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并且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并且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并且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是谁说的?并且是在什么情况下说的
关于三国这段历史,我是在大三的时候从一款叫做《曹操传》的战棋类游戏切入的,所以可以想象,从一开始我就是完全站在曹操的角度.后来逐渐读了一些相关的史籍,但一直坚持自己心中对曹操的诠释,包括一直总认为“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应该是辅佐天子的意思,只是因为后来民间或者多数文人为了为了个人感情的需要故意引导人们去曲解它,并逐渐形成即成事实.于是很长时间以来总在想办法搜集证据证明这个论断.但是似乎《辞海》也并不支持我这样的说法,于是很怀疑《辞海》编撰者的专业水准,毕竟现在中国很多所谓的权威确实很值得怀疑.皇天不负有心人,最近终于找到了确切的证据,可惜它证明了我的论点是确定错误的.
“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最早的出处应该是来自《战国策.秦策》,当时司马错与张仪就伐蜀与伐韩的事情在秦惠王面前争论.张仪建议伐韩：“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这里张仪明确提出“据就鼎,安图籍”,其居心比之问鼎的楚庄王更加昭然.后面司马错也指出：“劫天子,恶名也”.显然,“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从它诞生那天起就不具备丝毫辅佐天子的成分.
不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样的话,或者其他类似的说法,似乎多数是曹操的政敌,比如诸葛亮、周瑜之类,对曹操的评价.特别是诸葛亮,在他和刘备谈论到曹操的这一举措时,他说：“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语气似乎很中立,并没有多数人所理解的那种需要表达的对汉贼的切齿之恨.当然,诸葛亮因为更多的秉承了法家的思想,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可能并不是那么主动.至于曹操阵营,一般比较统一的说法是“奉天子”,比如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毛介,他劝曹操说：“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脩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而后来坚决反对曹操进位魏王的荀彧当时也劝曹操说：“昔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同样的一件事,但就其性质而言,显然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奉”与“挟”之间,很有点差之一字,谬以千里的感觉.
后来很大程度上站在曹魏的角度成书的《三国志》,其中作者还是有这样的评论：“曹公乘汉相之资,挟天子而扫群桀……(《三国志.周瑜传》)”.给人感觉“挟天子”这样的行为似乎只是一种简单的政治手段,并不是什么罪大恶极,不忠逆臣的恶行.这让我们可能不得不联系当时的社会道德体系去考虑.黄巾之乱的西元184年前后,距离第一个说出“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张仪那个时代,不过四百年左右的时间,中间虽然经历了一个“独尊儒术”的政治宣导,但是距离后世的纲常思想,还是有极大的差距——而我们今天却恰恰很大程度上是站在纲常思想的角度上去要求他们的.如果说一直到大约一千年后,那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还把纵横术当作治世之道去学习并力图运用,那么三国之时的士人受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思想影响之深就可以理解了.毛介的明确的霸王路线,特别是宁死都不同意曹操进位的荀彧以晋文、高祖的事例来激发曹操——记得有人以此怀疑荀彧对汉家的忠心度,但我认为这纯粹是一种文字上的游戏,毕竟我们不会因为曹操称典韦为“古之恶来”就认为曹操是在以商纣王自诩——都很直观地说明,当时的大多数士人,对在承认中央政权这个基础上搞搞自己的小集团是非常热衷的,而这样的小集团在春秋战国时期,特别是春秋时期,是普遍而且必须的,也就是所谓的方伯.
在春秋时期,作为诸侯国,其军队的数量是有严格的限制的,所谓千乘之国,也不过区区七万五千人的军队,却已经是诸侯中的最高级别了.当其时,几乎没有一个诸侯国可以单独给另一个诸侯造成大的威胁,甚至存在击垮对方的可能性,而王室的逐渐微弱,又促成了“政由方伯”的局面.但是当时所有的军事行动,都还秉承这样的思路：致武而不重伤,声罪而不兼地；虽干戈之中,寓礼让之意.方伯理论上作为王权的代言人镇抚一方,却也成了很多有强烈权利欲望的诸侯追逐的目标.由此演义出来的诸多故事,一直以来也被各个阶层津津乐道.而东汉末年的皇室显然让当时的人们看到了东周王室的影子,于是自然而然的,即便象荀彧这样的高风亮节之士,也不再把期望寄托在刘家的奋起上,而希望能出现一个齐桓晋文式的曹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