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埃及人能造金字塔,而中国却没有?

为什么埃及人能造金字塔,而中国却没有?
为什么埃及人能造金字塔,而中国却没有?

为什么埃及人能造金字塔,而中国却没有?
——对“中国封建”的几种观点及其启示在我的印象中,我国学术界在文革以前的争论,似乎集中在封建社会起始的时间,而对中国旧社会的性质——是否封建主义——则争论不多. 文革以后,逐步听到一些不同看法,国外及台湾一些学者的观点,也被陆续地介绍过来. 比较正统的看法,可见于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7年）,其中断定：“从战国到一八四O年这两千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的时期”. 也有过一些不同的论述,如周谷城在他的《中国通史》的《结论》中,就有过一种“起伏论”,认为封建地主与工商势力的力量对比时起时伏,他认为： “战国秦汉时代,工商势力空前壮大.秦帝国几乎是工商势力促成的……因生产进步加速,工商势力壮大,工商阶级活跃,都市文明乃随着大发展；各种学术思想,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也是空前发达之状……” “自新莽（注：指西汉末年）到五代末,为封建地主势力全盛时代.封建地主势力,初为门阀（注：作者解释由“士族”和“世族”组成）,后为藩镇……” “自北宋初至一八四O年中英鸦片之战的时代,因着海外贸易的发展,商人渐渐有地位了……实际上至少与封建地主阶级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是欧洲专制时代的普通情形……” “自一八四O年至一九一九年……中国近代史上,有帝国主义的侵入,延续了封建地主的势力；民族资本主义的生产倒反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压下去了……”.：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有一段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1867年）中,他说：“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欧洲一切国家”.对于亚洲,则另需分析.例如：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1853年）中,就指出：“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公共工程部门……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然的联合,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他对印度社会进行了分析,并引用了一份官方报告,说明当时印度存在着关闭自守的村社制度,同时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再如,他在上面引用的《所谓原始积累》一文的一个注解中,提到：“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 （以上,都取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II》（人民出版社,1972年） 可见,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亚洲与欧洲有不同的特点,而且亚洲的国家也各不相同,需要根据每个国家自身的特点来进行分析.他还使用了“中央集权”、“东方专制制度”等词语. 西方历史学家有对马克思的“亚细亚模式”和“东方专制制度”进行专门研究的.例如,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就有一位卡尔·威特福格（1896-1988）,他在1957年出版了《东方专制制度》一书,试图就马克思的理论提出了“水利文明——水利垄断——水利官僚制”的观点.他认为对灌溉用水进行控制和集中管理是亚细亚生产模式和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这种模式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等都发生过,它所造成的中央专制是国家、城市、手工业和文字的起源,也是社会停滞不前的基本原因.他的理论在西方产生颇大的反响. 有意思的是,1927年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时,当时苏联党内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托洛茨基批评斯大林和布哈林曾提出过的与国民党合作共同“反封建”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的地主一般都是城市里的布尔乔亚……中国没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农村里,农奴—地主的关系带不上封建的帽子,而是属于布尔乔亚的财产形式和布尔乔亚社会政治秩序.这种农奴—地主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总体落后而产生的农业人口过剩的结果.”他主张中国共产党要有自己的军队. 对于这段历史（包括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批判）,也许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得更多一些.托洛茨基后来被定为共产主义最凶恶的敌人,他的观点当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在这里无意去肯定他的观点,只是作为读书笔记的一部分,把它纪录在案.作为对中国封建主义观点之一. 近年来,台湾学者的著作被介绍来的甚多,其中也有对中国旧社会性质的各种看法. 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社会性质有过全面的探讨,可见之于他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演变》（三联书店,2001年）及其他论文.他认为,中国正式的封建制度始与西周,到战国时就发生变化.他把以后的社会分别称为游士（战国）、郎里（西汉）、门第（魏晋）、科举（唐以下）等社会.他说：“近代中国社会确有不少变相的封建势力在盲动,却不能说中国二千年来的社会传统,本质上是一个封建.更不能本此推说,中国二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本质上也是一封建.” 徐复观在他的《两汉思想史》（1978年第三版,大陆版有华东师大出版社的,2001年）中说：“我依然认为不应把秦以后的长期专制下的社会,称为封建社会……两千年来的历史,政治家、思想家,只是在专制这架大机器之下,作补偏救弊之图……这架机器,是以法家思想为根源,以绝对化的身份,绝对化的权力为中核,以广大的领土,以广大领土上的人民,及人民散漫的生活形式为营养,以军事与刑法为工具所构造起来的……这是中国社会停滞不前的总根源.” 今年去世的我国学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先生有过一篇文章,题为《“封建”二字不可滥用》.他说,“时下所说的‘封建’以及由此派生的‘封建迷信’、‘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等并不符合中国历史上‘封建’的本义,不合乎从feudal, feudalism这样的西方字翻译过来的‘封建主义’的本义,也不合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的本义.它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严守学术标准,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格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经‘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 以上引述的一些观点,虽然远不能包罗全部,但至少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是不敢对这么巨大的问题,妄作评论的,但是为了弄清思想,我在阅读了一些文献后,也难免有一些自己的不成熟的认识： ——“封建”二字,既有中国的起源（如秦始皇“废封建”）,也有来自外国（主要是欧洲）的.我们过去习惯于以马克思的四种社会形态（再加上社会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把欧洲的“封建主义”和中国的作为同一类型,在翻译中广为互用.这种做法似应商榷. 事实上,马克思在肯定日本存在封建制的同时,好像没有说过中国旧社会制度也是封建制,他在评述印度历史时用过“东方专制制度”的名称,既叫“东方”,就不限于印度. ——西方历史学家在分析欧洲中世纪时,很多把封建主义与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或专制）加以区别.如果要划分时间的话,那么,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主灭亡）到10世纪,是“黑暗时期“（或封建制度成型期）；从11到14世纪是封建制度较成熟的时期；而从15世纪到18世纪（法国大革命）则是民族国家的中央集权制.笼统计算,封建制度（包括其成型期）约1000年,中央集权约300年. ——如果我们采用钱穆的说法（我对他的观点是比较信服的）,那么中国从西周（公元前1046年）到春秋末期（公元前476年）的近600年是封建主义,以后（到公元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2300多年则是不同特色的中央集权（其中有将近700年是分裂的年代——包括战国时期——也有过不同程度的“封建复辟”）.这些不很精确的数字明显地说明了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欧亚差别. ——钱穆还有一个我所信服的观点,就是：欧洲的中央集权是“由下而上”建立的,而中国则是“由上到下”建立的.欧洲从西罗马帝国之后,分裂为许多小国,虽然有查理曼大帝的统一,但很快又陷于分裂,教皇想建立大一统的基督王国遭遇了失败,后来逐步归并为若干民族国家.她们的中央集权,是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的.而中国从秦始皇灭六国后,就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其后虽出现过分裂的时期,但统一的时间约为四分之三.因此,讲中国的历史,就必须看到它与欧洲的异同. ——在比较中国与欧洲的社会制度时,我觉得欧洲的封建社会中有两大特点值得注意：一是限制国王权力的议会政治；二是统治层的重商主义.这两点在中国是欠缺的. ——显然中国旧社会的性质是个学术性的问题,因此不宜把“反封建”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更不宜作为一项政治运动来对待. 大一统中国的利与弊 英国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A·汤因比,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单卷本,2000年）中专门有一章比较希腊的城邦和中国的大一统体制.他显然是认同前者而否定后者的.他历数了“大一统“的种种弊病（如管理费用高,官僚主义滋生、政策保守等）,但是他却无法说明为什么中国在多次分裂后仍然一再走向统一,而他所十分赞许的希腊城邦体制却早已灭亡.请问：一个体制再优越,如果其本身生存都无法保证,那它的优越性又如何显示呢? 中国的“大一统”确实存在汤因比所列举的很多弊病,但是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成绩,就是它保证了中华民族的长期生存和中华文明的发达. 美国的政治学家S·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世界上存在或存在过12个文明,其中7个已不复存在（即：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或希腊—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弟斯文明）,有5个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有的学者认为,还应加上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而这些还在的文明,多数的起点要晚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华文明起得早,延续得长,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的文明. 中华文明不仅是悠久,而且优秀. 我的一个五岁的侄子问我：我一时无能回答,直到阅读了苏秉崎教授的“满天星斗”的理论（《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 后,才恍然大悟. 原来中国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大一统”的,“五千年古国”、黄帝、三皇五帝的存在,都有待证明.考古发掘说明,在埃及人修造金字塔的时候,中国人过的是部落生活,各部落“满天星斗”地散居在中国各地,然后形成“方国”,最后形成中华民族,形成国家（如夏朝）. 在这个过程中,各部落掌握的物质资源有限,而埃及人靠的是尼罗河每年的涨落来肥沃自己的土地,因而能积聚人力、财力来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巨型工程. 即使这样,中国南北的部落仍然在贫脊的条件下创造了令人啅舌的文物,如玉龙等.我因此而感到：中国古文明最重要的传统就是“以贫资源建造高文明”,不求宏伟,但求优美.这个传统,对我们今天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 大禹治水的传说可以给我们很大启示.禹改变了其父亲鲧所执行的分段设防的做法,把当时已在舜管辖下九州的水源统一调度而制服了洪水,奠立了夏王朝的政权基础.以上虽然是传说,但文献记载很丰富生动,看来是有事实基础的（可见吴国桢所著《中国的传统》,陈博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德国的威特福格的“水利文明”,有一定道理,不过太简单化了.应当说,水利资源的统一调度,是产生中央集权的一个原因,但不是唯一原因. 中国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才能像古埃及那样调度大量人力、财力来修造比金字塔还要宏伟的万里长城.但是,秦朝的二世而亡,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劳役过度.如果说,长城还有国防上的需要的话,那末他的阿房宫和自己的地下陵墓,则完全是奢侈浪费.不管他如何运用法家的手段镇压异端,他背离“民为贵”的原则,就必然走向灭亡. 中国的历史证明,在一个资源相对贫困、又地理分布不均、自然灾害频繁的国家,要取得生存和发展,“大一统”的体制是必要的.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到今天的南水北调、西气东输,都说明封建割据必然误国, 只有统一地、合理地、巧妙地运用我们贫乏的资源,才能使我们不仅获得生存权,还能创造高度发展的文明与文化. 这里,我认为还有几个问题需要弄清楚： 一, 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断言：“从战国到一八四O年这两千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迟缓发展的时期”,我对此不敢认同.说中国两千年来是“迟缓发展”,看来不符合事实.事实上,中国两千年的历史是非常非常活跃、非常丰富多彩的.以中国这样的贫资源国,其人口能不断增长,虽然人民多数相对贫困,但是中国的经济始终能够承受这种人口的增长,就说明社会没有处于停滞或迟缓发展状态. 中国固然没有更早出现资本主义,但是并不等于它始终是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相反,根据德国学者A·G·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中所断定,在公元14世纪（世界近代史开端之时,我国明朝中期）就已经存在一个世界经济,而在19世纪之前,这个世界性经济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之后,这个中心才转移到欧洲. 二, 关于中国的资本主义问题,我过去一直认为,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的恶果,特别是与欧洲国家的重商政策想比,我们是落后了.现在经过学习,看法有些改变.看来,重农抑商的政策,并不是始终一贯的.周谷城在他的《中国通史》中,就指出了工商势力几个崛起的时期,有时其势力还相当或压倒了地主阶级.我们从战国时齐临淄的繁华,到北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等,都可以看到市场经济的繁荣.这与《白银资本》中的结论是一致的. 我觉得,中国近代的“落后”,去责怪两千年来的老祖宗,要怪,也只能怪近期的几个王朝,特别是以“康乾盛世”自吹自擂的清王朝.在欧洲已经开始工业革命,乃至日本已经开始明治维新之际,我们这头“睡狮”还忙着搞文字狱,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唯怕汉人得势. 从日本的经验看,只要举国一致地高革新,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时间并不是太长的确（当然也不能靠“大跃进”的“速度”地去取得）. 三, 对中央集权的看法.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基本上应当说是属于专制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没有议会政治.其起因正如钱穆所指出的,欧洲的封建制度是“由下而上的演进”,贵族的势力很强大,有的日耳曼族国家,其国王还是贵族代表（类似议会）选举产生的,国王虽想专权,但贵族门也不相让.英国的历史,就是国王与议会争权的历史.中国的旧社会从来没有议会,天子至上,厦门的卿大夫是集中任命的,这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制度,非常容易走上个人专制或高层腐败.但是,中央集权也有区别,有的王朝（如唐王朝）就比较开放.所以,我们对历史应当有所区别,不能一棍子统统大死,要既然中国离不开大一统,就应当吸取一些中外历史上一些好的历史经验. 四, 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乱世”（特别是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别繁荣,乃至超过了许多一统时期?我想,首要的原因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接近于基层人民的文人在这种影响下,能用笔墨表现出自己愤慨和激动的心情,产出旷世的杰作.同时,一个或许是次要但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在混乱之中,放松或无法有效地实行思想管制.而相反,在一些“治世”,统治者搞“一言堂”（如秦朝尊法家,西汉尊儒家）,思想管制严了,文化发展也容易萎缩. 这就使我联想,中国近代的许多大文豪,为什么出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而那些活到新中国的文人,却相对来说拿不出同样激动人心的作品?这是否与我们并没有真正落实双百政策、而是搞“一言堂”、搞“阶级斗争为纲”、搞“学术禁区”有关?在这方面,中国古代历史,还是向我们提供了正反面的经验教训. 我们肯定“大一统”在中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然而,也不能忽视汤因比指出的“大一统”的诸多弊病.搞中央集权,非常容易导致个人专权.这个专权者（皇帝或其他）如果很有能力（像李世民）,能选拔和调动一班杰出的文官武将班子,并且多少想到“民”的需要,国家也能兴旺.这个皇帝如果很专制,搞“一言堂”,政治和文化就会萎缩,这个皇帝如果没有本事,或贪图享受,下面就会有一批贪污腐化的班子,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而家天下的世袭制,必然会出现败家子的后代. “反封建”反什么? 经过这段学习,我对“反封建”,有了些自己的认识. 首先,我认为在近100多年中,中国人民前赴后继地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推翻满清王朝,消灭军阀割据,抗击了日本侵略,到建立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东亚病夫”的帽子摘除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五四运动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是正确的,至今,这二者仍然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地主阶级所有制,把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进行经济和文化建设等,也都是必要的,尽管做法上有可探讨之处. 但是,在其他一些问题,特别是思想领域中,如“五四”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全盘否定了儒家思想,失之偏颇.鲁迅对旧社会中消极因素的批判最为尖锐,但是他对传统文化的评价是全面的.他说：“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鲁迅书信集》）.全国解放后批判电影《武训传》和《清宫秘史》、批判俞平伯、批判文艺创作中的“帝王将相”、批判《海瑞传》、乃至红卫兵的“除四害”和后来的“批封资修”及“批林批孔”等,都不仅伤害了许多人,而且给“反封建”带来了混乱和迷惑. 学习几个革命的历史时体会到,一些历史上的大革命,往往要经历三个阶段：一,用暴力推翻旧政权；二,对旧政权的反扑实施专政（在这一阶段,很容易导致个人专制）；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改革.如果不发生大的偏差或曲折,整个过程需要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 第一阶段多数是疾风暴雨式的,不可能像“绣花”那样细致；第二阶段也往往是腥风血雨的,它充满了风险,被推翻者试图复辟,革命阵营中容易出现“扩大化”的错误,而更危险的是,可能产生个人专制（如苏联的斯大林）；第三阶段则必需像“绣花”那样的细致,要提倡“德”先生和“赛”先生的精神,不能无限制地搞“阶级斗争为纲”式的“继续革命”. 因此,我认为,在目前进行改革的阶段,笼统地提“反封建”是不妥当的.且不说历史学家们对中国旧社会的性质还有很大的学术性争论,而且,即使按照我们习常理解的“ 两千年封建社会”的话,那么,这两千年也绝不是一团漆黑的,它包含着极其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即使是统治阶级,在中央集权制的运行中,也提供了成功和失败的案例.因此,现阶段再也不宜提“反封建”之类的笼统口号,而是应当科学地、公正地、“绣花”式地对待历史经验.如果要“反封建”,就应当同时提“学封建”的口号,因为“封建社会”中要“反”的东西固然不少,要“学”的也同样地多,和资本主义一样. 其次,要“反封建”,就必需先认清中国的封建主义是什么,否则就会形成你反你的,我反我的,在“反封建”或“反专制”的口号下窝里斗,斗不出任何名堂,反而把学术问题搞混了.因此,在现阶段,应当更科学地对待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没有必要在“反封建”的帽子下打乱仗. 我认为, 当今的“反封建”或“反专制”,或可概括为三点：反对思想意识和伦理道德上的“三纲五常”、反对经济上的地方割据、和反对政治上的专制. 首先看思想意识和道德伦理：五四时提出的“打倒孔家店”,我体会主要是针对那种“三纲五常”的等级制,包括上尊下卑、包办婚姻、重男轻女、家长统治等恶习,这是正确的.我现在还记得当年读到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吁,以及看巴金《家》、《春》、《秋》三部曲时的激动.这些落后的东西,影响至今还相当普遍地存在（特别是在农村）,需要我们继续去清除.但是把这些旧社会中的坏事完全推在儒家（孔家店）的头上,却违背了“赛”先生的科学原理.对于儒家哲学,我们应当既看到它维护礼制的保守落后方面（即使是礼制,也要“一分为二”地分析）,又要看到它提倡“仁”（人）和“民为贵”的积极方面以及它的“中庸”之道的理论和实用意义.事实上,文革的教训告诉我们,此类“反封建”,主要要靠耐心的思想教育、健全的法制（如婚姻法）和经济发展的客观影响来解决. 对经济上的地方割据问题,应当承认,直到现在,中国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有的地方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保护主义,以至有的地方政权还有保护伪劣产品的情况.这是需要认真克服的.但是,把这种情况,和过去的军阀割据等同起来,也不很相称.关键是健全法制和管理,加强思想教育和行政、舆论和群众监督去解决. 就政治领域而言,中央集权如何做到既有集中,有有民主,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在中外历史上都存在.这里,我又要提到卢梭对民主的看法（他主张在基层搞直接民主,在中层搞代议民主,但是在上层却只能有专制）.这说明他看到了在国家一级搞民主的困难.现在世界上许多人称道美国的民主,我认为,美国政治的突出优点在于：（一）,它对中央和地方分权做出了较好的安排（这是从杰弗逊和哈密尔顿在华盛顿内阁中的斗争开始,通过200多年的实践,逐步形成的）；（二）,美国人经过“草根民主”的培育,有一种崇尚个人自由和独立自主的精神.这些都是很可贵的,也是我们可以吸取的.但是它的中央政权和地方上层,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富人的天地”.没有一定的财富,很难当议员,更难当总统,要竞选没有钱不行,何况当了总统,就处在利益集团的包围之中,难以解脱.就此一点,就使我对卢梭的卓见远识钦佩不已,他并不是赞成专制,而是看不出什么好办法. 然而,民主气氛,对克制中央集权者的专权,仍然是有重要作用的.美国的总统,不管怎样独断独行,仍然要非常注意民意的趋向,并且受“三权分立”的牵制.四年一次的大选,也对当权者起了抑制和导向的作用.这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德”先生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宪法和必要的法律体系、相互制约的机制、舆论和群众监督,都有利于克服和防止个人专制. 政治民主固然重要,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份子）中的原创思想和批判思维的培育和鼓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取得繁荣昌盛,领导人和领导集团的智慧、方针和决策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群众中蕴藏的巨大创造潜力和独立思考精神能否得到发挥.在现代化社会中,社会和企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就越需要有个人的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和创造精神的发挥,否则社会进步就会遭到停滞或扼杀,这是客观的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为有上面少数人定调子,下面多数人跟了走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发扬政治民主（包括草根民主）不与思想自由结合,文化和经济繁荣是做不到的,即使做到一些,也是有限度的.在面临尖锐的国际竞争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没有民间的主动性的国家,必然要在竞争中失败. 许多史书都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唐、宋时期思想比较开放,文化也比较繁荣（一幅《清明上河图》,就画出了北宋开封的市场经济和市井文化的活跃面貌）；元王朝在政治上固然牢牢捧住蒙古人的统治地位,但对文化领域却干预不多,因此元朝在文化上仍有不少建树.明王朝很专制,但是仍然有基层的市井文化,包括说书和文学小说等.到清王朝,满清皇帝精通汉族文化,在思想管制上就特别残酷,一管到底,从而在政治上也闭关自守,结果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一败涂地. 在国外,法国的中央专制对抑制封建贵族的割据起了一定的作用,有助于工商业的发展,但是中央专制走上极权,就迫使人民（包括资产阶级）起来革命.英国和日本走的是改良的道路,英国走得比较缓慢,但是她实行的重商政策促使了工业革命,成为一个“太阳不落“的帝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不到一个世纪就称霸东亚.所以,我们与其去责骂两千年的“封建”祖宗,不如把批判矛头指向最后一个（或最后两个）王朝.这就是我对现在电视上那些”辫子“戏愤愤不满的原因.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乱世”（即“黑暗时期”,典型的如东周的春秋战国和魏晋南北朝）,政治上混乱不堪,文化上却出现繁荣?我想,首要的原因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些接近于基层人民的文人在这种影响下,能用笔墨表现出自己愤慨和激动的心情,产出旷世的杰作.同时,一个或许是次要但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统治阶级在混乱之中,放松或无法有效地实行思想管制.而相反,在一些“治世”,统治者搞“一言堂”（如秦朝尊法家,西汉尊儒家）,思想管制严了,文化发展也容易萎缩. 这就使我联想,中国近代的许多大文豪,为什么出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而那些活到新中国的文人,却相对来说拿不出同样激动人心的作品?经过文革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比较明显,这就是建国以来,进行了太多次的思想批判,双百方针没有真正落实,学术和创作上“禁区”林立.在这种环境下,是很难有所作为的. 我是反对学术“禁区”的.联系到我自己,在四十年代初从我祖父处受到系统的“封建”的国学经典的教育；后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再后来到美国留学,又受到系统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教育,我一生中接触了各种思想,到现在仍然相信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