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于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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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1398-1457),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宣德初授御史,曾随宣宗镇压汉王朱高煦之叛.出按江西,颂声满道.五年(1430年),以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正统十一年(1446年)遭王振等迫害下狱论死.后因两省百姓官吏乃至藩王力请复任.十四年土木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也先挟英宗逼和,他以社稷为重君为轻,不许.也先以无隙可乘,被迫释放英宗.英宗既归,仍以和议难恃,择京军精锐分十团营操练,又遣兵出关屯守,边境以安.其时朝野多事,乃独运征调,悉合机宜,号令明审,片纸行万里外无不惕息.他忧国忘身,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但性固刚直,颇遭众忌.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成化初,复官赐祭,弘治二年(1489年)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有《于忠肃集》.

作者于谦，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浙江钱塘人，字廷益。他能诗，但并不以诗名。大约还在少年时代，他就曾以这样的诗句抒发过自己的襟怀：拔剑舞中庭，浩歌振林峦。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当时，这个少年已被器重为“他日救时宰相”。
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举进士，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于谦在扈从中，以胆识过人，初露头角。次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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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谦，生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浙江钱塘人，字廷益。他能诗，但并不以诗名。大约还在少年时代，他就曾以这样的诗句抒发过自己的襟怀：拔剑舞中庭，浩歌振林峦。丈夫意如此，不学腐儒酸。当时，这个少年已被器重为“他日救时宰相”。
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举进士，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发动叛乱，宣宗御驾亲征。于谦在扈从中，以胆识过人，初露头角。次年，以巡按御史出按江西。三年后，升授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这一年（宣德五年），明朝设立“巡抚”，做为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其职权在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三司之上。三十三岁的于谦首批膺选，此后，巡抚河南、山西达十九年。
在巡抚任上，于谦先后平反冤狱数百起，倡建尚义仓和平准仓多处，并督率官民增筑黄河堤障，以防水患。正统十年（1445年），山东、山西、陕西的饥民成批流入河南，多达二十余万。根据当时明朝的法令，地方官应当把没有“路引（通行证）”的饥民，按照“逃户周知册”遣返回乡，以追索税粮。可是，对于流民，于谦竟然甘冒“有违国法”的罪名，奏请拨发河南官仓的存粮八十余万石进行赈济。同时，他又在附近州县予以安置，或新编里甲；或散插乡都，新编民户共七万有余，并且拨给一批境内荒田及黄河退滩地，酌量散发种籽、耕牛，使灾民得以生产自救。
于谦虽然在河南、山西地方任职，但当他得知“陕西诸处官校为民害”，就上疏参奏，使这些害民的官校受到了法律的制裁。当他了解到大同沿边的镇将把大批“军屯”田地据为私产，就依法夺回，作为官田，“以资边用”。
由于于谦办了这样一些事情，老百姓把他视为当代的“包公”，称他为“于龙图”。有的州县还建立了“生祠”，为他祝福。
当时，正值有名的贤相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执政内阁，雅重于谦，不断给予支持。可是那些惯于受贿的“诸权贵人”，对于谦这位“封疆大吏”，却另有“期待”。谁知道，于谦每次议事京师，总是“空囊以入”，使人大失所望。也有好心人劝告于谦说：“你虽然不愿送金宝，攀附权贵，至少总得带上点土特产，如合芗（线香）、干菌（蘑菇入裹头（丝帕）这样的东西才好。”于谦哈哈一笑，举起两袖说：“带有清风！”事后，他戏作一绝，诗曰：
手帕蘑菇和线香，本资民甲反为殃。猜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阎阎话短长．一时远近传诵，成为佳话。
正统元年0436年），朱祁镇即位，是为明英宗。这个少年皇帝“童呆骄纵，荒嬉无度”，宦官近侍投其所好，恩宠日深。正统七年以后：军国大权就落到王振的手里。
王振是个粗通文墨的奸佞无耻之徒，他早年科场落第，曾充任某县教官，后犯罪应当充军，适逢内宫需要阉人，就自宫献身，当了太监。因为他有些文化，在宫里教过太子朱祁镇认字，朱祁镇继位以后，他就掌握了司礼监。明朝的司礼监非同等闲，它是宦官二十四衙门之首，既统管仪礼、刑名、提督东厂（特务机关），又掌管内外奏章、御前勘合。更重要的还代替皇帝“朱批”内阁大学士（相当宰相）的“票拟”。这样的制度自然会给宦官弄权大开方便之门。因此，王振得以“恃宠挟恩，夺主上之威福；怀奸行诈，紊祖宗之典章；每事不由于朝廷，出语自称为圣旨＼“卖官鬻爵，诛杀无忌”。一时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
朝廷如此，身为地方官的于谦自揣缺乏“回天之力”，曾不禁拊膺叹曰：“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不久，于谦入朝，推荐参政王来等接替自己的职务。王振得知以后，竟以“久未升迁，心怀不满”的罪名，把于谦下到三法司，判处死刑。关押了三个月，幸被释放，降为大理寺少卿。这时“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谦者以千数”，周、晋诸王也为他讲了些好话。这样，于谦才官复原职。
正统十三年（1448年），于谦调任兵部左侍郎。第二年秋天，瓦刺首领也先大兵南侵。
瓦剌（也称斡亦刺、厄鲁特）是我国蒙古族的一支。永乐初年，也先的祖父马哈木被明朝封为顺宁王以后，瓦刺与中原往来不断。正统年间，瓦刺势力逐渐强大，而明朝国政日非’边防策弛，瓦刺就成了明朝北方的严重威胁。
正统十四年（1449年）春，也先派使者二千人到北京贡马，虚报为三千以图冒领些“凛饩（供应）”。王振发见后，大发雷霆，在不准星领之外，又把马价削减去五分之四。也先听到以后，十分忿怒。七月，兵分四路，向辽东、宣府、大同和甘州大举进攻。边报传来，王振根本提不出妥善的对策，却希图挠幸取胜，冒滥边功，以乘机加重自己的威福。因此，极力怂意明英宗御驾亲征。此议既定，朝野震惊。事出仓促，危如垒卵。于谦和兵部尚书王直等人伏阙谏止，遭到驳斥。七月十六日，朱祁镇和王振率领大军从北京出发。八月初一，进入大同城。当时明军的处境十分险恶，朱祁镇又仓促回师。八月十五，当撤退到土木堡狼山一带（今河北省怀来县境），瓦刺铁骑四面袭来，明朝的五十万兵马全军覆没，朱祁镇作了俘虏。王振被护卫将军樊忠一锤砸死在乱军之中。这就是历史上的“土木之变”。
明朝建国八十多年以来的空前危机，使朝野大震，不知所措。已经把妻、子送回南方的徐理，借口“星象有变，天命已去，”倡言南迁。于谦挺身而出，厉声怒叱：“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之事乎！？”经过这番争论，坚守北京的决策才确定下来。接着，两京、河南，山东等地的军队陆续调到，防御的部署也大体就绪，人心稍微安定下来。这时，于谦升任兵部尚书。九月，监国的郕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拯）即位，是为景帝，
十月，也先挟明英宗被紫荆关，直捣北京。主将石亨主张尽闭九门，以避其锋。于谦以为不可。他分派诸将，率二十二万军队，列阵于九门之外，自己“率先士卒，躬提甲胄”，设营德胜门外迎敌。也先连续向德胜门、西直门，彰义门猛攻，全来得逞，撤到土城（元大都残留城址）。这时，“居民弃屋，号呼投石，哗声震天”，也先败走。这次也先兵临城下，本以为北京旦夕可破，及至见到明军严阵以待，连续攻击，一再受挫，就打算以送还朱祁镇为条件，约于谦、王直等出城“议和”，以期“索金帛以万万计”。于谦看清了也先这种“议和”的图谋，不加理睬。
景泰元年（1450年）正月开始，也先不断进攻宁夏、大同、万全等地，都未取胜，屡次提出“议和”，也未如愿。但是也先不断扬言的送回“上皇”，在明朝大臣中却引起了反响。许多人主张赶快讲和。当时只有于谦力排众议，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三月，参将许贵又报告，北边来了三个人，要求朝廷讲和，并建议多送些金帛给也先。于谦说：“前遣指挥季铎、岳谦往，而也先随入寇；继遣通政王复、少卿赵荣，不见上皇而还，和不足恃，明矣。”他继续指出：“万一和，而彼肆无厌之求，从之则坐敝；不从则生变，势不可和。（许）贵为介胄臣，而惧怯如此，何以敌忾！法当诛。”从此边将人人主战守，无人敢再侈谈议和，士气为之大振。
七月，也先看到明朝边防日渐强固，愈发难以兵戎取胜，同时在瓦刺内部，也先和脱脱不花、阿刺知院的矛盾也日渐尖锐，而他手中的“上皇”不仅不再是可居的奇货，实际上已变成累赘。所以，决意罢兵，送回朱祁镇。随即派使者五人到北京，与明朝讲和。这时，大臣们一再奏请迎接上皇。景帝朱祁钰却很不高兴，他满面怒容地说：“朝廷因通和坏事，欲与寇绝。”“我非贪此位，而卿等强树焉。今复作纷，纭何！”一时群臣惶恐，不知所对。于谦从容说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耳。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辞矣。”景帝的面色才平和下来，说：“从汝，从汝。”这年八月十五，明英宗回到北京，正好是“土木之变”一周年。随后，明朝与瓦刺的关系又“化干戈为玉帛”，贡使络绎，贸易不绝。《明史》作者评论道：“卒奉上皇以归，（于）谦之力也。”
在“土木之变”爆发的危急关头，于谦身系朝野安危，爱国忘身，但他“至性过人”，从来“口不言功”，“自奉俭约，所居仅蔽风雨”。皇帝在西华门附近赐他一所大宅第，他说：“国家多难，臣子何敢自安。”坚决辞让不受。保卫北京的胜利，石亨功劳次于于谦而得了世侯，有些内愧，因此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于冕。皇帝诏于冕到京的诏书已下，而于冕辞谢不来。于谦说：“国家多事，臣子义不得顾私恩，且（石）亨位大将．不闻举一幽隐，拔一行伍微贱，以裨军国，而独荐臣子，于公议得乎？”坚决表示：“决不敢以子滥功。”
景泰八年（1的7年）正月初，明景帝重病不起。当时太子未立，朝廷内外惶惶不安。十六日夜，在石亨、徐有贞等人的策划下；产生了“夺门之变”。十七日破晓，上皇朱祁镇重登宝座。正午，传旨逮捕于谦、王文下狱。次日，明英宗朱祁镇、石亨、徐有贞等进行“廷审”，诬陷于谦、王文谋逆。但是，“所司勘之无验（没有证据）”，石、徐异口同声说：“虽无显迹，其意则有。”于是以“意欲”二字定了案。王文愤怒已极，双目圆睁如炬，争辩不已。于谦笑着对他说：“辩，生耶？无用。彼不论事有无，直死我耳！”天顺元年0457年）正月二十二日，白发苍苍的于谦，在北京的东市，被杀头“就义”，时年六十。同时，妻、子被发配边疆。抄家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资，萧然仅书籍而已”。史书记载：“公被刑之日’阴霾翳天，京郊妇孺，无不洒泣”，“行路嗟叹，天下冤之。”
天顺三年（1459年），于谦的遗骸被运回家乡。西子湖头，三台山麓，筑起了一座新坟，这座坟墓犹如一座壮丽的纪念碑，和岳飞墓遥相对应，为如画的湖山，又添了几分悲壮豪迈的英雄气魄。清人袁子才有诗道：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于谦的一生，诚实地实践了自己诗中的誓言：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粉身碎骨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
他毕生的心力、年华化作了熊熊炭火，发散着光和热。骨气、灵魂经受了烈火的考验，在天地间留下一片清白。
于谦的诗，汲取了历史对于自己时代的要求。时代的要求，蕴藏在万千百姓的愿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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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卷 归亚雷 主演的大明王朝 就有详细描述于谦
从土木堡之变 一直到它舍生取义 相当完整

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著名清官、民族英雄。明朝永乐年间进士，曾巡按江西，巡抚河南、山西，政绩卓著。正统十四年（1449），在蒙古族瓦剌部入侵，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明王朝危在旦息。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力阻南迁，亲自指挥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名扬青史的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挽狂澜于既倒，在中国历史上抒写了壮烈辉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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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1398——1457年），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代著名清官、民族英雄。明朝永乐年间进士，曾巡按江西，巡抚河南、山西，政绩卓著。正统十四年（1449），在蒙古族瓦剌部入侵，发生土木之变，明英宗被俘，明王朝危在旦息。于谦临危受命，任兵部尚书，提出“社稷为重君为轻”主张，力阻南迁，亲自指挥数十万军民进行了名扬青史的北京保卫战，击退瓦剌，挽狂澜于既倒，在中国历史上抒写了壮烈辉煌的一页。于谦加封少保，总督军务。英宗获释后发动夺门之变复辟，1457年2月，于谦以“谋逆”罪被冤杀于北京，1459年5月，义子于康将于谦遗骸安葬在杭州西湖南面的三台山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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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今杭州）人，自幼聪颖过人，青年时代就写下了《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著名诗篇。在三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中，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刚正不阿。
明正统十四年（1436年），北方瓦剌人侵犯边关，明英宗驾御亲征，却让太监王振任总指挥，50万明军在土木堡大败，英宗被俘，京师动摇。瓦剌以“送驾还朝”为名，长驱直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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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1398-1457）字廷益，钱塘（今杭州）人，自幼聪颖过人，青年时代就写下了《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著名诗篇。在三十余年的为官生涯中，清正廉明，兴利除弊，刚正不阿。
明正统十四年（1436年），北方瓦剌人侵犯边关，明英宗驾御亲征，却让太监王振任总指挥，50万明军在土木堡大败，英宗被俘，京师动摇。瓦剌以“送驾还朝”为名，长驱直入，并侵占京师门户紫荆关。社稷危机万分。于谦临危受命为兵部尚书，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统率军民抗敌，瓦剌大败，终于认输献出英宗，取得北京保卫战全胜。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于谦被诬陷而遭杀害，时年59岁。七年后始得昭雪，遗体归葬故乡，墓侧建祠堂。 墓与祠在文革中被毁，1982年重修。
于谦善书法，其书静穆高雅，气韵盈沛，遗墨《题公中塔图赞》帖，为普朗和尚题其师所遗公中塔图及赞语。用笔劲峭有力，畅达清丽，意如行云流水。此手迹曾经安岐、顾崧等人收藏，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现在北京相声舞台上也有个演员叫于谦，石富宽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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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1398—1457)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明代著名的政治家、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