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一生巴金的生活中的大大小小趣师

巴金的一生巴金的生活中的大大小小趣师
巴金的一生
巴金的生活中的大大小小趣师

巴金的一生巴金的生活中的大大小小趣师
巴金(1904.11.25 - 2005.10.17)原名李尧棠,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宦家庭.自幼在家延师读书.五四运动中接受民
　　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
　　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工作,参与组织“均社”
　　,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
　　发表《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
　　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5年夏
　　毕业后,经常发表论文和译文,宣传无政府主义.1927年赴法
　　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
　　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1928年冬回国,居上海,数年
　　之间,著作颇多.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
　　丁》、《萌芽》和著名的“爱情三部曲”《雾》、《雨》、
　　《电》.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
　　曲”之一《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
　　卓越的作品之一.
　　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天东渡日本.
　　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出版“文学丛
　　刊”、“文化生活丛刊”、“文学小丛刊”.1936年与靳以创
　　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
　　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
　　抗日战争期间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
　　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担任历届中华全国
　　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1938年和1940年分别出版了长篇小说
　　《春》和《秋》,完成了“激流三部曲”.1940年至1945年写
　　作了“抗战三部曲”《火》.抗战后期创作了中篇小说《憩园》
　　和《第四病室》.1946年完成长篇小说《寒夜》.短篇小说以
　　《神》、《鬼》为著名.抗战胜利后主要从事翻译、编辑和出
　　版工作.
　　1949年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当选文联常委.1950年担
　　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曾两次赴朝鲜前线访问,辑有《生活在
　　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散文通讯集.1960年
　　当选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副主席.“文革”中,遭到了
　　残酷的迫害.1978年起,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散文《随想
　　录》.由他倡议,1985年建立了中国现代文学馆.他的著作被
　　译为多种文字.1982年至1985年相继获得意大利但丁国际荣誉
　　奖、法国荣誉勋章和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美国文学艺
　　术研究院名誉院士称号.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全国文联副主
　　席.
　　巴金是一个对政治缺乏“敏感”的书生.1948至1949年初,当解放战争的炮声已经震耳欲聋,他依然在唱着他那“诅咒旧时代”的老调,埋头而尽心尽职地做他的文艺杂志编辑.因此,他关注的“社会现实”是：“小孩子在哭,中年的主妇在跟卖西瓜的人高声论价,一个女性的带病的声音在乞讨残饭,一个老年人在咳嗽吐痰”；(《序跋集》)影响他此时思想判断的是“寒夜”式“眼光”,“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左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全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来收路尸一百多具’的标题”；(《〈寒夜〉再版后记》) 而巴金精神世界的主旋律,仍然是俄国革命党人和法国民主知识分子反抗王权与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传统.
　　1948年前后的上海,为读者摄下的是巴金全身心投入杂志编辑和校对工作时的“身影”.他留在历史键盘上的“声音”,也是巴金所独有的,带有巴金式的姿态和气味：1948年4月29日,他在致一位友人的信中说：“现在上海很少有书店愿意接印新稿(要是长篇,赵家壁还肯接印)唯一原因是排印新书,难有赚钱希望.肯出适当价钱买版税的,可说是没有.”当年5月5日,致沙汀的书说：“您问起去年二月以后您的版税结过没有,这事情我已打电话到书店去查问过了.据说您的书已早售完,去年二月的版税是旧版书的最后一次版税.《淘金记》、《还乡记》都是去年年底重印的.书店会计部另有回信寄给您.”7月25日,致信范泉说：“据寄上,请查收.原稿收到,谢谢.要是方便,请您再寄一本刊载《惩戒室》的那期《文艺春秋》.”8月14日,在信中告知敬之：“版税这期有四十多万,已嘱书店通知重庆分店转汇.”10月26日,又告诉敬之：“我已与会计科讲好,预支版税五十万元,由渝转来,今天同时寄一信给济生,请他照办.”12月21日,对来约稿的《文艺春秋》杂志主编范泉“诉苦”道：“近日仍忙着看校样,新春随笔之类无法写,请原谅.稿费当于见面时奉还.”12月29日,接着告知敬之：“版税已嘱书店早汇,大概仍由重庆分店划付,不过书店办事难免不拖几天.”再查巴金1949年6月至8月的书信,向人告知的也多是“编辑”、“写作”与“人事”方面的苦恼.如6月10日致作家田一文书：“我一直忙,《安娜》也有几十页待OK.房子问题弄得我头痛.我实在无法写信给你.”又如8月29日致友人书：“我去北平前几天朗西夫妇约了几个朋友跟我吵,要我交出文生社,我答应回沪后办交代.现在是康嗣群做总经理,朱洗做董书长.我无权请你回来了.”……“敬之”是此时作家沙汀在四川安县家乡隐居时的化名,他当时就用岳母黄敬之的名字与人通信,包括向巴金催要版税.(《巴金书信集》)
　　纵观巴金一生的思想追求,上述文字难免给人“世俗”的、同时也非常真实的印象.那场决定着民族生死命运和前途的战争,对巴金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当上海已经“城破”,浓厚、刺鼻的硝烟还在街道上到处弥漫时,他关心的却是文学作品的出版问题,是“版税”、“写稿”、“人事纠纷”和其他一些看似琐碎的编辑业务.然而,它们却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1948年前后的巴金,仍然是一个视文学如生命的作家.事实上,巴金一生都是以一个勤奋的“作家”和态度诚恳负责的“编辑”的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厚厚的大书中的.这是他给自己、也是历史给予他的“定位”———只不过在50至70年代暂时“偏离”了一段时间而已.当然这是后话.我们关心的仍然是：就这时巴金真实的心态和处境看,在历史的“转折”关头,他是怎样安排与筹划自己的文化命运的?而这种“安排”与“筹划”,他对现实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对一代作家未来的命运究竟会意味着什么?巴金是自觉地投入大革命的怀抱,真心诚意地选择了历史的吗?如果不是,那它又显示了怎样一种思想命题?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今天重新去思考和研究.
　　让我们再把“镜头”摇回到1948年.需要指出的是,他毕竟不是一个悲观的宿命论者,“早给千百万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巴金,他才四十五岁.如果人生以百年计,无疑这是他一生中最佳的年龄”.而且与鲁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相比,巴金为人和作文都要“单纯”得多.解放军进入市区之前,就有人劝他移居海外.但当年5月的某天,一位“不速之客”的突然到来,无意之中却调整了巴金稍感不安的心灵的“天平”：“有个戴着眼镜穿着解放军制服的中年瘦个子来霞飞坊五十九号,他径自跑到楼上巴金家中,用双手紧握住巴金的手不放.原来他不是别人,正是巴金在1934年认识的在鲁迅身边工作过的黄源.”(徐开垒《巴金传》)黄源是在抗战中参加新四军的,他现在的身份是上海军管会文艺处的负责人.如果说巴金对经过土地革命和抗日故争、解放战争,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还比较陌生的话,那么他却非常熟悉老朋友黄源.在某种意义上,黄源对巴金就是1948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他是一个既具体又亲切可信的存在.他就是一个无形的“资信”.正如鲁迅是通过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左翼文人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一样,巴金也通过文坛老友黄源认识了一个新的时代.翻读巴金这一时期的文章,这一渐渐培养起来的“信任感”,给人留下了十分触目的“印象”.在《一封未寄的信中》,他第一次称那些党员作家为“朋友”,他说：“我称你们做朋友,你们也许不认识我”,“虽然我叫不出你们每个人的名字”,“可是站在你们旁边,我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他也学会了用这样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情：“我从中国的上海来.上海,这个国际闻名的城市,肩人称它是罪恶的城市,有人称它是冒险家的乐园”,“在这里小孩挨饿,妇女受辱”,“劳动力毫无原因地被浪费,被糟蹋.这就是帝国主义一百年来的成就.”(《巴金选集》第九卷)他甚至还劝老友与人谈谈自己的“思想问题”.(《巴金书信集》)显然,在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作家和编辑身上发生的“转变”,的确是“快”了一点,因为它中间缺少必要的“过渡”和“铺垫”——然而,这就是巴金——一个“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的大好人.像他笔下的觉慧一样,他胸无城府,心灵有如蓝天一般透明；又像他的没有审视距离、也不懂得叙述游戏的小说,他的爱和恨,对人从来都不设防.
　　《灭亡》(中篇小说)1929,开明
　　《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理论)与克刚等合著,1927,
　　上海民钟社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理论)1930,上海自由书店
　　《死去的太阳》(中篇小说)1931,开明
　　《复仇》(短篇小说集)1931,新中国
　　《雾》(“爱情的三部曲”之一,中篇小说)1931,新中国
　　《海的梦》(中篇小说)1932,新中国
　　《春天里的秋天》(中篇小说)1932,开明
　　《海行》(散文集),又名《海行杂记》,1932,新中国
　　《光明》(短篇小说集)1932,新中国
　　《雨》(“爱情的三部曲”之二,中篇小说)1933,良友
　　《砂丁》(中篇小说)1933,开明
　　《电椅》(短篇小说集)1933,新中国
　　《抹布》(短篇小说集)1933,北平星云堂书店
　　《家》(“激流三部曲”之一,长篇小说,又名《激流》)
　　1933,开明
　　《萌芽》(中篇小说,又名《雪》)1933,现代
　　《新生》(中篇小说)1933,开明
　　《旅途随笔》(散文集)1934,生活
　　《将军》(短篇小说集)1934,生活
　　《巴金自传》(传记)1934,中华
　　《电》(“爱情的三部曲”之三,中篇小说)1935,良友
　　(《雾》、《雨》、《电》合订为《爱情的三部曲》1936,
　　良友)
　　《点滴》(散文集)1935,开明
　　《神·鬼·人》(短篇小说集)1935,文生
　　《巴金短篇小说集》(1-3卷)1936-1942,开明
　　《生之忏悔》(散文集)1936,商务
　　《沉落》(短篇小说集,又名《沦落》)1936,商务
　　《忆》(回忆录)1936,文生
　　《发的故事》(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长生塔》(童话集)1937,文生
　　《雷》(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短简》(散文集)1937,良友
　　《控诉》(散文集)1937,重庆烽火社
　　《春》(“激流三部曲”之二,长篇小说)1938,开明
　　《梦与醉》(散文集)1938,开明
　　《感想》(散文集)1939,重庆烽火社
　　《黑土》(散文集)1939．文生
　　《秋》(“激流三部曲”之三,长篇小说)194O,开明
　　《利娜》(中篇小说)1940,文生
　　《火》(共三部,第二部又名《冯文淑》,第三部又名《田
　　惠世》,长篇小说)1940—1945,开明
　　《星》(英汉对照,中篇小说)1941,香港齿轮编辑社
　　《无题》(散文集)1941,文生
　　《龙·虎·狗》(散文集)1941,文生
　　《还魂草》(短篇小说集)1942,文生
　　《废园外》(散文集)1942,重庆烽火社
　　《小人小事》(短篇小说集)1943,文生
　　《憩园》(中篇小说)1944,文生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1946,良友
　　《旅途杂记》(散文集)1946,上海万叶书店
　　《寒夜》(长篇小说)1947,晨光
　　《怀念》(散文集)1947,开明
　　《静夜的悲剧》(散文集)1948,文生
　　《纳粹杀人工厂—奥斯威辛》(散文集)1951,平明
　　《华沙城的节日—波兰杂记》(散文集)1951,平明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等合集)1951,开明
　　《慰问信及其他》(散文集)1951,平明
　　《生活在英雄们中间》(散文通讯合集)1953,人文
　　《英雄的故事》(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3,平明
　　《保卫和平的人们》(散文、通讯合集)1954,中青
　　《巴金短篇小说选集》1955,人文
　　《巴金散文集》1955,人文
　　《谈契河夫》(理论)1955,平明
　　《大欢乐的日子》(散文集)1957,作家
　　《坚强的战士》(散文集)1957,少儿
　　《明珠和玉姬》(儿童短篇小说集)1957,少儿
　　《—场挽救生命的战斗》(报告文学)1958,中青
　　《巴金文集》(1—14卷)1958—1962,人文
　　《巴金选集》(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59,人文
　　《新声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59,人文
　　《友谊集》(散文集)1959,作家
　　《猪与鸡》(短篇小说)1959,作家
　　《赞歌集》(散文集)1960,上海文艺
　　《李大海》(短篇小说集)1961,作家
　　《倾吐不尽的感情》(散文集)1963,百花
　　《贤良桥畔》(散文集)1964,作家
　　《大寨行》(散文)1965,山西人民
　　《巴金近作》(第1、2集,散文集)1978—1980,四川人民
　　《海的梦》(中短篇小说合集)1979,人文
　　《烟火集》(散文集)1979,人文
　　《随想录》(散文集)1979,香港三联
　　《巴金中短篇小说选》(上下册)1980,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上下卷)1980,人文
　　《探索集》(《随想录》第1集,散文集)1981,香港三联
　　《巴金选集》(散文、短篇小说合集)1981．香港昭明出版社
　　《创作回忆录》1981,香港三联
　　《探索与回忆》(《巴金近作》第3集,散1文集)1982,四川人民
　　《巴金选集》(1-10卷,小说、散文等合集)1982,四川人民
　　《创作回忆录》(散文集)1982,人文
　　《序跋集》(散文集)1982,花城
　　《巴金散文选》(上下册)1982,浙江人民
　　《忆念集》(散文集)1982,宁夏人民
　　《真话集》(《随想录》第3集,散文集)1982,香港三联
　　《巴金论创作》(理论)1983,上海文艺
　　《巴金散文选》1983,文联
　　《文学回忆录》与老舍等合著 1983,四川人民
　　《病中集》(《随想录》第4集,散文集)1984,香港三联
　　《童年的回忆.(回忆录)1984,四川少儿
　　《愿化泥土》(散文集)1984,百花
　　《控诉集》(散文集)1985,海峡文艺
　　《心里话》(《巴金近作》第4集,散文集)1986,四川文艺
　　《十年一梦》(散文集)1986,人民日报出版社
　　《巴金六十年文选》(散文集)1986,上海文艺
　　《巴金全集》(1—6卷)1986—1988,人文(未出齐)
　　《无题集》(《随想录》第5集,散文集)1986,香港三联
　　《巴金》(短篇小说、散文合集)1986,香港三联
　　《当代杂文选粹·巴金之卷》1986,湖南文艺
　　《寻找理想的少年朋友》(书信集)1987,少儿
　　《雪泥集》(书信集)1987,三联
　　《巴金书简.新编》1987,四川文艺
　　翻译著作：
　　《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阿里斯著,1927,民钟社
　　《面包略取》(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7,上海自由
　　书店；又名《面包与自由》,1940,平明
　　《狱中与逃狱》(回忆录)俄国克鲁泡特金著,与李石曾合
　　译,1927,广州革新书局
　　《薇娜》(短篇小说、剧本合集)波兰廖.抗夫著,与李石
　　曾合译,1928,开明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下编,理论)俄国克鲁
　　泡特金著,1928-1929,上海自由书店
　　《为了知识与自由的缘故》(短篇小说集)俄国普利洛克等
　　著,1929,新宇宙
　　《一个卖鱼者的生涯》(传记)意大利凡宰特著,1929,上
　　海自由书店
　　《蒲鲁东的人生哲学》(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29,
　　上海自由书店
　　《前夜》(剧本)彼兰廖.抗夫著,1930,上海启智书局
　　《丹东之死》(剧本)苏联A·托尔斯泰著,1930,开明
　　《草原故事》(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31,上海马
　　来亚书店
　　《秋天里的春天》(长篇小说)匈牙利尤利·巴基著,1932,
　　开明
　　《过客花》(剧本)意大利阿美契斯著,1933,开明
　　《自传》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3,上海新民书店
　　《狱中记》(传记)美国柏克曼著,1935,文生
　　《俄国虚无运动史话》(史话)俄国斯特普尼亚克著,1936,
　　文生
　　《门槛》(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等著,1936,文生
　　《夜未央》(剧本)波兰廖·抗夫著,1937,文生
　　《告青年》(理论)俄国克鲁泡特金著,1937,美国旧金山
　　平社出版部
　　《一个家庭的戏剧》(传记,又名《家庭的戏剧》)俄国赫
　　尔岑著,1940,文生
　　《叛逆者之歌》(诗集)俄国普式庚等著,194O,文生
　　《父与子》(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3,文生
　　《迟开的蔷薇》(短篇小说集)德国斯托姆著,1943,文生
　　《处女地》(长篇小说)俄国屠格涅夫著,1944,文生
　　《散文诗》(散文诗集)俄国屠格涅夫著,1945,文生
　　《快乐王子集》(童话、散文诗合集)英国王尔德著,1948,
　　文生
　　《回忆托尔斯泰》(回忆录)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回忆屠格涅夫》(回忆录)俄国巴甫洛夫斯基著,1950,
　　平明
　　《草原集》(短篇小说集)苏联高尔基著,1950,平明
　　《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集》俄国屠格涅夫著,与肖珊合译,
　　1959,人文
　　会在台州遇见巴金先生,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那是一个在台州开始下雪的日子,北风很紧,我为借一本书,跑到一个中学校的图书馆去,意外地看到他已先在里面.他的走到台州,是受了新从法国回来的老友朱洗君的劝诱的.朱君经过上海时,对他夸张台州的天气怎样温和,山水怎样秀丽,引他到了台州.谁知天不做美,欢迎他的是一天大雪和一场严寒,冻得他叫苦不迭,埋怨朱君的说谎.
　　他在朱君家里住了四五天,很有几个青年去找他,但他似乎不很喜欢谈话,人们问他,是必诚恳地答复的,却从不自己引起话机.为没有很多的话可问,“废然而返”的青年,也颇不少.有一天,因朱君的介绍,一个中学校的校董,特地设了席,“请巴金先生谈谈”,这是台州的大绅士,曾经自称为“无……主义”者,深通世故人情,主张凡事“老例莫改,新例莫增”的,他同“巴金先生”在那天“谈谈”什么呢?我很想问问巴金先生,不知怎的终于没有问成.想象起来,该是一个很有兴味的Soène罢?
　　* * *
　　就在那个中学校的图书馆里,我同巴金先生谈了许多话.我们谈到Esperanto运动,谈到他最近的长篇《新生》,批评穆时英,提起韩侍 .我说中国的批评界实在太糟,他说中国根本无所谓批评,但有两个人很有希望,就是苏汶和韩侍 ,因而又谈到“自由人”运动和左翼文坛.我问他在上海所观察到的文坛的趋势,凶说这倒不容易看出,因为现在的文坛实在太混沌.最后,我单刀直入地说到他的作品.
　　“你的《砂丁》、《煤坑》这类作品,是有实际的观察做根据的么?”先是这样的动问.
　　“有的,我曾经到过矿山和煤坑,我亲眼观察过那种情形.”
　　在这时候,我忽然觉到他的尖锐的眼光以两片玻璃为障碍蔽物,很留心地在侦察我.我把我的眼光迎上去,他的就避开了.
　　“我同意于《现代》上一个读者的意见,你的作品的结局,过于阴暗,使读者找不到出路.”
　　“是的.不过我的作品是艺术,不是宣传品,我不想把抽象的政论写入我的作品中去.我从人类感到一种普遍的悲哀,我表现这悲哀,要使人类普遍地感到这悲哀.感到这悲哀的人,一定会去努力消灭这悲哀的来源的,这就是出路了.我是有一种信仰的人,我也曾在我的作品中暗示着我的信仰,但是我不愿意写出几句标语来.”
　　“我认为自从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时代以来,暴露社会的黑暗,表现人生的悲哀的作品,已经很多很多了,在读者的心中,黑暗感已经太浓重,此后是需要指引新的社会新的人生的光明.”
　　“是的,不过作家的意识是被生活所决定的.我的生活使我感到尚有猛烈地攻击黑暗之必要,我的生活给我太多的悲哀,所以我自然而然写出了那些作品,我不能故意地去写别样的作品.”
　　接着,我转到另一方面：
　　“我先前往在都会中的时候,读到你的作品,非常地受感动,但在农村中生活了两三年之后,我的感觉就不同了.你所表现的悲哀,对于生活在农村中的人,有许多地方是很隔膜的.”
　　“那是因为我一向住在都市中的缘故.”
　　这一句话,被我敏捷地捉住了：“所以,我想先生可以到农村中去住若干时候,看看农村中的情形.中国社会问题的核心,是农村问题.这方面,实很需要作家的注意.对于封建势力之下的旧农村的描写,鲁迅曾尽了最善的努力.近来,茅盾、蓬子等作家,则努力于最近的恐慌之下的农村的描写,我觉得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你曾经自叹你的作品或将写完,也可以向这方面去找一点新的题材么?”
　　关于这一点的他的答复,颇出我的意外,他说：
　　“这自然是很好,可是并非必要.我认为艺术与题材是没有多大关系的,艺术的使命是普遍地表现人类的感情和思想.伟大的艺术作品,不拘其题材如何,其给予读者的效果是同样的.”
　　但是,我还要追下去：“我所看到的情形却不然.现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只是都会生活者的读物,在农村中很少流行,就是因为题材之故.鲁迅的作品不能说没有艺术价值,而且也不见得十分容易理解,但他实际上获得最多的读者.假使有两部在艺术意味上是同样伟大的作品,一定是以农村的题材的题材的一部,更易获得读者,因为中国的读者,存在于农村中的比都会中的为多.”
　　而巴金先生的答复仍旧是：“这是比较好,然而并非必要”两句话.
　　有一天,他到我的寓所去看我所译的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的草稿.我征求他的批评.他给我一个很使我感奋的答复,后来,他看到我在这译稿上的笔名,若有所思地问我：
　　“你是译过一篇高尔基的小说的罢?枣就是那《秋夜》,我在克刚处看到的.”
　　这一问,使我稍有点吃惊,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我还是一个学生,跟了吴克刚先生学法文,有一天,我偶然从法文重译了高尔基的《秋夜》,署了一个笔名,请吴先生替我校正,不知怎的却被巴金先生看到了.我想他一定是偶然瞥见的罢.想不到事隔五年,他还记得这种琐细的事.这不但可见他的记忆之强,并可见其注意之深,他的作品中对于人心的深刻的观察,以及对于悲哀的亲切的体验,由此可知不是无故的了.