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名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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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与猫.
　　他是农民的儿子,从小家里没有一本书；他的叔父决定送他上学,令其命运有了转折,但也给他一个包办婚姻,在离家求学十余年后,他依然跟妻子相濡以沫；他同时考上了清华和北大,为了能够出国选择了清华；他在哥廷根大学有过一段苦涩的异国之恋；他谢绝剑桥邀请,毅然回国；在受过“文革”的炼狱之后,走出“牛棚”,他笑容依旧；耄耋之年,他依然笔耕不辍,这就是一代学术大师季羡林先生一生的几个片断.20多年前就谈“和谐”本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的95岁生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向这位在海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表示祝贺和敬意,两人还一起探讨了“和谐”话题.其实,早在20多年前,季先生就大谈“和谐”———“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凝练的表述.他说：“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布衣情怀在解放军总医院一住就是4年,这是入院时谁也没想到的.但季老先生自谓早已达到“悲欢离合总无情”的境界,不仅处之泰然,并且,很快在医院建立起了新的大家庭.这个家庭的成员,从医生、护士、护工,到清洁工,再到其他病友及其家属,热热闹闹,亲密无间.季先生被称为“爷爷”或“老爷子”,三天,护士们给他买来个毛绒猫咪;两日,小保安又送来几个柿子;再几天不见,传达室的老门卫就带话来问安了.
　　半夜有了尿,老爷子总是把两次三次憋成一次,宁愿自己睡不好也不叫醒护工,因为“他们白天也很疲劳了,晚上不忍再让他们起来”.
　　一个细小的习惯,就能勾起往事.给季先生做了几十年秘书工作的李玉洁说,她注意到季老吃馒头炒菜时总是速度很快,吃饺子、面条时速度相对慢一些.那是因为他幼年时就离开父母,寄居在同样贫困的亲戚家,每逢上桌吃饭都是小季羡林最尴尬难熬的时候,他不愿意往自己的碗里搛菜,所以吃得很快,盼着吃完赶快离开.
　　季羡林一生培养了6000名弟子,其中30人成为各国驻外大使.但作为誉满国内外的学术大师,季羡林却没有半点架子和派头.但是,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在北大校园里,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他像一个工友,说话平常,总是面带笑容；他像一个老农,声音低沉,平易近人.他的家谁都可以推门而入,同他谈话,如沐春风,决不会感到紧张局促.600本《留德十年》有一天,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老爷子马上把李玉洁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也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
　　勤学一生1917年,6岁的季羡林从乡下的父母家,来到城市济南的叔父家,叔父虽未受过正规教育,却思想开明,有远见.在季羡林上高小时,他便出钱让侄子课余去学英语,学古文,一直要到晚上十点才能回家.在清华、在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的十几年里,他的日程就是学习、吃饭、睡觉,与旅游、晚会、跳舞、娱乐都无缘.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恪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老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从入院第一天起,季先生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滴水石穿,一部《病榻杂忆》就这样渐渐出来了；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能再看电视,季先生特别重视读报,他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参考消息》的大字版他篇篇必读,有时由李玉洁或护士念给他听.怀真情,说实话季老曾说：“‘真情、真实、真切’是我做人做事的原则.”他对事真,对物真,对情真.在《留德十年》这部回忆录中,他真诚地披露了自己三十岁时一段鲜为人知的情事：在德国时,他和德国姑娘伊姆加德因为给论文出清样,有过一段恋情.与伊姆加德结合,自己未来的生活或许是幸福美满的.但这样一来就意味着对妻子儿女的背叛,意味着把自己的亲人推向痛苦的深渊.尽管置身于包办婚姻中,季羡林最后决定,为了不伤害或少伤害别人,还是由自己来咽下这颗苦果.他想,伊姆加德还年轻,她以后还会碰到意中人.据说,伊姆加德小姐终身未婚.季羡林还以敢讲真话而闻名.早在1986年,他就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还是个“反面教员”,人人谈“胡”色变,无人敢涉足这一“禁区”,有朋友劝他不要写这样的文章,风险太大.季羡林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件涉及到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有必要站出来说话,把真相告诉大家,还胡适以真面目.他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宽人严己前些日子,外省有一位学者在某报撰文,指责季羡林先生“自封大师”云云.季先生闻说后如往日一般平静,说:“人家说得对,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大师.只不过我运气好,好事都往我这儿流.”他说：“我就两条,爱国和勤奋.我总觉得自己不行,我是样样通,样样松.”见李玉洁不服气,季先生就叫她端正态度,并说:“人家说得对的是鼓励,说得不对是鞭策,都要感谢,都值得思考.即使胡说八道,对人也有好处.就怕一边倒的意见,人就晕了.”
　　他特别能看到别人的优点,赞扬起来从不吝啬.在《我眼中的张中行》中,季先生称张先生“是高人、逸人、至人、超人.淡泊宁静,不慕荣利,淳朴无华,待人以诚.”“我常常想,在现代作家中,人们读他们的文章,只须读上几段而能认出作者是谁的人,极为稀见.在我眼中,也不过几个人.鲁迅是一个,沈从文是一个,中行先生也是其中之一.”难得一位大学者对另一位大学者如此欣赏.季羡林先生把他对张先生的钦佩之处老老实实告诉读者,一副甘拜下风的若谷虚怀.用季老自己的话来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问他：“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他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季老很喜欢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季老谦虚地说：“我哪敢自比为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