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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的节烈观》
　　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是最深重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感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他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怜悯.
　　与鲁迅的思想行为一致的是,在他的小说创作中,同样充满着对封建宗法制度罪恶行径的愤怒批判.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鲁迅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惨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在他的现实主义小说《明天》、《祝福》、《离婚》、《伤逝》中,他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等一系列的典型形象,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字里行间,熔铸着作者的激愤与不平.
　　首先,鲁迅的作品《祝福》,本篇文章是鲁迅先生反映旧中国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短篇小说.《祝福》中的主人公祥林嫂,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的典型形象.她勤劳、善良、质朴、顽强,但在旧社会她不但不能争得一个做人的起码权利,反而成为一个被践踏、遭迫害、受鄙视而终甚至于被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所吞噬的人物.
　　对于封建礼教强加给她的种种迫害与摧残,她也进行了挣扎与抗争：早年她就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丈夫,丈夫不幸去世,祥林嫂孤身一人来到鲁镇到鲁四老爷的家中作女工,当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做女工时,婆婆突然来到了鲁镇,并强行带走了祥林嫂.哪知道祥林嫂的婆婆为了给小叔子筹办结婚的彩礼,竟然将祥林嫂强行嫁到了里山.对此她也挣扎过也抗争过；面对人们的嘲弄、侮辱与伤害,她给以无言的抗议；对灵魂的有无,她表现了怀疑.但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双重打击和人们的风刀霜剑中,她不但连起码的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争到,反而被吞噬被毁灭了.祥林嫂的挣扎与抗争,完全是出于自发的,为了反对再嫁,她进行了“出格”的反抗,是为了保持自己的“贞节”；为了赎“罪”,她去土地庙里捐了门槛.她是在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的泥沼中进行挣扎也进行了反抗.这决定了她不仅逃不出造成她人生悲剧的苦海,而且最终只能走向死亡的深渊.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但她这种反抗意识是朦胧的.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地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的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她临终时对“灵魂”的怀疑,包含着反抗命运的意义,她希望死后能见到儿子,这是对命运的反抗；她又希望没有地狱,死后不被锯成两半,这也是对命运的反抗.不过,她对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并没有明确的认识,她也不知道造成自己人生悲剧的真正原因,她当然也更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只能推翻这造成人们人生悲剧的万恶的封建制度.
　　而鲁迅作品《明天》中的单四嫂,是鲁迅创作的第一个妇女形象.她是一个麻木、顺从,完全失去反抗力的女性.贫困寡居的单四嫂,专靠纺纱来养活自己和她三岁的儿子宝儿.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庸医小仙身上.迷信、庸医夺走了宝儿的生命,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随之破灭.在这样的社会现实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年轻寡妇,哪里有能力救活儿子和保护自己?面对一连串的不幸和打击,单四嫂只好一味地顺从、屈服,没有丝毫的不满和反抗,完全麻木的把希望寄托在“明天”的到来,但在明天到来时,单四嫂却失去了唯一的儿子和仅有的财物.明天,本来应给人希望,使人重获新生,但单四嫂子的每一个明天,带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沉重的打击和失望.在单四嫂子的身上,我们找不到力量,看不到希望.鲁迅先生正是在把吃人的封建社会暴露得体无完肤的同时,对如何解放广大劳动妇女这一社会问题开始了艰难的探索.
　　在《随感录·四十》中,鲁迅指出,妇女“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单四嫂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甘心情愿地任人摆布,这就意味着等待这个可怜寡妇的,只能是更沉重更无穷尽的痛苦和悲哀,是更漫长更黑暗的无情岁月.
　　相对祥林嫂、单四嫂来说,《离婚》中的爱姑,是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
　　爱姑也是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她十五岁嫁到施家, “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然而,就是这个善良、柔顺的农村青年妇女,当丈夫另觅新欢,要遗弃她时,她却变得异常的大胆、泼辣、不屈不挠并进行了强烈而持久的抗争.在封建社会,男人三妻四妾原是司空见惯了的.大多数妇女对此忍气吞声,被迫接受事实.而爱姑在丈夫“姘上了小寡妇”后整整闹了三年,闹得施家鸡鸣狗跳,施家只好请了绅士慰老爷从中说和,而慰老爷只让施家赔八十元,劝她“走散好”.爱姑却不依,认为慰老爷“不通”,定要和他把理讲到底,“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这是何等的坚决、有气概!这在以往的旧中国妇女中是从未有过的.施家最后无法,又请出了与县太爷换过帖的七大人.爱姑还是毫不畏惧地去见七大人评理.在大庭广众之下,她申诉自己在施家受到了欺凌和冤屈,大骂丈夫是“小畜生”、公公是“老畜生”.“男尊女卑”、“出嫁从夫”的所谓封建道德,在她眼中受到了极大的藐视.爱姑替广大受压迫妇女出了一口气.虽然最后还是在地主老爷的威逼下,以施家出九十元大洋、双方“走散”结案.以上所述都是爱姑的离婚“战绩”,爱姑的反抗,已不同于祥林嫂式的反抗,它正从完全被动向有一定的主动性转变.从爱姑身上,我们看到了近代男女平等思想的萌芽,所以敢想、敢说、敢干.《离婚》中爱姑仍然处于被损害的地位,同样受封建礼教毒害,仍属于悲剧的角色.况且,爱姑又是一个没有知识、没见过世面,缺乏社会斗争经验的农村妇女,她对封建统治阶级特别对七大人这样的头面人物抱有幻想,认为七大人是“知书识理的人”,“是讲公道话的”.她还想把官司打倒县里、府里.可爱姑不知道,七大人正是压迫她的封建势力的代表.她丈夫之所以敢遗弃她,就因为有七大人等地主老爷和封建礼教在背后撑腰.七大人根本不理睬爱姑的冤苦,而是以他装腔作势的威风,压迫她屈服,以“走散”结案.爱姑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悲剧的命运!爱姑不同以往的强烈的反抗斗争,有了摆脱悲惨命运的希望.这标志着鲁迅先生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又有了新的进展和突破.
　　单元四嫂、祥林嫂、爱姑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典型形象,在数千年漫长而黑暗的艰难历程中,所受的封建思想毒害更深,背负着更为沉重的精神重压,灵魂深处被奴化被扭曲更为严重.作者鲁迅对她们表现出更大的关怀与同情,同时也表现出无限的悲哀和忧愤.
　　鲁迅,分在关注妇女问题时,不但把眼光放在农村妇女身上,也把焦点放在城市的新型女性身上.《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子君,与祥林嫂不同的是,她接受过教育,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作者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随着涓生被解雇,家庭经济陷入困境,子君与涓生的感情逐渐出现了裂痕,最后两人不得分手.子君回到冰冷的封建家庭后,不久便死于无爱的人间.无疑,子君的悲剧是时代悲剧.
　　子君的悲剧是必然的,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这处,在于其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
　　本着“为人生”的启蒙主义精神,和对受压迫妇女的痛惜之情,鲁迅“自觉地与先驱者取同一步”,以悲愤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社会的魂灵,以期限引起疗救.作者塑造了单四嫂、祥林嫂、爱姑、子君这几个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通过她们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苦人生命运,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这些妇女形象的目的之一.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思考的问题.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的战斗.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特别是子君,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使人从中看到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更要看见辉煌的曙色”.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习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论《 阿 Q正传· 序章》 的边缘性因子对文本的悬置意义
　　内容提要:《阿 Q正传 》 第一章“ 序 ” 与主体在文本结构和叙事风格上 ,存在着明显的不统一现象 ,而作者没有对此加以修订 ,说明“ 序 ” 章有着它存在的特殊理由和价值.本文运用当代叙事理论 ,对这“ 特殊理由和价值 ” 予以分析和论证.
　　关键词：《阿 Q正传 》 边缘性因子 悬置
　　作者倪浓水 ,男 , 1960年生 ,浙江海洋学院副教授.(定海 316000)
　　在《阿 Q正传 》 研究中 ,有一件事或许不应被忽视:1926年 ,由罗曼 · 罗兰主编的《欧罗巴 》 杂志第四十一、 四十二期上 ,发表了由敬隐渔翻译的《阿 Q正传 》 的法译本 ,可是这并非是一个完整的译本 ,第一章“序 ” 被删去了.我所谓的“ 不应忽视 ” ,指的就是这一“删去 ” .因为这一
　　删去是意味深长的 ,它至少证明了鲁迅在《 〈阿 Q正传 〉 的成因 》 中那著名的话并非仅仅是自谦:
　　阿 Q的影象 ,在我的心目中似乎已有了好几年 ,……(经孙伏园一提 )晚上便写了一点 ,就是第一章:序.因为要切“开心话 ” 这题目 ,就胡乱地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 ,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鲁迅直截了当地使用了“ 不相称 ” 这样的判词 ,对“ 序章 ” 与全文在风格上的不统一作了诚挚的自我否定;罗曼· 罗兰他们则运用“ 删除 ” 手段对这种“ 不相称 ” 作了文本
　　形式意义上的改正.他们的聚焦点都集中在“ 叙事 ” 上.这一点恰恰是我
　　们在《阿 Q正传 》 研究中所忽视的地方.我们对“序章 ”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对思想内容的诠释:阿 Q的身份、光棍、 不配姓赵、 名字的渺茫不可考 ……我们从中注意到了大量的内容信息 ,却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它在文本形
　　式上的存在的奇特的与全文的不统一性作学理上的分析.
　　“ 序章 ” 与全文的“不相称 ”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混乱的叙述人称. 《阿 Q正传 》 是以全知全能的第三人称的方式展开叙事的.可是在“ 序章 ” 里 ,我们看到的却是一连串的“ 我 ” 字 ,也就是说 ,“ 序章 ” 是运用限制性的第一人称叙写的.虽然人称的转换在多角度叙述的小说创作中也是经常的现象 ,但这种转换往往是全局性的 ,并且大多是交替进行.然而《阿 Q正传 》 的人称转换却是一次性的:“ 序章 ” 中的第一人称从第二章起被聚焦人物的叙述取代了.正是这种被取代 ,造成了它叙事角度的不统一.
　　(2)“ 不必有的滑稽 ” .为了最合理地确定一个“传 ”
　　的名目 ,“我 ” 从“列传 ” 开始 ,“自传 ” 、 “内传 ” 、 “外传 ” 、“ 别传 ” 、 “ 家传 ” 、 “ 小传 ” ……一路兜下来 ,做了一长篇转磨文章.把它独立开来看 ,这节文章诙谐有趣、 信息丰富 ,不失为好手笔.由于“ 后来渐乎认真起来了 ,编者 (伏园 )也觉得不很开心 ,所以从第二章起 ,便移在‘新文艺栏 ’里. ” 以后便越写越沉重 ,再也无法有趣了.这样 ,“ 序章 ”与全文的关系好比是一个浑身黑衣的人却戴了一顶鲜艳华丽的帽子 ,因差距过于悬殊而产生的滑稽感 ,与全文的沉重压抑的不相称是显而易见的.所以连鲁迅自己都说是“ 不必有的滑稽 ” .
　　(3)无实际叙事价值的“插入 ” .“ 序章 ” 中除了那些游离于正文风格之外的“ 滑稽 ” ,还有好多随笔形式的“ 插入 ” ,如“ 文豪迭更斯 ” 、 “ 陈独秀办《新青年 》 ” 、 “ 有历史癖和考古癖的胡适之 ” 等.这些叙述话语所指涉的对象 ,都是客观存在过或仍然存在的人物 ,“ 序章 ” 将他们随手引入 ,使小说叙事的虚构性特征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消解.
　　当然这或许也是另一种叙事的风格 ,但是这种“ 插入 ” 又仅仅存在于“ 序章 ” 之中 ,这使得它与全文又形成了一种客观真实与虚构文本之间的“ 不相称 ” .以上种种“ 不相称 ” ,使“ 序章 ” 给人以一种对全文结构、 风格和内容上的割裂感.罗曼 ·罗兰看到了这一点则不客气地动手删去了.从忠实和负责的层面上来看 ,《欧罗巴 》 杂志的一刀删去不一定是最恰当的做法.但是如果我们对这种“ 不相称 ” 的客观存在采取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 ,也未必是对鲁迅最大的真正意义上的尊重.鲁迅说他自己也看到了这“ 不相称 ” 的叙事缺陷 ,但是引起我们思考的是:鲁迅明明看到了这种“ 不相称 ” ,为什么在后来出单行本的时候却没有加以修改 ? 以鲁迅对创作的严谨态度 ,他应该不会容许这明显的瑕疵的堂皇存在.虽然鲁迅历来反对“ 悔少作 ” 而大改特改的做法 ,但在杂志连载完毕、 收进《呐喊 》 出版时 ,应该是进行修改的最佳机会 ,鲁迅却是“存而不改 ” .而且从《 〈阿 Q正传 〉 的成因 》 一文中 ,我们可以看出 ,他还隐隐反对《欧罗巴 》 杂志的做法:“关于《阿 Q正传 》 的译本 ,我只看见过两种译本.法文的登在八月份《欧罗巴 》 上 (据戈宝权考证 ,实际应是 5月和 6月份 — — — 引者注 ) , ……是有删节的.英文的似乎译得很恳切. ” 他的这种态度是否可以给我们一种启发:“ 序章 ” 中虽然有种种“ 不相称 ” ,但是这些“ 不相称 ” 并不是完全多余的 ,它们实际上另有其存在的价值 ?
　　从结构叙事学的角度看 ,《阿 Q正传 》 的“ 序章 ” 属于一种嵌入形态.所以要确定它是否另有存在的价值 ,我们就需要考察 ,这嵌入的片段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叙事功能 ?“ 引言、 卷首引语、 序言、 插入信件和招牌、 题词、 墓碑上的标志 ” ,希利斯 ·米勒在《解读叙事 》 中 ,将这些小说中各种形式的嵌入文字称之为小说故事的“边缘性 ” 因子 ,并指出它们与小说的基本叙述“属于不同的话语层次 ” . ①在对乔治 · 艾略特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引用《堂吉诃德 》 的段落作为其《米德尔马契 》 第二章的开篇引语、 安东尼 · 特罗洛普的《养老院院长 》 中插入的信件等边缘性因子的存在作了叙事考察后 ,他论述道:“ 脚注、 序言、 导论、结论 — — — 所有这些处于小说正文之外的边缘性只言片语 ” ,“ 每一种形式都有不同的作用方式 ” ,都需要我们“ 对其作出不同的分析 ” ,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些边缘性因子对小说故事“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起到悬置的作用. ” ②我在这里引入了解读《阿 Q正传 》 “序章 ” 的一个现代叙事学的关键概念:悬置.在希利斯 ·米勒的叙事话语体系里 ,“ 悬置 ” 是在结构意义上显示其价的.所以它实际上与西方另外一个现代叙事理论家爱玛 ·卡法勒诺斯所喜欢使用的一个概念“ 配置 ” 有些近似.爱玛 ·卡法勒诺斯将所有的小说都看成是一个整体 ,这个整体有一系列事件构成 ,小说叙事就是对这一“ 系列事件 ” 的再现.而这“ 再现 ” 就是由作者或叙述者提供“ 事件配置件 ”的信息、 再由读者依靠这些信息建构“ 故事 ” 的过程.也就是说 ,无论是希利斯 ·米勒还是爱玛 ·卡法勒诺斯 ,都倾向于认为 ,小说本文的每一个部分 ,都是作者或叙述人精心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