味道,政治家一个比一个阴险残忍,士大夫一个比一个骨头软,文学艺术一个比一个气质萎靡,缺乏创造力,普通百姓更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他们的普遍哲学是——反抗是没用的——无数次的揭竿而起、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力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就像一个屡次越狱屡次失败的囚徒,除了安守狱规之外还能做什么呢?中国人的表里不一,没有原则,是因为原则在很多时候是生存的障碍,所以中国人讲究中庸圆滑,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这个规则畸形的社会里如鱼得水吃得开；中国人缺乏信仰,是因为中国数千年的劣性竞争之下,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之徒越有可能成功,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作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基本破产了.中国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欺骗,所以他们早就不相信任何东西了,彼此之间也不互信；中国人没有公德心、脏乱差等问题很容易理解,中国人从来没有当家作主人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中国人只会爱护自家墙院里的东西,对于墙外的东西他们有着旺盛的破坏欲；中国人残酷,缺乏同情心,是因为他们生活的环境过于残酷,自己被生活所虐待,中国没有照顾残疾人的传统,中国人对生活中的残酷现象习以为常,甚至有时候乐于虐待别人以获心理补偿.近代革命里,一些先知先觉者认为改造国民性为当务之急,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在他们眼中,中国人国民性的劣根性才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先从思想上去改造,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才能推行各种先进的制度,才能实现中国的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到了中国就立刻变了样.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民族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他们的学生毛泽东最彻底地贯彻了他们的主张.与其说毛泽东终其一生奋斗是为了推翻旧中国,不如说是为了彻底改造国民性更为恰当.他一生中根深蒂固的理念就是思想意识决定一切,因此一切建设都该从思想改造上入手.上个世纪中后期,中国国内破四旧、立四新,文化大革命,加上之前近代思想家的摇旗呐喊,近百年来改造国民性的运动取得的效果实在差强人意,而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改造更是在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文化大革命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滑坡.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一个人要有性格,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同样要有性格,在如此的国民性之下,人民何以自立于民族之林,国家又何以获得他国的尊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